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不知有之（17）（上）

老子評定君主的標準（上）

老幾 2014.8.5

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七章中，給出了衡量君主的標準。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對管理質量的評定提出了一個參考。原文是：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翻成今天的話，就是說：最高明的君主，人們感覺不到他的存在；次一等的君主，人們親近並讚譽他；再次一等的君主，人們畏懼他；更次一等的君主，人們輕蔑他。君主的誠信不足，人們才不相信他。高明的君主是多麼的悠閒自在啊，他很少發號施令，卻能夠事事順心功德圓滿，讓老百姓感覺說“我們本來就是這樣的。”

這篇可與孔子提供的例子對照來看。《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說，舜這個聖君其實什麼也沒做，不過就是恭恭敬敬地在朝堂上面南而坐而已。

看到這裡小孩子也許會想，古代的聖君都是神仙下凡，所以人不敢不聽。或許吧，神仙或許會有，只是我從來沒有見過。 大一點的人也許會想，孔子老子都是在胡說。無為就是什麼都不干，哪裡有這樣能治好國的。

俗話說，“能能蓋，倒尿罐。”國學講得意忘言，講“言傳身教”，慣用比喻暗喻，不懂這個，單按字面上看，談論國學那只能鬧笑話。

無為君主第一等

“太”，就是“至高”；“上”，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老闆。“太上” 本意是最高明的大老闆，相當於今天一個國家的總統。按照老子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思想，“太上”可以泛指任何一個範圍的最高一級的領導或領導層。比如談論一個大學問題，太上就可是其校長；談論一個公司，太上就可是董事會或董事會主席；一個部門的經理，一個家庭的家長，都可以是“太上”。甚至一個人的思想，都可以是“太上”，因為思想主導一切。

“太上，不知有之”，意思是說最高明的君主，人們會感覺不到他的存在。那麼他是怎樣做到“無為而治”的呢？ 對老子來說，當然是因為治理有“道”“德”。

這裡“道”是自然法則，自然規律，是大自然與人類無形的契約; 比如說人的身體有生長死亡的規律。“德”是“無為”，不是通常所說的倫理道德；無為的真正意思是“勿違”自然契約，即不要違反自然法則，並不是什麼也不做。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放開人們的手腳讓百姓自在自為，就是行道。

《莊子外篇·天道》寫道：“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 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 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這段話概括說來，就是“上面無為，下面才能有為”，也就是說君王不妄為，才能讓下面的臣民有為。用共產黨的話說，就是“充分發動群眾，充分相信群眾”。

那麼臣民“有為”是不是就可以隨心所欲哪？當然也不是。老子在後面第七十九章有具體說明：“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契”老子沒具體說是什麼。但是禪宗有：“不說是說”；沒說這件事本身，就是說是明擺着的，用不着說。老子通篇都在講“道”；“契”當然就是“道”，就是法則，或者俗話說的規則制度等等。君主要以“契” 即規則法律制度之類為據，專人負專責。讓“有德”按規矩辦的人“司契”監管；讓“無德”不習慣於按規矩辦事的人“司徹”具體幹活。各司其責，當然就無為而治了。當然這些規矩制度等等的前提是必須是道，即符合“道法自然”的法則。這個問題留待下次再談。

孔子講禮，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強調“契”的規矩。規矩一定，一切按規矩辦；有守規矩的人監管，君主不用過多操心，當然悠閒。因此，從孔子和老子的觀點來看，文革對中國最大的破壞，尚不是經濟，而是破壞了人們守規矩的意識。

東西方價值觀念不同，只是都得有“規矩”這個原則是不能變的。小到個人，自己管理自己；中到管理企業，大到治理國家，都得有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有人以為講規矩就是不講自由，將二者對立起來。實際上沒有規矩就談不上自由。大街上人們都隨心所欲，個個瘋子一樣，能自由嗎？至於說規矩太多不好，實行不了，就量變到質變，成了“有中生無”了，就沒有“契”了。不要把二者混淆起來。

我前次提到有報道說，公交車上一姑娘遭一老匹夫抽耳光，原因是小姑娘沒給他讓座。讓座目的是照顧老弱病殘孕，是自願性質，豈能強迫？況且老匹夫有勁打人，自然不需要給其讓座。可見現在有很多混賬老傢伙，都是文革余渣。不知禮，不守規矩，出到海外，一個老鼠壞一鍋粥，華人名聲能不壞嗎？有些網站流氓橫行，語暴泛濫，也都是文革余渣，幾乎難有例外。

中國大陸出來的人，專業能力強的很多，做管理相對的少。除了環境文化等等外部原因以外，個人自身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文革流毒，藐視規則。整個中國社會都面臨這個問題，以外交最為明顯。經常是中國原本有理的事，官員一出來說話，立馬顯得無理。不按規矩出牌，就是這麼個結果。

國人推崇走“捷徑”，也是“無德”不講規則 的表現。“捷徑”英文是“shortcut” ，在西方是飽含貶義的一個詞。如果一個人被發現耍小聰明，經常走“捷徑”，不講規則，工作效果再好人家也往往不敢再用你。因為“無“規矩就是“有風險”。人心不定，風險難估；不怕風險大，就怕風險不可控。所以人治的地方，長遠來看都是靠不住的。

《淮南子》裡說“上下四方叫作宇，古往今來叫作宙”。中國哲學裡，宇宙時空是一致的。所以“太上，不知有之”，也可以延伸解釋為到人生的最後階段就不要作為了，這時作為必為妄為，老人搞政治，害人害己。 換言之，年輕時在人生的“下”階段，應該無懼無畏，奮力有為。記得香港有座大學的校長致開幕詞，對新生大講什麼勤儉節約，謙虛謹慎，居然在網上頗為流行。這些酸儒朽道，那裡懂得真道理？！還真不如讀讀毛主席語錄，知道八九點鐘太陽的珍貴。

談到教育，孩子最重要。每個人天生資質不同，高明的家長尊重自然規律，鼓勵孩子發展適合自己的特長，而不是跟風只知道學習文化知識。這個道理很簡單，不多說。

對君主管理國家而言，重要的是依據契約，而不是靠個人的好惡。“司契”即為“有德”，抓不住這個重點，以個人好惡去“司徹”即為“無德”。一個高明的君主，應該重視的是建立一套符合自然規律的政治制度，而不是人為虛妄的“道德”善惡標準。正因為符合自然規則，所以平淡無奇，事半功倍，自然而然。因此聖明的君主自然也不會被冠以偉大光榮正確之類的稱號。

總而言之一句話，最高明的領導者重視的是制度，而不是個人。這一點上老子孔子思想是一致的。胡適把老子歸於禮教，雖然有些似是而非，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兒子問我：你說這些在日常生活中有用嗎？當然。比如給人家講如何管理公司最好，就可以把“太上，不知有之”的道理給他們說說。老闆的任務是制定好的制度，然後知道什麼人勝什麼工作，按此分配就行了。至於說老闆願意吃喝嫖賭，不管下面人的事。簡單地用英文說，這就叫 empowering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