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1]的兴起提供了公民社会要素（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形成的基础，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有心人士在关注、寻求能够组织新的社会秩序（例如，组建反对党）的领导性人物，遇到了关于历史事件中个人道德的作用的老问题困扰。经历过沉痛的教训，我认为：对任何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运动，不仅要观察参与到运动中来的个人的道德行为所带来的短期直接政治后果，而且要以康德至善召唤[2]规范来考量道德行为对整个运动的间接但更深远的社会影响。

1989年中国民众的自发民主运动很典型地体现出道德上顺应至善召唤的人性质朴、政治上天真幼稚的安那祺主义的特征。那时，没有任何组织性的力量和领导者，唯一还可以勉强被称为中国学生的思想或舆论“导师”的知名教授F在最需要他展现领导力[3]的关头逃进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帝国[4]的大使馆，违背了事件之前他给我的信件中所谓不怕个人得失的豪言，很快寄人篱下，变成中美日国家权力交易的一枚筹码，丧失了我们的运动的最基本价值和力量：自发独立性与对民众的道德感召。而迫不及待要为日本企业恢复在华贸易的日本政府利用再开“日元借款”[5]作为条件，换取中国政府放F一家出走西方的“让步”，使中美日三方的权力和资本皆大欢喜，马上转过头来加紧了对我们在日留学生的出卖和迫害。我致函到达美国的F，希望他利用在西方的自由身份和名声，从事人道救援的工作。我们身在中国大陆以外，除了（内部）人道和（对外）人权事务，还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盛名之下的F回复我说这很困难，以“学者”的身份回避“政治”，实际上逃避了作为一个教师对学生们的起码道德责任。所以，当他到日本关西来访问演讲时，我知道中国的新的社会条件已经把他抛弃了，就没有去见他。对于那些在历史紧要时刻暴露人性的脆弱/可怜的人，历史是严酷无情的。

“正是在中国的自由人权运动在日本被所有国家政权当局迫害、出卖的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日子里，我重新‘发现’了安那祺主义，抛弃了所有人为经验的丑恶现实，唯一的权威和制约来自内心的先验至上道德命令。这正是人权的最基本内涵，也是我们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灵魂”[6]。在这段战后中日当代史上最肮脏的一页的漫长日子里[7]，我慢慢地体会到：见证着人性的至善道德（使我坚持在日本）和最卑鄙的出卖（背后都是国家权力的腐败），并由我们来承担本来不属于自己、自己也没有能力承担的责任，才是任何社会革命运动的本质，也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经历的人生的幸运考验。它让我认识了那些历史上经历过同样人性考验的思想导师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见证了大规模民众自发顺应自身至善召唤的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的巴枯宁在临死前十天对友人说：“假使我的身体稍微好一点，我要来写一部伦理学，这伦理学是基于‘集产主义’的原理上面的”[8]。集产主义就是安那祺主义，或者称自由社会主义，它的精髓可以由巴枯宁的下面这段话简洁地表达出来：“一个人如果不同时使他的周围的人解放，他也就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因为如果我的自由与我的权利不在与我同等的万人的自由与权利中去找寻它们的证实与认可，则我不仅在思想中，而且在行为中都不是真正自由的”[9]。这正是康德至善召唤的两个道德律（只遵守作为普遍法则的准则；人绝对不能只被当成手段，而同时永远要作为目的）的社会原则，也正是这种同样的愿望，促使克鲁包特金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执笔写下了《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鼓舞后代的青年去奋斗，把对于社会革命的正义之信仰深植在他们的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中的自我牺牲之火”，“幸福并不在于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幸福乃是由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着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10]。

在这本巨著里克鲁包特金用了整个一章（第11章）检讨康德及其德国继承者的道德哲学，可以看出他读过了当时译成英文的康德的主要道德著作[11]，把握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基本基本特点：一、“康德的伦理学具有在精神上提高人的作用是无可争议的”[12]；“康德的批判无疑唤醒了德国社会的良心，帮助它渡过了一个紧要的时代”[13]；并引用“包尔生在他的《伦理学体系》中曾经指出：康德很尊重一般民众，他以为一般民众对义务的强固质朴的忠诚，有时比在知识阶级表现得更质朴更为经常”[14]；歌德说：“康德的不朽成就，在于他把我们从我们陷溺于其中的有气无力的状态中领了出来”[15]；等等。二、“但是它毕竟在伦理学的首要问题，即义务感的起源上使我们一无所知”[16]；“康德坦率地自白：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照道德的法则行事”[17]；“对于伦理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及其更好的理解，康德的学说毫无用处”[18]。

克鲁包特金对康德的一般见解是对的，但他主要地是接受了当时英文作家对康德的评论，自己没法深入挖掘出隐藏在康德庞大晦涩体系中的足以克服其弱点的精华。例如，但我们读到“道德律是神圣（不可违犯）的。…只有人，…是目的本身”[19]等高迈的宣言时，已经毫不含糊地取代了宗教和普通人接受的上帝。克鲁包特金如果看出康德的道德离不开“互助”mutual assistance的概念[20]，可能不会做出上述“康德的学说毫无用处”的判决。康德的道德学说的弱点相对容易被指出、嘲笑，但他的贡献至今还没有被充分理解。更令人不安的是：因为我们放弃了这个费力的工作，除了黑格尔等按照自己的思路解释康德形成“正统”的市民（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体系外，为资本和权力服务的哈耶克之流曲解康德自由主义的皮毛欺世盗名、对我们社会自由主义倒打一耙[21]，加重了我们的工作的紧迫性。在这方面，Rawls的不是为了出版用的大学讲义[22]比他的被译成中文的专著更忠实康德的原意，值得学习[23]。例如，他令人信服地例证康德关于上帝和灵魂不灭的命题很脆弱，但对自由、完全自发性和理性的信念非常坚固[24]。如果我们直接读一读康德，就很容易知道自由在康德的先验理性王国中的崇高地位，与哈耶克等推销的神圣私有产权的自由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正如我在“康德先验体系实践理性的社会实践”（2012年12月31日）已经指出的那样：“康德绕开人类生活现实，独自一人靠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以自由和理性奠定了纯粹道德理性的根本法则。”“ 这样把自由高高举起的道德原则……直接过渡到蒲鲁东的‘自由乃秩序之母’的安那祺主义理想，进一步由巴黎公社、国际劳工协会、芝加哥干草市场、墨西哥革命、喀琅施塔得起义、马赫诺运动以及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者们的社会运动所实践。”“‘马赫诺运动代表了绝对的自由理想。……每一个人生活在他感到幸福的状态，唯一的权威和制约来自他自身的至上道德命令’”。芝加哥干草市场的殉难者在绞刑架前安详地告别人世：“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这证明了克鲁包特金的社会本能的道德起源说：‘这一本能是群居动物所固有的，它构成人的一种基本能力，永远在人的进化过程中发展’”。而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践理性和启蒙运动的继承者[25]，为人类提供了近代大规模自发民众运动中至善召唤的典范，说明了道德的起源就是对自由和社会正义的追求。

对于康德道德哲学的理论弱点的克服，另一条途径是我在“古典国家形态的完结—罗马共和”[26]中提出的“社会之罪”概念。“如果保罗没有这个原罪之外的‘社会之罪’，他不可能获得罗马士兵的平等对待。…正是背负双重罪责的保罗完成了基督教的从民族信仰向世界拯救的转变：与耶稣及别的使徒一样，保罗以殉教超克了出生为人的原罪，不同的是，保罗把基督福音传给了罗马世界（包括“蛮族”，即他所认识的人类世界）而超克了生为罗马公民的社会之罪”。“罗马的智慧就是如何在社会之罪的运行中减少人性恶对国家的灾害”。“当我们因为‘国籍’问题面对法务省、警察、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国立大学教官等等吏卒以社会之罪行威时，我们不由得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祈祷。那么，如何向大和民族传播这种克服社会之罪的福音呢？难道只有等待包括“国籍”在内的国家制度的消亡吗？”这也是从我对日本经历的反思中得出的，需要更深的思索，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克鲁包特金在检讨康德的缺欠时也同时提到一个道德改善的途径：“由于广博的关于古希腊的知识，席勒努力想把伦理思想引向这样一个目标，这目标要使人明白：人之所以成为真正道德的，不在义务的命令在他内心与感情的提醒交战之时，而在道德的态度成为他的第二天性之时。但是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对于艺术的美与创造性的艺术的观照会帮助人升华到听不见动物本能的声音，而走上理性与人类爱的坦途；但这也劳而无功”[27]。席勒看到了古希腊艺术（特别是荷马史诗）的巨大道德影响，并从德国文化的角度也有所贡献。不过，克鲁包特金在这本巨著里只提到“在《伊利亚特》中，留下了当时的一个非凡的纪念碑给我们”这么一句话[28]，留给我们进一步考察《伊利亚特》这个史诗中显示的古希腊道德的内容[29]。

《伊利亚特》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其中大量的对白揭示出人性的冲突和选择[30]。在Zeph Stewart编辑的《古代世界的正义、英雄主义和责任》The Ancient World: Justice, Heroism, and Responsibility[31]一书中，只收入了特洛伊老国王Priam为了赎回自己的长子赫克特尔Hector的尸体亲自到敌营Achilles帐下哀求的戏剧性情节。老朽的Priam本来就因为没有及时惩处毫无道德观念的儿子Paris[32]，难逃厄运。其次，当希腊讨伐大军兵临城下时，智者Antenor建议归还海伦和财物，也可以挽回被屠城的命运，但Paris只愿交还财物、不肯交还海伦，而Priam又袒护儿子[33]，葬送了最后的和平机会。不过，除去史诗作者附加的天神的指使、怂恿和鼓励、保护，老国王没有昏庸地命令已经被打败的特洛伊及其同盟再作无为的牺牲，而是置生命和荣辱于度外，担当起作为父亲的最终道德责任，也上得了希腊英雄榜。而武艺最高强的希腊英雄Achilles从可怜的Priam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形象，比别人更同情老国王，体现出人性的深度。说到底，艺术作品的最终价值就是对人性的揭示，从这个情节上，作者避免了血流成河的悲剧的笼罩，为我们呈现了英雄般的史诗传颂。我不由得联想起，在我们运动的历史关头，我徒劳地试图联系到F，如果他能够坦然地站出来面对《人民日报》等政府的指控，不仅成就了他个人的外在名声和内在价值，也可能帮助改善无数受他影响而行动的学生的命运，每个人得到符合于其德行的历史位置，“六四”就不会只以悲剧告终了。

从后人一致同意把古希腊世界称为Hellenic world，可以想象海伦的美貌，因为正是她身不由己被天神Aphrodite安排与Paris的私奔，引发了这场长达十年、最终只剩下几个英雄活着返乡的战争。史诗里简约透露出特洛伊妇女对海伦的怨恨，也可以从她和刚从战场返回、马上又要奔赴战场（死亡）的赫克特尔的对话表露出她对自己的道德谴责：“来啊，与我坐一会儿吧！你的肩上担负着比别人更沉重的我的羞辱和Paris的愚蠢”[34]。不过，除了以海伦的名字命名之外，希腊社会是男人的世界，而名列榜首的就是承担起别人的罪过的英雄赫克特尔。

赫克特尔的英雄气概主要不是为了他人（即将被屠杀的年迈父亲和刚出身的儿子、即将成为遥远陌生人的奴隶的妻子，和被屠杀的特洛伊城邦及盟军），他在最危机关头没有想到他们，而更是为了自己的arete[35]。赫克特尔并不是完人，有人比他勇猛、比他聪明。在Achilles因为好友Patroclus被赫克特尔杀死重返战场之后，城门下的特洛伊人开会商议如何应对，唯一能够看透过去和将来、武艺不如赫克特尔但在辩才上胜过赫克特尔、与赫克特尔同夜出生的伴侣Polydamas建议撤回城堡，却被赫克特尔拒绝[36]。此时，赫克特尔忘记了自己作为统帅对他人的职责，明知自己的武艺不如Achilles，却幻想天神会帮助他取胜。但是，当特洛伊及其盟军的力量被基本上消灭后，赫克特尔随着逃兵退回到特洛伊城门下，他的老父在城门上焦虑地嚎叫哀求他跨进城门。赫克特尔知道，作为战士和司令官，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如果他进城，面对的是Polydamas等男人的嘲笑和失去丈夫、儿子的特洛伊妇女们的怨恨，他至今为止的杰出完美人生会变成耻辱[37]。所以，他服从内心的至善召唤，留在城门之外，完成了人生中最后的壮烈使命，在与Achilles的决斗中获得了永生，在希腊英雄榜上名列第一，符合康德的“只有持有良好的意志，才能使我们得到完全的幸福” 信念[38]。实际上，没有赫克特尔的特洛伊也能坚守城堡，--如果他们最终不被计谋所骗的话。

这种对arete的追求，贯穿了希腊人的精神生活，在希腊文明的代表苏格拉底身上得到最透彻的体现。已经活到“古来稀”70岁年龄的苏格拉底本来可以请求并获得法庭的宽恕，逃出监狱的后门也是开着的。但是，那样的话，苟延几年生命的苏格拉底只不过是“百家争鸣”的希腊智者之一，早就被历史遗忘了。当然，现在我们都认为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因为他就是康德建构的以至善召唤为中心的庞大道德体系的理想王国的体现者。如荣格所说：“只有自觉地同意内心呼唤的力量的人才发展出人格。…他自愿地为使命而牺牲，自觉地把它转化成在无意识群体生活中只能导致他毁灭的个体现实”。[39]

除了苏格拉底，荣格对佛陀、老子、耶稣等其他摆脱/超越了自身所处的环境制约的人类精神创始活动进行的心理分析揭示出他们的人格的发展是出于对自身的存在价值的忠诚/信仰/良知，是一种一般人称为使命的召唤：“一种非常理的因素使人从人群中解放出来、违背已知的道路。…象神的法令那样别无逃处。…他必须服从他自身的法令。…具有使命者听到了他的内心声音：他受到召唤了”[40]。这种召唤是“他的自身和他的民众的苦难的绝对权威、不容声辩的心理需要”，是不可违背的法令[41]。不过，正如本文所示：希腊史诗和荣格心理分析的服从内心良知召唤的这种康德至善召唤，并不局限于历史上实际影响了人类生活的少数个人，也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康德会欣慰地看到：近代以来，巴黎公社妇女的英勇牺牲、西班牙民众为挽救共和的自发战斗、自投法网的芝加哥安那祺主义殉难者、奋不顾身教训资本阶层的伯克曼、只身挡坦克的天安门无名英雄，等等，都体现出改进社会制度的使命/召唤，以他们的牺牲促进了社会的进步。[42]

中国社会25年来的巨变已经早已冲刷掉当年民主运动的政治资源或任何参与者个人的政治资本，但如果我们倾听、服从自己的内心的至善召唤，在任何场合（对敌人或朋友）都把人作为目的而绝不是手段，自发自愿地奉行自由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把万人的自由作为自己的自由”，康德的自由、自为目的的、理想的道德王国就不仅只是观念的，同时也是现实的。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7月25-30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