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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泽东为何说林彪“帮了一个好大的忙” |
| | 邱会作回忆：“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要汪东兴回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给在那里紧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好大的忙”！当时邱的理解是：毛主席这一句话的含义，就是他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林彪死了嘛，把罪名搞到林彪头上，民怨转到林彪头上，他就争取了主动
专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
★程光 ☆高伐林，《名星》第9期，2014年7月
《邱会作家书》（程光编注，明镜出版社）
毛主席坚持“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当世界领袖！
我们对几个“穷朋友”，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那是花了大本钱的……好的方面说是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胸怀；从不好的方面来说，那是不惜中国国家利益的牺牲，为了达到他（毛）的个人的目的。
发动“文化大革命”，最最基本的（要害）是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
由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邱会作家书》中记载的上面这些话，出自一位15岁就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中将、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一位被判刑16年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口中，自有一种惊心动魄和发人深省的效果——如他所说：“我是管军事援助的，毛主席做了什么事，我都很清楚。”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文革”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几位被指为“林彪死党”的将军的回忆录，相继出版，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以致于被一些“文革”研究专家称为进入了“吴李邱时代”。《邱会作家书》辑入邱会作出狱之后写给儿子邱承光（程光）的23封信，以及一些重要附件——他写的谈话记录、手稿真迹、申诉存底等，可以看作是邱会作回忆录的延伸和扩展。
这本书的编注者，就是家书的收信人、68岁的程光。
1946年出生的程光，19岁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刚读了一年就赶上了“文革”爆发。1968年他到广州部队当兵，后任班长、宣传干事、连指导员、团宣传股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受到株连被关押，1979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他多次上诉，经胡耀邦亲自过问，撤消处分，被安置到江苏无锡的工厂。他在那里自学机械工程数年，从打杂工成为技术员、工程师、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所设计或主持的项目，获得过国家部委和江苏省科技进步奖。1988年受聘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中美大型合资企业总经理。
1998年，52岁的程光辞掉公司高管职务，腾出精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协助父亲整理回忆资料。他在《邱会作家书》每一封信的后面介绍背景，讲述了与信件、史料有关的故事和资料。在今年7月16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邱会作家书》是明镜出版社的主打书目之一。
笔者与程光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就编辑问题多次交换看法。2014年6月，程光详细书面回答了我的专访提问，以下内容是在这一基础上整理而成。这里节选部分內容，全文13000多字，请见《名星》第9期和明镜新闻网。
父亲的罪名是被强加的
高伐林：程光先生，您好！您编注的《邱会作家书》出版了，我们可以来谈谈一些读者感兴趣的与您父亲、与家书有关的问题了。
对父亲在林彪事件后的遭遇和被安上的那些罪名，您怎么看？
程光：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广东工作的我与家人失去了联系，1979年我才得知父亲被关在秦城监狱。在一次探监中，他把写在半张残破纸片上的信带了出来，上面有一句话说：“‘武’‘谋’‘逃’他们始终未正式提出，只有影射。”我们解读出来，这三个字的意思是指“妄图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外逃”这三项罪名，我才知道扣在他头上这三项罪名纯属强加。
1981年他出狱后，对明显的冤枉，本可以及时地为自己申诉辩白，但他没有。他对我说：“对个人问题一字不提。中心问题是要表明，我是关心因我的问题而受株连的人，并非是自己在做什么文章。我也会明确提出，天大的问题由我承担责任，而不要株连无辜的人。”（《邱会作家书》21页，以下简称《家书》）。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一个敢于担当，忠于职守的人。
高伐林：父亲被监禁之后，您是什么时候首次再见到他的？
程光：1980年初，我在北京秦城监狱看到了分别九年的父亲。
高伐林：您还记得当时的印象吗？
程光：他面色灰黯，非常消瘦，眼窝都凹陷进去了，手臂从袖子里伸出来，枯瘦如柴。他比原来瘦了三十多斤，让我都不敢认了。三九隆冬的寒天，他没有衬衣穿，光著身子穿著破烂不堪的旧棉袄，领口衣襟上的污垢结成了黑亮的板，身上散发著长期不洗澡的臭气。
虽然他一副饱受折磨的样子，但思维清晰，目光有神，显示出坦荡不屈的神情。
不久之后，父亲借亲属再次探监之际，带出了写在那半张残破纸片上的短信，其中写道，“我的凄惨这不说了，但愿有面谈之日”。（《家书》12页）我久别之后见到正被专案审查的父亲时，为他的处境感到震惊。
父亲在写过那张短信后几个月，被押“公审”判处16年有期徒刑。这对一个近70岁、饱受折磨的老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打击！我曾想，父亲要恢复虚弱病残的身心，须要相当时日，也可能从此他就会默默无声、终老到死。或许当局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些判罚可谓“盖棺定论”了，即便释放了父亲，也等于永远剥夺了他的话语权。
邱会作被关在北京秦城监狱时，利用半张纸片上的空白，偷偷给家属写了个短信（图中小字为邱的手迹）。
为反击诽谤而写书
高伐林：您为什么萌生念头，整理、编注这本家信集？
程光：父亲关在狱中所受摧残的情况，当局对外是严格封锁的。他被安置在西安，仍然被监管苛待，当局也对外保密。然而，在社会上却流传著不少消息，说他们在狱中“受了优待”，“照顾很好”，保外就医后，过著“优裕自在”的生活……这种谣言多出于有官方背景的媒体，源源不断，误导社会视听。父亲去世后，他的回忆文字出版了，披露了大量事实真相，包括对他们曾采取的严厉逼供和惨无人道的人身残害，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于是，谣言又有了新的指向，非议父亲回忆的真实性。向他身上泼脏水的，人不多，却有著“来头”和背景，说什么父亲的回忆“笔法较为随意，有点类似于纪实文学。没有交待信息来源”，对于我记录的父亲的一些谈话，说“不可能以那种方式进行那么多交流”，极力贬低打压。
面对这些，我萌生了要写一本书的想法：要向世人说出“信息来源”和相关证据，展示那些历经劫难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于是，我决定以父亲出狱后写给我的几十封信为线索，加上一些重要附件——都是父亲写的原始材料、手稿真迹、原始录音等，汇集成一本《邱会作家书》出版，它记录著父亲与儿子二十多年的心灵交流。2014年，适逢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就把它当作向敬爱的父亲的献礼。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填补缺失的历史
高伐林：父亲在二十多年间给您的家信，应该说很有史料价值。
程光：是的。前几年，一批“文革”期间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史料面世了，提供了大量曾遭到封锁的史实和资料。人们对此多给予正面积极的评价，有资深学者称：研究文革史进入了“吴李邱”时代。这本《邱会作家书》，也可以说是“吴李邱时代”的成果，是父亲回忆录的印证、补充和扩展。
首先，它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并对已有的史料更加细化、深化。这些是以邱会作的亲笔家信、回忆手迹、录音整理稿亲笔修改件等形式问世的，显示了它所承载的那些忆述、谈话的真实性、可信性。像父亲于“公审”前几个月在狱中写的短信，透露了“公审”前操办者的一些内幕，揭示了此举并非公正、依法，更多是作为政治手段。父亲出狱后写的回忆稿《深得人心》、《文革政治漩涡中的周恩来》（《家书》98页、206页），忆述了“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的一些活动和他们之间鲜为人知的关系。而父亲的回忆稿《初到北京工作》（《家书》325页），忆述了1956年全国“肃反”、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及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彭德怀领导批判刘伯承、粟裕等人的情况。关于这些方面，过去当事人的回忆非常稀少，所以它有著相当的价值。
还有，它如实记载了“公审”后主要当事人的真实状况。此前对此要么严加封锁，要么有意放出一些不符事实的报道。
《家书》记录了父亲晚年21年的生活，它不仅是个人经历，也是国家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过去，对“反右”、对“右派”遭到处理后悲惨遭遇的忆述，揭示了“反右”的本质；而“文革”中老干部被打倒后的遭遇，千万普通家庭苦难的记载，也组成了文革史的一部分。可是，对父亲他们这样的情况却少有触及，几十年过去了，还算是“敏感问题”！这次《家书》的出版，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一段不可缺失的历史空白。
邱会作、胡敏夫妇在西安简易住房里庆祝50年金婚。从图中可以看出，被保外就医8年之后的邱会作生活条件仍然相当简陋。
解读历史有独到的眼光
高伐林：读《邱会作家书》，我感到，你父亲在很多信里涉及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话不多，却有分量。
程光：是的，他作为当事人，不仅要回忆、提供事实，他对所经历事件、所接触人物的印象、理解和判断，不管是那时的念头，还是事后的反思，也都很重要。更何况，那段历史的知情人很少，而且越来越少，敢于负责地如实说出来的更少。
因此，他们讲出、写下的无论是事实，还是感受、分析，一定要保存下来，进行研究。这一点，过去有时被忽视。不是说文革史研究已到了“吴李邱”时代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吴、李、邱本人的解读——这也是一种宝贵的史料。根据目前我的了解，在他们几个人当中，父亲留下这方面的东西最多，他作为当事人，现场有些在别人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事，或是想不到的事，他都能细心观察，有时会对一些扑朔迷离的事件和人物的动机，研判出深层原因，让人茅塞顿开。
高伐林：能给我们读者举几个例子吗？
程光：比如，毛泽东和林彪交恶的原因。过去，归咎于林彪“有野心”。但是父亲指出，原因在于毛泽东和林彪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思想分歧。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张春桥的问题”，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了，实质上就是冲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发现林彪不是一个听话的人了。小人物触动“文化大革命”不要紧，林彪触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问题呀！（《家书》274页、308页）如果按这个思路分析之后那段历史，许多费解的问题，就容易理出脉络。
又如，毛主席自庐山会议后为何对林彪步步紧逼，致使亲密战友反目为仇？传统解释是“党内路线斗争”，林彪要“谋反夺权”。但父亲不那样看，认为：毛对林，简单来说是毛泽东要不要林彪的问题。“要”是一种处理办法，“不要”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矛盾主要方面是在毛泽东。（《家书》275页）父亲的话言简意赅，却很深刻，道出了中国执政党体制上的缺陷。历史上党内那么多“路线斗争”中，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是这样，邓小平对胡耀邦、赵紫阳也是这样。某一个人高居在党和国家法定的最高领导之上，一个人说了算。
又如，对“九一三”所谓的“军事政变”，收录在本书里的一篇父亲的讲话《谈九一三事件》中，坦率地说了八点不可能的理由，他依据的，是他在现场参加中央政治局处理该事件的过程和观察。我相信读者看了，会感到那些分析非常理性、客观，有很强的说服力。（《家书》278-281页）
“军事政变”，这个结束了父亲政治生命的事件，在“公审”他之前居然没人正面询问过他，后来“公审”当庭也没审问他，却以此定了他大罪！所以，父亲一直期盼著当局能公布什么依据，可是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也没有看到。他说，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到1981年公审的10年间，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为什么不公布呢？！如果有这个材料，这是打击林彪的“核武器”呀！那是致命的打击呀！后来，我看了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纲领是“设国家主席”和提出“天才论”，这个能够是武装政变的反革命纲领吗？关于“设国家主席”，林彪即使提了100次意见，他还是一种意见呀！“天才论”的见解，即使林彪说了100次，也还是一种见解呀！说这些就是武装政变的纲领，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呀！（《家书》281页）
林彪之死帮了毛的“大忙”
再如，对“九一三事件”牵涉人员的处理，毛泽东这样的智者，为什么迫不及待，在情况还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要定案，打击了一大片？父亲回忆了“九一三事件”后一次政治局会上的场景：毛主席要汪东兴回福建厅给大家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好大的忙”！……当时，父亲的理解是：毛主席这一句话的含义，就是他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林彪）他“帮了一个好大的忙”嘛！他死了嘛！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林彪头上了——“这就是毛主席处理‘九一三事件’的主要逻辑，也是主题思想吧！”（《家书》317页）
对此，父亲还有他进一步的解析：毛主席还能不知道“九一三”是怎么回事儿？他心里明白着呢。他是让林彪“帮了一个大忙”，把罪名搞到林彪头上，民怨转到林彪头上，他就争取了主动。
高伐林：你父亲有这样的判断，也是长时间反覆思索的结果吧？
程光：是有一个变化过程，比如对“文化大革命”，变化就很明显。
父亲作为一个“文革”最初两年遭受武斗打击，后来参与中央工作几年，后期五年被关押远离运动的人，他心情复杂。“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紧紧地连在一起，他说过，他决不会去“反毛”，去否定它。父亲在“文革”中受到摧残，提起来义愤填膺，但他坚持认为“文革”是共产党领导的历时十年的政治运动，而非简单的高层权力内斗。它是党和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有它发生和存在的理由。
某些声称“彻底否定文革”的人，把资料封闭，对核心的问题不许涉及。父亲和他们态度不同，他反对将那段历史完全割断，“一笔勾销”。他对历史和现实不停地反思，越是晚年，他的思想越是成熟，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声称“不否定”，变成了批判地总结。父亲说：毛主席最大的错误是搞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为了坚持“文化大革命”，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说“文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马列主义”。但这是不可能的呀！把国家都搞乱了，把中国都搞坏了，你中国共产党还能是马列主义政党？！（《家书》291、301页）
父亲在认识上有这么大变化，得益于他以惊人的毅力，认真读书，上老年大学，坚持写笔记，学习新知识。他留有多本笔记，从最新的科技成果，到历史考证；从国际上的大事，到国内社会新的动态，父亲都在笔记中记载着。父亲刚到西安，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钱订报刊，就到附近小旅馆里借各种报纸读。后来他经济也不宽裕，还是购买、寻找了大量的书籍文献资料，如毛泽东等人的文稿、周恩来等人的年谱，党史军史专著和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回忆录，放在他的案头，反覆阅读。一些重大事件，如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事变动，以及国家发展建设上一些大事，都令他关注和思考。晚年的父亲想得深了、看得远了，视野和心胸更开阔了，读者可以从阅读《家书》中明显地体会到他内心的变化。
父亲写回忆经历了21年（1981～2002）。这和他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21年（1929～1950），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的21年（1950～1971）一样多，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是中国冲破“文革”思想禁锢，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父亲早期写回忆，受隔离和困难处境的束缚，有时显得压抑，申诉和辩解、受迫害的怨气和对领袖的感情缠绕在一起，又要表白自己的冤情和对党的忠诚，都很明显；中期写的稿子中仍有痕迹，但逐步放开了思想，对史实敢说敢写，对领袖的错误直言不讳，可仍然有被冤屈、求清白的情绪和辩解时的激愤。晚年的父亲逐渐淡泊了，更注重回忆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从中汲取和总结经验教训。他思想解放，总结反思，对史实的回忆更加丰富，评写领袖功过更为客观理性。其实，父亲的思想一直在变化着，在二十多年武装斗争中，他从少年红军士兵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在二十多年的国家建设中，他从军队干部逐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队和国家经济工作负责人之一。而他经历的最后二十多年，尽管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且生活艰辛，可是他思想从来没有落伍。父亲是勤奋学习工作一生的人。
他晚年为我写了一幅字：“天道酬勤”，是父亲自己一生的感悟，也是对儿子的勉励。
周氏专用语“中央政治”
高伐林：以他身居要职和所处位置，对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角度，他在信中和所写的文章中，对他们的回忆和认识，是最让读者关注的部分。
程光：父亲对他们，无论他们被视为“神”，或是还原于人，无论在受人崇拜，还是受人诟病，他都能坚持讲真话、实话，从不随波逐流。
对毛泽东，父亲很年青时就认识了，并在他身边工作了几年，把他当成爱戴的长辈甚至“家长”看待，忠诚不二。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却把他打成了“反党集团”成员，造成了冤案，后来又被人拿着对他搞了“公审”。父亲说，我的政治生命被扼杀，是从毛主席开始的。但是，“我是把毛主席放在党、国家、人民的利益之上来考虑问题的。诚然，毛主席有负于我，我是有反对毛主席的资格的。我是决不反毛主席的。”（《家书》129页）当时国内外一些人掀起了一股“反毛”的风，除了从政治上对毛泽东根本否定，还有不少丑化他个人生活的书籍和“小道消息”。这些东西在社会上流传，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父亲说，“毛主席当然是有错误的。他的错误有的可避免，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毛有错误就罪大恶极？要是王明不下台又会怎样？对毛主席的错误，只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家书》129页）
对于林彪，父亲和他有二十多年的战斗和工作关系。他没有因为林彪在“九一三”后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而有意地丑化他，否定他。父亲客观公正地说出他的历史功绩——不仅有战争年代，也有和平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他抵制江青一伙、稳定人民解放军的斗争。父亲在列举了大量事实以后说：林彪反“四人帮”是在毛主席生前反的，这就等于在太岁头上动土，要有最大的胆略和冒着很大的风险才能这样做，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为党的利益而奋斗的决心，他才能这样做。在毛主席身后反“四人帮”，我并不持异议，并不是说他们反得不对。但是，毛主席生前和身后反“四人帮”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说，林彪反“四人帮”是坏人与坏人的斗争，是坏人之间的斗争，他们反“四人帮”就是好人同坏人斗争。这种说法是与历史不符，也与情理不合。（《家书》314页）
对周恩来，父亲更是感情深厚。红军时期，王明路线盛行的1934年，周恩来曾救父亲性命于“肃反”处决枪口之下。此后，他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多年，对周有著如父如兄的情谊和感激。但是，对这样的大恩人，父亲在回忆中，对周恩来历史上的两次王明路线错误毫不掩饰。现在的主流忆述，压倒的舆论是歌颂周恩来“文革”中的作为，淡化开脱其所不当，甚至邓小平都说他是“违心地在做事”。父亲却不那样，还是如实说出其作用和责任：周恩来就是“文化革命”的“总参谋长，或是总管”。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小事都是毛主席点头的，大小事都是周总理执行的。……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什么？“拥护、执行”四个字就完全可以表达。（《家书》201、221页）
对于在“文革”政治漩涡中一直在政坛上站住不倒的周恩来，父亲说出了一个关键原因：“中央政治”是周恩来的专用语。过去他比较含蓄地用这个词，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就公开对政治局的一些同志讲了，对黄、吴、李、邱明确说，我们讲的“中央政治”，是指毛主席、林副主席、和“那个人”（江青）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有大的麻烦……周恩来对江青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和错误心里明白，但他很少说。对江青的霸道行为，周恩来是忍让的，有时甚至迁就和放任。（《家书》228、214页）
类似这些，在父亲的书信和忆述中还有很多。我正是从这里看到父亲不以个人恩怨论人，不以个人好恶评史。
旁观者清：一个独到见解
高伐林：《家书》中对当下国家大事的评价，也值得注意。
程光：父亲作为一个“文革”中曾在中央工作过、又被打倒的人，如何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看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大事，也是这本书的亮点之一。回顾历史是为了认识未来；而对当前的正确认知，也是厘清历史经纬的要素。
父亲被保外就医后，不是封闭于过去，而是着眼于当代。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有很多干部和群众还在疑惑，父亲就明确表示赞成——他早在1983年2月给我的信中就说，我对经济改革是全部能接受的。我认为这种政策既是救民的政策，也是救他们（当权者）自己的政策。要是不从农村开始改革，现在不知乱到什么程度了，他们自己也可能被人赶下台了。（《家书》46页）父亲这样想，与在台上当政的老干部相比，也应算是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了。
父亲反思了中国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说有数千万人饿死。中国老百姓历经灾难，其实要求也不高，只求能温饱一点，但却长期得不到。父亲说，作为一个世代农民的儿子和长期在农村根据地战斗的人，他太了解中国农民了，他们实在太苦。而改革从农村开始，是中央走了关键性的一步好棋。
父亲在之后的信里，不止一次表示拥护改革开放。他不仅看到了改革的外在现象，而且看到了更深的内涵。他认为，当时中央以农村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表现出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在过去，“三面红旗”中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毛泽东的“禁区”，从来不许别人说三道四。谁要闯了那些“禁区”，谁就会被打成“反党分子”。父亲说，“文革”结束好几年了，人民生活还那么苦，说明这不仅是某个人的失误，而是党在农村政策上整体性的重大错误。现在大胆地在这上面开了刀，破除了过去多年的迷信，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随著改革开放的进展，父亲进一步看出了它的伟大意义。他1987年11月在给赵紫阳总书记的信里附的学习笔记中写道：“毛主席创造性地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的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我们依靠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依靠这条路线也一定会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家书》155页）
父亲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令我很惊讶。因为四年多之后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还在排除阻力推动改革，还得突破那种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思想障碍，而父亲很早就看到了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发展的伟大意义。
父亲晚年虽然远离政治中心，生活十分艰辛，但他一直关注著中国的改革开放。每当有回潮倒退，他忧心忡忡；每当有新的进展，他欣慰高兴。他有一个让我觉得独到的见解——他很早就说过，后来多次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从政治改革开始的。这点后来被人们忽视了，误以为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他说，正是中国以政治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才有以后那么大的经济成就。后来，中国在政治改革问题上，远没有改革开放之初那样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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