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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历届省委书记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赵紫阳，名声最差的要数李井泉。井泉一味取悦于上级，不顾人民疾苦。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1966)，真是把四川搞成了连毛泽东都难以控制的“独立王国”，大大落后于全国的经济和建设发展速度。我对李的淡薄的记忆源于从文革期间田间地头看露天电影时，零星地看到打倒李井泉的漫画宣传幻灯片。以下资料摘编于网络世界，以餐对四川文革史有兴趣的同仁们。

文革前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各省委书记，在执行中央的过左政策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在一味取悦上级，不顾人民疾苦上非常过分。　　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1966），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对此，白桦的评语比较贴切：“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搞成了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受到批斗罪有应得！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55万多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5万余人，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我父亲也是其中的倒霉者之一)。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在围攻彭德怀中最卖力。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属贺龙一派，贺龙因为与彭总有历史恩怨，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挑起攻彭，李井泉当然也得卖力。因李的四川省在“大跃进”中属“人祸”最重省分之一，出于自保也得斗倒彭德怀。

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省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在中央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出于打击反对者的需要，还扣住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丁抒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人祸》，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当时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山东。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吴芝甫、安徽的曾希圣、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都被调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任闲职。李井泉不仅没调职，而且还提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李井泉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调出四川。在小平的保护下过了关，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追查检举人打击报复。

1959年4月，毛泽东党内通信发出，要求发到全国生产队一级，而李井泉竟然扣留下这封信，在全省干部会议上继续推行五风，把反对者都打成反革命，为四川省大面积死人埋下了伏笔。　　1960年8月23日，四川全省范围内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发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粮票，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不予兑换，全部作废。因此天府之国也大量饿死人。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受到冲击批斗，一家人遭遇很惨，但没有人同情，他作废粮票太缺德了。幸好人民银行没有学他的办法。

李井泉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李井泉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李井泉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几年以后的1967年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触及到各层领导干部，李井泉被打成走资派，修理的死去活来，老婆上吊，家破人亡。孩子们没钱吃饭，到垃圾箱去拣东西吃。这对李井泉的嘲讽实在是太大了。更可怕的是，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学的二儿子李明清受到他株连，被造反派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竟然活着就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李井泉后来复职任人大副委员长，有人向他汇报了这个事情，听完之后他默默的回到房间，把门关起来，当晚痛苦到没有出来吃饭。四川人说，李井泉死了一个儿子痛苦到极点，而大饥荒时，他饿死了无数四川百姓和他们的孩子，他怎么毫不动心？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话是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井泉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也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李井泉是在南昌起义的部队撤出南昌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后来到中央苏区的，一直做到红四军秘书长，所以文革前在四川有李井泉是毛泽东秘书的说法。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井泉派到左路军，和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后来，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又在二方面军任职，从此以后一直在贺龙手下。两人关系极好，据称是儿女亲家。贺龙与小平解放初期在重庆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因而小平对李井泉也十分看重。

李井泉作风霸道，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四川省文革前的老干部基本上是三个部分：跟随贺龙和李井泉南下的一野晋绥干部，跟随刘伯承和邓小平入川的二野干部，以及四川省地下党干部。李井泉的做法是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当然如果谁要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不管是哪个山头都得打击。制造好几个著名的冤案。。。。。。

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见何蜀的《“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

文革中，毛泽东多次批评李井泉，例如 “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开除党，这次才翻过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

所以，李井泉不仅和各大局书记、省委书记一样受到打击，被定为“走资派”，而且还在《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被定性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文革以前，每年的国庆节，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式样装扮起来，称为“小天安门”。这时候也成了“搞独立王国”的罪证。实在是很冤。

如果我们问他一句：“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冤死！”他又怎样想呢？“林彪事件”后李井泉被解放出来，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直低调，直到1989年去世。　李井泉在文革当中遭到的打击程度，相对于其他几个大局书记来说，处于中等水平，有幸有不幸：虽然在文革初期受到的冲击比较剧烈，但是相对于惨死于监禁之中的陶铸，尚属万幸。１９７３年，李井泉被解放出来并且安排了工作，而宋任穷直到１９７７年才安排工作，刘澜涛直到１９７８年底才平反。

从家庭角度来看，李井泉则相当不幸，儿子李明清被活活打死，夫人萧里自杀于监禁之中。那么劫后余生的李井泉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有些什么反思呢？说来好笑，李井泉对自己的总结只是“中间偏左”。如果李井泉都只是“中间偏左”，那我们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极左？如果李井泉都只是“中间偏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那些揪斗他的红卫兵、造反派仅仅是“有一点过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