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放以来的户籍制度，主要就是把人民分成“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目的是稳定城市人口，固定农村人口，控制人口流动，保障国家建设计划进行。城镇人口叫“非农业人口”每个月定量购买政府分配的粮食。工作单位分配住房，部分居民拥有私人房产。

“农业人口”就是农民，又叫“农二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二等公民，属于集体所有制，一般拥有自己的住房——没收地主的房屋再分配、自己建筑的住房（干打垒茅草房居多），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劳动挣工分，上交完成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剩下的食物由集体分配。

通常年景如果风调雨顺的话，农民可以混个温饱——一天二顿饭，“农忙吃干，农闲吃稀，加以瓜菜。”农村公社化之后，农民家庭有一点自留地种菜，要吃肉得自己喂猪，养鸭养鸡，下河捕鱼捞虾，在田里捉黄鳝逮青蛙，要用钱的时候，可以卖了菜或者鸡鸭蛋换油盐酱醋茶。文人说起的“农家乐”，好像农民日子过得还惬意。

殊不知如果遭遇天灾人祸，如果政府疏于救助，农民就会食不果腹，陷入困境。1959——1962年，由于毛泽东盲目大跃进计划失误，中国解放后人口爆发增长，而农业普遍种植技术落后，基本没有机械化，没有良种没有使用农药和化肥等等原因，农业收成不够需要，城市户籍有定量粮食供应，在农村农民却没有基本维生的食物保障，南方几省农村严重缺粮。

地方政府怕影响政绩，隐瞒灾情不上报，并且不准农民逃荒，结果发生农民大量饿死的悲惨事件。政府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称为“粮食关”，这是共产党执政期间最严重的一次人道灾难。毛泽东在党内被追究责任，不得不暂时放弃大跃进梦想。现在人民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政府公布的统计因为饥饿死亡人数是一千万，右派们说当年饿死了三、四千万，左派们说他们造谣惑众胡说八道。

“龙生龙凤生凤，”农村人生儿育女也是农村人，农村姑娘即使嫁了城市男人，孩子出生随母仍然是农民，农民不能脱“农皮。”国家对农业投入，往往是建立榜样模范典型，普遍农村并没有享受到政策优惠、交通和水利等福利，许多边远地区农民没有得到利益。蜜蜂当知青的时候，当地才开始通过知青关系通电。农民没有享受国家教育、医疗、交通、电力、养老、保障福利，但是，却为国家奉献粮食、农副产品、廉价劳动力、年轻老实的兵源。

太多太多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不公平，“谷贱伤农”农副产品不值钱，农民成为共产党执政下的二等公民，收入贫乏生活水平低下，即使当年老根据地农村，在解放后几十年里，农民生存状况贫穷艰难的状况改变并不大。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进步，农药化肥良种水利，给农业带来进步。国家调整一些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之后，农村生活有一些改变，作为改革开放的人口红利，农民工为国家奉献巨大，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农民工没有城市户籍，不能在城市购买住房，孩子仍然不能在城里按街道区域划分地段上学。

盼星星盼月亮，救星共产党在磨盘上睡觉——想转了，历史时钟转到了李克强总理手边：农业人口终于可以市民化，得到社会福利和便利。中国将结束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农村人口可以进入城市当居民，大城市可以有限制接受农村人口。中国政府和城里人不能再把农民、农民工视为“二等公民。”幸甚！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