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学书出版以后已经快一年。据我所知，虽然有一些北美洲的大学图书馆购买了我的书并且早已上架供借阅，从来没有一位学生或教师阅读过我的书。我的那本书在学术机构的图书馆的书架上沉睡了近一年。我在思索为什么我的书会遭此命运。我的猜想是图书馆没有将我的书放在正确的分类里边。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图书馆内所有的书是按照分类存放的。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分类系统。读者经常也按照这个分类系统找书。我的书被放在错误的分类类别里了。在北美洲大约有几十家大学的图书馆购买了我的书。它们都将我的书放在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这个类别里。我在二十多年前筹划这本书的时候就是要创立一套政治理论。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的书是政治学类的书。没想到我的书到了社会语言学的类别里去了。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就将我的书放在社会语言学类别。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也将我的书放在社会语言学的类别。这就造成这样的局面，我的书压根就不是社会语言学的书，所以，学习和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学生和教师一定对我的书不感兴趣。学习政治学的学生和教师应该会感兴趣，但是，他们不会知道有一本有关的书被放置在社会语言学类别。实际的效果就是，我的书被购买以后又被藏起来了。这样，我的书就面临被人遗忘的境地。

我决定与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联络一下。我问他们为什么将我的书放在社会语言学类别。先有一位馆员答复我，会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后来再也没有得到回复。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渐渐地，我也发现我的书放在政治学类别可能也不合适。我是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我打算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后来改为专门研究语言与国家的关系。其实，我是在研究人类是怎样从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的。我的书有一个哲学视野。就是说，由于从事交叉学科的研究，最后归为哪一类都不合适。所以，我猜想，大学的图书馆没有办法将我的书放在一个现有的图书分类里。由于本人的确创立一套理论，个人猜想，或许已创立一个新的学科（branch of learning）。这个学科的名称可以称为“文明学”(science of civilization)。“文明学”也是我的杜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这个术语。我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人类是怎样从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的。它与政治学不同。政治学要研究的对象是国家、政治体制、公共政策、政治史、国际关系。目的是认识和掌握管理国家的知识和技能。本人的研究则是重点在于认识论，研究文化和文明。它也不同于人类学。人类学以文明社会为参照系研究原始社会的人。我的研究则相反，是以原始人为参照系研究文明社会。希望将来北美洲的大学能设立文明学系，教授文明学。现在有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图书馆学、法学、哲学、文学等学科，应该再加上文明学。

本人的文明学以研究人与语言的关系为基点探究人类是怎样创造文明的。本人的结论很简单：人类的短距离语言通讯导致形成社会，中距离语言通讯导致形成国家，长距离语言通讯导致创建文明。过去历史学家研究过文明，比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文明兴衰论。但那只是对历史上的文明的描述。没有理论。其兴衰论仅是一种评论。美国政治学家杭停顿（Samuel Huntingdon）提出过一个文明冲突论。后来，美国印度裔学者森（Amartya Sen）又写书反驳杭停顿。其实，他们也没有有关文明的理论，只有观点而已。西方还有一些哲学家专门论述文明。比如，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写过一本《西方的衰落》一书。还有一些其他的书。我看过几本书。个人认为，他们最多对文明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分类研究，没有创造能够自行推演的理论。所以，本人认为，学术界应该看看本人的书，进行判断是否已经创立一套理论。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简单说明。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Adam Smith写了一本书叫《国富论》。他的那本书里的精华就是很短的一段说明。就是经济的成长动力来自人的劳动分工。市场的扩张是劳动分工发展的基本条件。劳动分工意味提升效率。效率的提升导致国家或国民的财富的增加。他说，很久以前在苏格兰的山区，村庄的规模很小。一般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居住在村庄里的人根本不予外界打交道。就是说很封闭。这样就不会产生专业的瓦匠、裁缝、酿酒师、面包师、木匠、铁匠、鞋匠等。就是说，由于市场太小，一年内不会有多少人家需要盖房屋，需要购买新衣服，需要购买斧子，需要购买新家具等。这样抑制了劳动分工的发展。所以，家家户户的男女都是多面手。但是没有专业分工。市场扩大以后局面才改观。但是斯密的视野是有局限的。他未能在本体论的层面分析问题。如果我们提升到语言本体论的层面来分析，可以认为是语言通讯距离的延伸导致市场扩大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这样就会逐渐跳出经济学的局限。比如，我们可以说，只有在一个大的共同体内才成产生专业的文学家。如果通讯距离很短，人们建立的共同体就一定是个小规模共同体。人口很少。比如只有一百人组成一个共同体。这样，这个共同体内很难产生文学家。原因就是，由于人口少，读者群很小，或者根本就没有感兴趣的读者，这样就没有人能成为文学家。原因就是，他写的小说再好看，也没有多少人读。一个小共同体无法养活一个不进行一般的生产劳动或经济活动的文学家。但是，当人们的语言通讯距离扩大后，可以认为形成了大规模共同体。比如，人口上升到几百万。这样市场规模扩大，人们能成为专门写小说的文学家。所以，我说是语言通讯距离的延长导致人类创造文明。这样的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历史学家、哲学家、法学家、艺术家、诗人、科学家等的出现。职业官员和职业军人也是这样产生的。文明就是这些人创造的。

于是，本人解释，我们人类所处的文明社会其实就是我们使用语言的结果。由于人类使用语言，他们延长了通讯的距离，于是建立更大的共同体，直至形成国家。于是，又有这样的研究结果：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人类使用语言互相通讯，语言本身就意味着人们之间具有共同利益。就是说，互相有需要才会使用语言，除非滥用语言（如说谎和骂人等）。于是，在我们认为是因为使用语言延长通讯距离导致形成国家和部落解体的话，根据逻辑学的三段论，可以得出国家是因为人们形成了共同利益而建立起来的。这样无意中就与马克思的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互相冲突。也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在国家内人们具有共同利益，就不会有人主张一部分人是另一部分人的阶级敌人。如果有这样的观点，那是想象。所以，我们可以说，资产阶级从来没有主张过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主张民主、自由、人权。他们极力反对专制或专政。所以，人们也没有理由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你愿意接受本人的文明学，你就应该知道中国今后的正确道路应该怎么走。

所以，本人目前感到困惑的是，无法推广这个文明学。美国的顶尖的教授们只是热衷于自己的专业。他们对新的学术领域一无所知，也不敢兴趣。没有这样的教师，也没有这样的学生。他们或许会想，美国的学术是世界之最，各个科目齐全，人才济济，不需要外界的介入。就是有点像18世纪中国清朝的统治者具有的那种心态。那个时期，曾经有来自英国的使臣晋见乾隆皇帝，要求开展贸易。乾隆皇帝说，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无需与外国搞贸易。后来的情况都是人们熟知的，就是出现一段痛苦、挨打的屈辱的历史。本人也不知道美国的知识分子是否也睡着了。没有办法让他们醒来。只能让他们继续沉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