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达骗人目的，挖空心思换工作，对业不“敬”。

　　赵维山的从业经历颇为“丰富”：先是通过招工进入拥有“铁饭碗”的铁路系统，再是想方设法与人对换至效益不佳的淀粉厂，后又挖空心思的调入濒临倒闭的印刷厂，接着又专司基督教传播之职，最后走上邪道、入了邪教、创立邪说。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赵三番五次的想着法找效益更差、境况更糟的工作，不是为了救人于水火、渡人于苦海，而是想方设法的给自己创造“寻求真道”的机会，因为从管理学和中国企业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讲，铁饭碗管理比泥饭碗科学和严格，泥饭碗比那些快倒闭的企业管理要科学和严格，从管理严格的企业到管理松懈的企业，他的如意算盘只有一个，没有了管理约束，可以有大把可支配的时间，可接触一些文化程度和综合素质都不高的人来实施“骗术”，实质上，他是为自己创造了成为骗人“神棍”的机会。在善于“逆袭”和专走“旁门左道”的有意选择之中，将本可养家糊口、实现人生价值的职业视作束缚为神作工的羁旅，更不用说能全心全意地将职业当做毕生的事业，尽心尽力地做好做精，其对业不敬可见一斑！

　　二、道德沦丧，婚外生情，对爱不忠。

　　忠于爱人，忠于爱情，是古今中外世人的追求和主流价值取向。

　　而从赵维山的人生轨迹来看，他传教立教有一个出发点，就是猎艳，满足自己的不伦情欲。

　　1979年，赵维山与阿城市糕点厂的付云芝结为伉俪；1990年，赵与亚西镇一女子关系十分暧昧；1991年，付参与非法聚会被劳教3年；1993年，经过赵包装推介、授位加冕的杨向彬外为“女基督”，内为赵的情妇；1994年，解教后的付与赵走到婚姻尽头；2001年，赵携杨辗转赴美，做起了双宿双栖的“神夫妻”。

　　赵的感情时间表中，如果暂且将婚后十余年首次与亚西女子的暧昧看作是精神的出轨，那么，杨公开作为赵的情妇已是实质的不轨，且二者都是建立在与付有法定婚姻的基础之上。“一生一次，一次一生”总是司仪对新人们最美好、最诚挚的祝愿，但一直“奉行”基督的赵维山，婚外生情置道德于不顾，培植情妇，视婚姻为儿戏，抛弃妻子不管不顾不问。其对爱人不忠，对爱情不忠，实该为人唾弃。

　　三、处心积虑，自立门户，对信仰不忠。

　　人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信仰是圣洁的，基本上不可动摇。如果将信仰当作儿戏，作为调板，为了个人私利朝三暮四，朝秦暮楚。甚至篡改宗教，那就不是正常人的作为了。

　　“上世纪70年代，赵维山开始信仰基督教，在信仰基督教前，他还信过佛教和天主教，后来他自己说：‘感觉佛教和天主教都不如基督教好，所以就信了基督教。’”（摘自《半岛都市报》）再到信奉“长受主”的“呼喊派”，继而成为教主，最后“因与该派中的同党发生利益纠葛而退出该派，决心另起炉灶，并自封为‘神’，创立‘永存的根基教会’，即为‘东方闪电’的雏形。”（摘自“凯风网”）

　　屈指细算，赵先后信仰的宗教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3种，参与和创立的邪教有呼喊派、全能神2种。试想，在圣歌的渲染、圣典的熏陶、圣训的教诲之下，一心将篡权夺位、自立门户作为根本出发点的赵，对信仰的宗教挑肥拣瘦，对参与的邪教瞪眉竖眼，热衷于信仰，但更善于推翻信仰。一个出尔反尔的“全权”，其不断变换的“信仰”只为利益的作派让人看清了的本质。

　　四、避居国外，挑唆教徒对抗中国政府，对祖国不忠。

　　2000年开始，赵在个别用心险恶的日本人帮助下到达东京，后又辗转避居美国；2001年6月，赵在纽约以宗教迫害为由向美国当局递交政治避难申请书，成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应声虫。赵在美国“号召”：“所有的子民和众子要在神的率领下，在大红龙的国家与恶魔开展决战，将大红龙消灭”、“用生命挡住大红龙的枪口，振作起来，舍去生命，舍去一切，不惜个人的得失，在神的率领下与大红龙展开一场鱼死网破的决战，将大红龙灭绝，建立全能神的国度”、“世界各国吞并中国，是我对大红龙的最有力的审判”……

　　不难发现，赵避居国外后，为了讨得残羹冷炙，以便维持生计，他不惜摇尾乞求，后狂犬吠日，使劲叫嚣。将自己的主观情感作为“神的指示”，极力挑拨受蒙蔽的教徒与政府的关系，怂恿其走向街头公开滋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炎黄子孙，爱国如家是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但赵的其言行举止，已将一个挑唆内部矛盾、企图分裂国家的不“忠”奴才刻画的丰腴完满、淋漓尽致，其对国不忠暴露无遗！

　　总而言之，赵维山就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人，他再怎么装扮成高尚的幕后教主，都不能改变其做人的龌龊。这可以警醒那些全能神的痴迷者，回归正常社会生活才可能幸福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