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在太原上初一時，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是楊興先生，他五十來歲，面善心和，學問很好，說話慢悠悠的，嗓音渾厚，很好聽。雨天進了教室，衣服前後胸兩道泥漿，因他的破舊自行車沒有擋泥板，兩個軲轆同時捲起泥漿，一路甩到他前胸後背上，他的邋遢形象曾是同學們嘲笑的話題。

一天，解放軍派到我校的軍宣隊（全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忽然把楊老師關押在二樓教研室里，派我班同學到他家去取鋪蓋，說是以後他就住在教研室里，不准回家了。他自己的辦公室，頓時轉型為關押自己的牢房了。

 我隨三個同學到了他家，見屋裡凌亂，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窮得很，一位面黃肌瘦的婦女呆坐在木板床上，四個衣衫襤褸的小孩嚇得發抖，這才知道楊老師有五個孩子，只有老大剛有了工作。楊夫人有精神病，全家七口靠楊老師每月六十來元的工資維持生活。   

軍宣隊關押他的理由，說是查出來他在武漢華中師範學院讀書時參加過國民黨，當時正在清理階級隊伍，凡是參加過國民黨的人都屬於歷史反革命，是專政對象。

軍宣隊選出六名所謂“根紅苗正”的同學，成立了一個看守組，兩人一班，輪流與楊老師住在教研室里，白天晚上監視他。軍宣隊不讓我參與看守組，怕我放跑他，因為我姥爺和父親都是國民黨員，也是歷史反革命份子。

 第二天，楊老師就自殺了。

 我早上七點到校時，看到教學樓下的水泥地上躺着一個人，走近一看，是楊老師，頭上有一個拳頭大的血洞，臉色灰白，緊閉着雙眼，緊咬着牙關，一臉絕棄黑暗社會的表情。文革中，我見過的死人很多，有自殺的，也有被殺的，見慣了，也就不怕了。我蹲在他面前看了好久，背後的同學互相推擠，差點把我推到楊老師屍體上去。

看守組的同學告訴我楊老師的自殺過程。

他被關起來以後，一直很安靜，看不出來異樣。晚上吃過窩頭和煮白菜，就坐在單人床沿沉默着。軍宣隊令他寫交代材料，他抽出鋼筆，慢吞吞的寫了幾行，就把筆放下了。晚上九點熄燈，他一聲不吭躺下。到了凌晨兩點，同學聽到聲音有點不對勁，爬起來一看，楊老師坐在床邊，已經用刮鬍子刀片割開脖子，右手端着飯碗，湊到脖子血管上，接那流出來的血。血流滿了一碗，溢出來，淌到地板上。

看守組驚恐地大叫起來，找來軍宣隊，軍官立刻吩咐同學用平板車把這個“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的反革命分子”拉到山西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搶救。醫生包紮住傷口，說問題不大，切開的是靜脈，不是動脈。如果是動脈，血會射出一米遠，那就沒救了。

軍宣隊大罵了楊老師一通，又把他拉回教研室，吩咐看守組近距離嚴加看管。那個後半夜，同學們沒人敢合眼，死死盯着他。楊老師仍然保持沉默，表情非常安靜。

到了早上快七點，楊老師從床上爬起來，說要刷牙洗臉，趁着同學們放鬆警惕轉身為他拿臉盆牙刷的當兒，從二樓窗戶一頭栽出去。他是雙手背在身後栽出去的，為得是頭先着地，果然當即撞死了。

過了幾天，我班來了一位臉上長着大片蝴蝶斑的女老師，走路挺胸撅腚，腳步輕盈，就像水上漂。據聞是省軍區某大官的兒媳婦，曾在國家體操隊做運動員，退役後改行做了語文老師。她的錯別字很多，把“浪遏飛舟”念成“浪竭飛舟”，同學們根據她的面部膚色，給她起了個綽號“茄子皮”。

我至今懷念我的楊老師。他的濃眉，他的國字臉，他的慈愛目光，他的屍體模樣，他死去後臉上那副與反動黑暗社會徹底決裂的表情，四十多年過去了，仍然歷歷在目。他見我喜歡古文，曾在教研室單獨教我背誦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他背一句，我跟着背一句，三遍之後，我就會背誦全文了。他說，這是大學文獻派的教學方法，用來訓練學生博聞強記。我後來成了作家，上了北大，楊老師的教誨之恩，終生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