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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埃及故事还没完，埃及来信在续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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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按：前几天，我转载了四封埃及来信，引起诸位高手热烈讨论。埃及民主化一波三折的故事，还在继续；旅行者专栏作家郭建龙的埃及来信，也还在一封一封地继续往下写。朋友知道我盼望了解埃及演变的内情，便也不断给我转来，又陆续发来四封，都是原刊于新浪网刘军宁、吴伯凡和张赋宇的“三剑客”博客。这里我也将之继续转贴出来，供关心埃及、以及希望为中国的变革和发展增添前车之鉴和他山之石的朋友分享。
埃及来信（续）
郭建龙（旅行者专栏作家）
原刊于新浪三剑客博客（刘军宁 吴伯凡 张赋宇）
世俗化、激情和失控：埃及来信之五
当独裁者被推翻后，独裁期间毁掉的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依旧处于毁坏状态，使得改革者和社会之间无法达成必要的相互信赖，结果是，激进走向更加激进。
不和谐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大。2011年3月19日关于对宪法临时修正的公决之后，随着政治进程的继续，人民和军方托管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扩大了。
军方越来越认定，放眼四周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可以信赖的对象，可以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将政权让渡出去。而统治国家的千头万绪也让他们陷入到具体事务当中，无法将精力完全放在承诺的事情上。
前面几位埃及总统虽然都是军人出身，却在坚持世俗化上表现坚决。他们大都带着社会主义思想成分，认定发展埃及的道路应是世俗的道路，不是回归宗教。由于埃及有着很强烈的宗教色彩，使得政府必须足够强力和坚决，才能维持世俗化的方向。
埃及的军队也是世俗化的代表，其高层军官大部分赞同在保留世俗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化的改革。但埃及只有穆斯林兄弟会这一个宗教性的团体足够强势，引起了军官们普遍的担忧。
但这一切对于人民而言却是另一番景象。随着军方的拖延，人民开始担心军方并不想放下权力，他们甚至担心军方会一直借口政治的不成熟而抓住权力不放。穆巴拉克将紧急状态维持了三十年，难道军方不能再拖三十年？
激情政治
在质疑政府的时候，人民却没有足够的智慧组织起有效的世俗性政党参与到政治当中。
为了对抗军方，学生们和青年们组织了一个个的示威机构，这些机构带着原始政党的意味，却总是以具体的对抗措施为目的，并加上一些模糊的愿景做调料。这样的组织很难被纳入到民主化的实际进程当中，而他们总是觉得变革的步骤进行得太慢。
当示威继续的时候，军方的耐心也在逐渐消磨。一方面，他们陷入了承诺的陷阱，必须尽早将政权交出，另一方面，局势的失控更让他们焦头烂额。
为了对付四处出现的示威，立法机构制定了新的法律，规定示威不得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但这样的立法只会导致人民进一步的反感，仿佛证明军方已经又回到了老路上，而曾经承诺的改革和政权交接都无法兑现。
当独裁者被推翻后，独裁期间毁掉的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依旧处于毁坏状态，使得改革者和社会之间无法达成必要的相互信赖，结果是，激进走向更加激进。
从2011年4月1日开始，埃及的革命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这一天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许多等得不耐烦的人们又走上街头，提出的口号是“拯救革命”。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革命彻底走向了失控，激情的成分超越了理性，被革命激起了热情的人们虽然缺乏目标，却一次次走向广场表达他们的热情，他们每上街一次，距离妥协与和解就更加遥远。
政治家枉费心机地想将社会拉回轨道之中，不要失控，但是，已经没有人、也没有一个集团有能力做到了。
宗教冲突
在每一次的激情释放中，也越来越多地夹杂了各种宗教的成分。埃及是一个宗教关系复杂的国家，除了伊斯兰教之外，还有属于基督教的科普特教徒（Copts，即基督教的埃及支派）。
科普特基督教在埃及存在了接近两千年，如今是埃及的少数派，他们始终支持稳定和世俗化政策。郭建龙摄
在历史上，埃及的基督徒一直以虔诚和保守著称。当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后，由于埃及有着数千年的宗教传统（古埃及多神教），在神学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思辨体系来解释上帝和耶稣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等等，对基督教的理论影响深远，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主导了基督教的发展。
当然，在虔诚的另一面，就是残忍。历史上埃及的基督徒以坚决地反对异教、迫害异教徒著称。《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最惋惜的一位异教徒女哲学家Hypatia，就死在基督教的愚民、暴徒之手。这些人也焚毁过无数的神庙和异教建筑。
但到了现代，作为埃及基督徒后裔的科普特教徒成了少数派，也成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受害者。随着革命的进行，宗教冲突的发展，激进分子制造了一系列针对科普特教徒的袭击。
开罗科普特区内狭窄的街道，使得这里成为易守难攻的所在。郭建龙摄
2014年，我参观了埃及的科普特区。虽然当初的混乱已经成为了过去，但这里仍然戒备森严，仿佛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骚动。
任何有风吹草动的时节，科普特区的戒备都会立即加强，而这，就是2011年革命留下的遗产。
科普特教徒居住地是一片四面封闭的区域，由高墙与其他区域隔开，一旦进入区域的通道关闭，这里就成为一座可以固守的堡垒。在堡垒的四周，是警察拉起的钢铁挡板和水泥桩，外来的车辆很难进入。任何有嫌疑的行人都会受到搜查。在区域内，也有着无数的看守警惕地注视着人们。
除了针对于基督徒之外，以色列在开罗的大使馆也成了激进的人们攻击的对象。2011年9月9日，数千埃及人到以色列使馆前示威，他们从一家警察局盗取了武器，最终突破了封锁闯入了使馆。这件事造成了严重的外交危机，以色列使馆不得不转移了办公地点，直到2014年，他们仍然龟缩在开罗一个狭小但戒备森严的地方办公。
骑虎难下
乌合之众们除了表达政治和宗教上的诉求之外，并不拒绝其他更加自私的目的。埃及各个博物馆里收藏着数目巨大的文物，这里也被他们盯上了。
在开罗著名的埃及博物馆，塞满了古埃及时期的各种文物。不管是法老的雕像，还是木乃伊，每一个品类在这里都有几十件，有些品类甚至有上百件、上千件。这里还展示着图坦卡蒙法老的宝藏，以及新王朝时期最著名的法老木乃伊。
在摆放历代法老木乃伊的展区里，展出着一具儿童的皇家木乃伊。这具木乃伊在2011年的革命期间遭到了盗贼的破坏，头从躯干上掉了下来，身体也分成了几部分。盗贼们乘着革命时期警力的不足，进入博物馆偷走了数十件文物。在偷盗期间，盗贼们肆意破坏了数件古代的珍品，其中就包括这具已经有了三千多年历史的儿童木乃伊。
当混乱过后，修复好的木乃伊再次出现在参观者的眼前时，只有修复者痛心疾首的说明文字，记录着当初的混乱。
除了在开罗之外，在其他地方的小博物馆，偷盗更是经常发生。如今，当秩序逐渐恢复的时候，当初许多被盗走的文物又从美国、欧洲等地陆续追回，但另一些却再无下落。
当事情变得更加混乱时，军队的临时政权处于骑虎难下的状态：一方面他们必须结束这样的混乱局面，给后续的政权留下较为和平的环境；另一方面，他们多在台上一天，就可能增加混乱。即便埃及的军队，也没有能力对付越来越多的示威群众，他们必须妥协。
但可怕的是，即便临时政府放弃执政，也并不一定能够减少社会的混乱，因为埃及国内根本缺乏既与前政权没有联系、又有成熟执政经验的人。
经过权衡，临时政府决定加速放权。于是，穆斯林兄弟会上台的时机到了。
安拉的胜利：埃及来信之六
穆斯林兄弟会倒台后，人们开始想起Shafik，并后悔当初没有选择他。但埃及人在激情的驱使下，Shafik即便上台，也会成为短命的执政者，最终由于失控而被迫下台。
在埃及，我经常问当地人的一个问题是：2012年，你们经过合法合宪的选举，将穆斯林兄弟会选上了台，穆尔西当选为埃及第一位真正的民选总统，这一切都是埃及人民决定的。可是，为什么到了一年后，你们就大规模集结开始反对穆尔西，导致他被军队政变下台，埃及的宪法遭到破坏。而再过了一年，你们又欢天喜地进行投票，把搞政变的人选成了总统？
典型的回答已经在之前的【埃及来信】中已经提到。大多数埃及人的回答都语焉不详，仿佛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又仿佛他们从头至尾都反对穆尔西。
一位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告诉我：在穆尔西当选的那次选举中，实际上还有另一个人更适合当总统，但是穆斯林兄弟会胁迫了军政府，让他们明白如果不选择穆尔西，兄弟会就会立即组织人们上街，社会立即出现乱局。
所谓的另一个更适合当选的人叫Ahmed Shafik。但说这话的人似乎淡忘了，在那次选举时，Shafik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候选人，因为在所有的候选人中，他和前政权的联系是最密切的。
实际上，在革命进行中，穆巴拉克受到示威威胁的时候，曾经改组了政府，任命了新的总理，这位总理就是Shafik。Shafik出自空军，也曾经是现代马木留克的一员。当穆巴拉克倒台后，Shafik又留任总理一个月，因为被人当做穆巴拉克的走狗备受嘲讽而被迫辞职。
当军政府宣布于2012年中举行总统大选时，Shafik决定参加选举。他是一个有过执政经验的人，熟悉政府的组织和运作，有可能弥补革命者不成熟和缺乏经验的软肋。但作为候选人，他一直被曾经的军方背景拖累，被指责为穆巴拉克的走狗，急欲完全摆脱穆巴拉克记忆的人们带着嘲弄的语气谈到他。
Shafik的支持者来自于科普特教徒，以及一些希望尽快恢复秩序的政治保守派人士，几乎所有的政治上层势力都钟情于他。这些人的支持使得Shafik挺进到了第二轮选举，与穆尔西单独对决。
根据宪法规定，如果第一轮投票没有人取得绝对多数，就选择得票数居于前两位的候选人，进行第二轮投票，得票多的当选。
在第二轮选举中，选举委员会宣布，穆尔西以些微优势当选。事后，有的人总是相信选举委员会宣布的结果是有问题的，实际上Shafik的选票更多，但是如果宣布Shafik当选，那么为革命激情所冲昏头脑的人们会在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下立即走上街头，使得社会彻底失控。选举委员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伪造了选举结果。
这种说法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窃取’了政权”的原型版本。但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很值得怀疑，更可能的情况是：被激情冲昏头脑的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和前政权有密切联系的人当选，根本不需要兄弟会的鼓动也会自动抵制他，走上街头。
Shafik选举失败后，为了安全起见，带领家人迅速离开了埃及。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明智的。他离开后不久，新当选总统签发了对Shafik的逮捕令，使他丧失了在穆斯林兄弟会治下继续参与政治的机会。
穆斯林兄弟会倒台后，人们开始想起Shafik，并后悔当初没有选择他。但埃及人在激情的驱使下，这样一位候选人即便上台，也会成为短命的执政者，最终由于失控而被迫下台。
当埃及的军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决定加速民主化进程时，人们尴尬地发现，埃及最大的政治势力不是别家，正是穆斯林兄弟会。
在革命初期，穆斯林兄弟会并没有明显地参与组织上街，只是到了穆巴拉克铁定下台的时候，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意识到他们的机会来了。此时的宗教组织已经政治化了，他们成立了自由公正党参加了埃及的政治进程。
此刻埃及的其他新兴的政治势力均不成熟，青年们仍然沉浸在革命的喜悦中，没有做好准备摘取胜利的果实。
根据当时的情况，有一种诉求，希望在总统选举前制定埃及的新宪法。兄弟会看出了其中的危险性，因为如果宪法制定过早，那么革命派的许多自由思想将在宪法中得以体现，而穆斯林兄弟会则试图在埃及国内实行符合穆斯林教义的宗教统治。为了避免自由思想的主导，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埃及的民主化进程，利用民主选举上台，就可以控制宪法的起草。
穆斯林兄弟会的参与，让埃及的政治进程更加快速发展，局势已经超出了临时政府的控制，一次次反对军队统治的游行都撼动着他们的地位。
2012年11月到1月，埃及举行了议会选举，穆斯林兄弟会大获全胜，占据了几乎一半的议席，成为了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党。由议会选出100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此时的宪法起草工作几乎被穆斯林兄弟会所左右。
之后，埃及宪法法院作出反击，宣布议会选举部分不合法，解散了第一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但即便重组后的第二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已经无法消除兄弟会的影响了。
议会选举之后，总统选举也马不停蹄展开。
总统选举最终一共有12名候选人，这反映了两个现实，一是看出埃及临时政府的诚意，放开了竞选条件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埃及政治势力的分散性，许多革命者不懂得联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政治势力，只能自己组党参加竞选，结果，这些人全部都被更懂得政治规则或者更加有组织的人击败。
经过第一轮选举，没有人能够获得绝对多数选票，但居于前两位的候选人分别是穆巴拉克最后的总理Shafik，以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代表穆尔西。到这时，革命者们已经全部出局，选民在第二轮选举中，只能在前官僚和极端组织这两个选项中选择一个了。
埃及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分裂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支持Shafik的大部分是保守主义者和富人，而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大部分是穷人和草根阶层，以及更虔诚的宗教人士。如果有一个革命者在选举中脱颖而出，他有可能在两者中间形成一个最有建设性的中间势力，但由于革命者的出局，使得两派都变得更加极端。
对于许多人来说，不管是选择极端组织还是前官僚，都不是好选择，但这毕竟是后穆巴拉克时代的第一次较为公平的大选，他们只是出于对规则的尊重再次走向了投票点。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民主程序选出来的总统也能够尊重选民，不管他曾经的背景如何。
如果从执政来说，Shafik无疑是更值得考虑的候选人，他有执政经验，这些经验能够保证他尊重秩序，又可能做出一些妥协。但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功地煽动起人们对于重归独裁的恐惧。在第二轮选举前，除了宗教人士之外，各种各样的革命者，充满了理想的人们都最终选择了兄弟会。这些人即便对宗教不感兴趣，也因为讨厌Shafik和穆巴拉克政权的联系，而故意把票投给穆尔西。与其说他们喜欢兄弟会，不如说他们讨厌Shafik。
另外，兄弟会的号召力也显现出来，随着各地抗议活动的增加，不仅是临时政府，甚至世界都认为：如果穆尔西无法当选，那么埃及可能会陷入另一波严重的冲突中。这也可能部分影响了人们的投票倾向。
第二轮选举的投票率比第一轮低了不少，但整体而言仍然是有序进行。最终选举委员会宣布，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穆尔西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前总理Shafik，到此时，埃及倒向了安拉而不是约翰洛克，兄弟会的上台已经不可避免了。
穆斯林兄弟会的经济难题：埃及来信之七
穆尔西上台后，必须迅速与各界达成谅解，创造一个和平的条件，解除管制，促进民间经济发展，同时相应解决财政失衡问题。等经济恢复，人们感受到了革命的好处时，才不需要再进行一次革命了。
穆斯林兄弟会2012年上台，还因为外国势力的参与而使埃及局势更加复杂。
在埃及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世界都在观察着这个最重要的穆斯林国家的走向。西方国家带着欣喜欢迎了穆斯林革命。奥巴马总统比他的几个前任更乐于坚持价值观，出于对民主和人权的憧憬，不惜与关系良好的穆巴拉克决裂，并全力支持埃及第一个真正的民选政府。欧洲国家也大致采取了相同的立场。
而中国、俄罗斯等国由于持有另一种政治哲学，即民主不是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条件，社会的稳定性更加重要，只有变革尘埃落定，显示新政府能够控制局势重归稳定，才谨慎地宣布承认改朝换代。在这个哲学的支配下，直到穆斯林兄弟会上台成为现实后，中国才开始与之交往。
针对于埃及革命，伊斯兰世界也陷入了分裂。土耳其、卡塔尔、利比亚等国与西方关系密切，欢迎新的民选政府上台。在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后，这些国家立即投入巨资来支持这个政权，希望它能够带领埃及经济走出泥沼，并站稳脚跟。
而其余国家则采取了较为慎重的立场，这些国家以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约旦为首，大都属于君主色彩较为强烈的逊尼派国家。
关于对穆斯林兄弟会的解读，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个组织曾经被斥为恐怖组织，且由于其要实行穆斯林的教法，并不受西方政府的欢迎。然而，与真正的恐怖主义相比，埃及的兄弟会一直是一个比较智识化，比较温和的组织。在兄弟会中一直有大量的知识人才，比如，当选总统穆尔西本人就是工程师、大学教授。兄弟会的主流也一直强调用和平的手段来改变埃及，而不是走暴力之路，只有个别的极端分支才有暴力倾向。
穆斯林兄弟会的非暴力化、依靠民选上台，使得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之采取了友好态度。在世界上有另一个标杆被认为是兄弟会的榜样，那就是在土耳其执政的温和保守主义者们。在土耳其执政的正义和发展党，他们赞同温和的穆斯林理念，同时，属于该党的首相埃尔多安又是带有一定独裁色彩的经济能手，这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有很大的相似性。当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土耳其首相仍然坚持世俗政府理念，而穆斯林兄弟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教法国家，相对更激进一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穆尔西总统表现出强烈的独裁色彩时，当埃及出现了强烈的反穆斯林兄弟会浪潮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没有来得及及时转向。
按照现代欧洲传统，宪政一旦确立，就应该被各方遵守，即便要反对现任当权者，也必须在规则之内反对。这一点成为了西方国家的准则，哪怕兄弟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和独裁倾向，仍然对之进行支持。这一点很像西方对伊拉克新政府的支持，当美英等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后，支持伊拉克人通过选举建立的新政权，然而新政权由于缺乏执政经验和智慧，表现得无法团结伊拉克的少数派信徒（逊尼派），令人失望，但由于这个政权是在美英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他们不得不继续支持这个越来越失控的政权。
沙特作为严格的宗教国家，本来很喜欢支持各种宗教势力，在伊拉克、叙利亚这样的战乱国家，许多激进的反政府组织都受到沙特背地里的资助。而几十年前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遭到迫害的时候，其大量成员都流亡到了沙特，并在沙特受到了友好的接待。而兄弟会历史上很大一部分政治募捐也都来自沙特。
但穆斯林兄弟会通过民选上台，并被西方所待见之后，沙特王室闻到了其中的危险性，采取了反对立场。
所以，当穆斯林兄弟会执政时，国际势力和国内势力一样都是完全分裂的。他只获得了一半的选票而上台，另一半的人并不支持他。而随着兄弟会政策的激进化，这另一半的人从观望变成了强烈反对，使得埃及社会分裂的伤口更加难以愈合。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缺乏执政经验的兄弟会举步维艰，又处处犯错。在穆尔西执政之初，埃及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决定兄弟会是否能够留在台上的是——主要是他们能否治理好经济问题。
埃及是个旅游大国，旅游业吸纳了埃及10％以上的劳动力，随着革命的爆发和形势的不安定，外国游客们纷纷避开了埃及，使得旅游业大受损失。除了旅游业之外，国外对埃及的投资也在持续减少，使得原本每年百分之六到七的经济增长率陷入了停滞，更多的人跌入到贫困线之下。
随着革命的进行，埃及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达到了13％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埃及的大部分女性是不工作的，她们并没有被计算到劳动人口之中。而由于埃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未成年人比例比其他国家多得多。所以，往往一个男人的工作就要养活一家人。有人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埃及60岁以上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劳动人口。
在埃及的卢克索，我与几位旅游警察聊了起来，询问他们的收入情况。由于处于穆斯林的斋月期间，人们从早上三点半（日出之前，但在埃及则为晨礼之前，比日出时间更早）到晚上七点（日落）是不可以吃饭喝水的。不吃饭还容易保证，但不喝水则要求很高。由于夏季白天都是40度以上的高温，旅游警察要从早上七点上班到晚上七点，下班时嗓子都要冒烟。
这份如此煎熬的工作，能给他们带来每月500埃镑的收入，大约折合人民币450元，或者70美元，根本不够养活自己和家人。不过，好在这份工作只要他们一个月工作15天，放15天的假，他们就利用假期去干些零活。这三位旅游警察都不是本地人，到假期时就回到自己所在的村子里，他们一个是电器修理工，一个是铺地板砖的工人，另一个则搞装修。
埃及下层人士收入大约在数百埃镑之间，如饭店、旅馆工作的人，每个月大约在300埃镑左右，且非常不稳定。一旦经济有风吹草动，他们的生活就出问题了。
埃及也是个贸易赤字国，急需要美元等硬通货来保证进口。但进入革命时期后，埃及的外汇储备出现了大幅度缩水，2011年1月，外汇储备还有360亿美元，到了穆尔西执政时期，已经缩水到了150亿美元。埃镑的汇率持续下跌，为了对抗汇率不下跌，央行耗费了大量的储备，却并没有效果。
当兄弟会掌权后，美国、土耳其、利比亚、卡塔尔等国也迅速做出响应，提供了一部分资金帮助埃及支撑经济，这才使得埃及能够保证外汇储备不再下跌。但是，一旦断掉了这些外援，埃及的外汇储备会像断线的风筝一样迅速跌落。
在穆巴拉克时代，为了持续掌权，政府曾经大肆采取财政补贴行为，对食品和汽油给予补助，让人们可以享受低价，通过这种方式避免实际性的改革。在埃及旅游的中国人常常感慨埃及的油价便宜，大约只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坐私人长途车的价格大约只有100公里八到十埃镑，埃镑和人民币的比价约是1比0.9，也就是一埃镑相当于人民币0.9元。而中国目前的价格是100公里30元左右，比埃及至少贵三倍。
财政补贴的代价是，埃及财政的三分之一强都变成了食品和能源补贴，形成了财政上沉重包袱。政府财政预算更是连年赤字，赤字占GDP的比例每年都在10％以上，对债务的依赖性越来越重。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穆尔西上台后，必须迅速与各界达成谅解，创造一个和平的条件，解除管制，促进民间经济发展，以弥补逝去的时间，同时相应解决财政失衡问题。总体而言，等经济恢复，人们感受到了革命的好处时，才不需要再进行一次革命了。
选错了方向的执政：埃及来信之八
埃及这个庞大的政治机器只能由熟悉他的人掌握，而复杂的形势却没有给政治新人们留下熟悉机器的时间，就将他们匆忙地推向了岗位。
事实证明，穆斯林兄弟会对经济完全缺乏经验，无法应对财政赤字、外汇下降、经济收缩、失业问题等诸多问题。甚至他们的执政目标都没有放在经济上，而是放在了政治斗争上。当然他们也想保持稳定，但却是以排挤反对派、加强集权来完成的——对于新手来说，当从地下状态突然变成执政状态时，首先想到的是攫取更多的权力。
穆尔西上台后，想维持强力统治的决心在一开始就显露无疑。在他上台之前，埃及的军政府以陆军元帅Mohamed Hussein Tantawi为首。Tantawi在维持过度期的稳定上居功至伟，但在革命中却被攻击得体无完肤，里外不是人。他为了维持稳定，不得不对军方和警察镇压示威群众的行为负责，他虽然坚持推行民主化路线图，但是民主化的结果却无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人们又批评他做得不好。
选举结束后，Tantawi立即将权柄交给了新当选的穆尔西。根据规定，国防部长必须由军人担任，这是宪法上对军人的妥协之一，为了换取军人集团对民主的支持。Tantawi成为了新政府的国防部长。
Tantawi交出权柄后，穆尔西也投桃报李，将埃及最高的荣誉勋章尼罗河勋章赠与了他。然而，很快，当穆尔西坐稳了宝座后，立即命令Tantawi辞去一切职务。陆军元帅遵守了总统的命令。然而，新总统的行为却让人感到心寒，他也迅速失去了军队这一重要支柱的支持。
对于穆尔西的掌权，军队一直持谨慎态度。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时而联合，时而对立，但总体而言，军队希望新总统维持埃及的世俗化政策，避免重新堕入宗教国家的陷阱。穆尔西在参选时也屡屡提到尊重民主政治，兄弟会已经不是一个宗教组织，而是一个现代政党。他的表态让军队将信将疑，并完成了顺利交接。
从Tantawi被令辞去职务的那一刻，军队似乎已经闻到了不祥的气息，马木留克们开始担心了。也是从这时开始，当初支持Shafik的人们认识到与穆斯林兄弟会妥协是不可能的，他们放弃了幻想，开始动用一切手段干扰兄弟会的执政，使得兄弟会的政策无法推行下去，更达不到效果。
接替Tantawi担任国防部长的人就是后来的埃及总统西西，穆尔西在逼退了Tantawi之后，并没有能力限制整个马木留克阶层。
在暂时逼退了军队之后，穆尔西认为自己已经坐稳了埃及总统的职位，开始加速宪法的制定工作。此时的穆斯林兄弟会既垄断了总统权力，又获得了议会的主导权。于是，埃及的新宪法在他们的努力下，加上各种妥协，获得了通过。
与此前军政府提出的临时宪法相比，埃及2012年宪法出现了明显的退步，这反映在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宪法文本在军队掌权时期就已经开始起草，许多条款并没有完全打破军队的特权，比如，国防部长仍然要由军人担任。而虽然给以了公民一定的自由保证，却仍然不能排除军队拘禁公民的借口。
第二，除了军队保留了特权之外，穆斯林兄弟会又将部分穆斯林教法的内容加入进去，在法律制度和妇女地位问题上有不少退步。军队条款和宗教条款使得穆尔西丧失了部分自由主义者的支持。
第三，地方分权机制仍然很弱。虽然每个地方都有选举权力，但是，地方真正的权力却来自于中央任命的地方长官。
许多人认为，虽然2012年宪法在关于总统任期的表述上仍然坚持两届八年，但除此之外，与穆巴拉克时期的差别并不算太大，加上整个官僚系统仍然在按照原来的惯性运行，几乎可以确定，新的政权仍然无法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到2012年底，穆尔西试图立法加强总统权力，将手伸入立法系统。此举立刻引起了新一轮的抗议活动。埃及人突然发现，穆斯林兄弟会在迅速地变成另一个更加糟糕的穆巴拉克。在穆巴拉克治下，埃及虽然经历着腐败和失衡，但经济一直处于发展之中，然而穆斯林兄弟会在关注政治的时候却忽略了经济，使得埃及仍然在经济泥沼里挣扎。而穆尔西试图垄断权力的举措也引起了新的担心。兄弟会将教法加诸法律之上的做法更让人们担心埃及在政治上开倒车，重回教法时代。
与人们的担心不同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同样感到很无奈。由于缺乏执政经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既保证埃及的繁荣，又保证埃及的和平。兄弟会对于教法的尊崇也是这个存在了几十年的组织的既定政策，很难被一两届领导人改变。他们也是在戴着脚镣跳舞，既要受到兄弟会章程的约束，又要被政治对手制约，更受到自己经验的限制。
埃及这个庞大的政治机器只能由熟悉他的人掌握，而复杂的形势却没有给政治新人们留下熟悉机器的时间，就将他们匆忙地推向了岗位。
在种种冲突之后，兄弟会也逐渐回归了独裁者的法宝：镇压反对派。他们希望通过强行镇压，让人们回归秩序，当秩序得到保证后，经济和社会才能发展。
但兄弟会毕竟不是军方，在穆巴拉克时代和军政府时代，军方有力量动用武力维持局面。而自从兄弟会得罪了军方之后，军人和警察们就不再配合政府了。官僚阶层的抵制让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军队和政权、缺乏应对经验的兄弟会更焦头烂额，事情迅速失控。
到了2013年，反对兄弟会已经成为了常态，一次新的革命在埃及已经进入了酝酿阶段。但此刻，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将外交重心放在兄弟会上，并寄希望于穆尔西能够控制住局面。
美国和西方的支持让埃及社会迅速右转，不仅开始反对兄弟会，还开始反对西方，甚至对他们坚持的民主制产生了怀疑，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化。
到这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如何才能摆脱兄弟会。他们刚刚选出了新总统不久，就已经开始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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