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1904－1997）的110周年诞辰日，他是一个龙的传人，生肖恰亦属龙，五行为火，火龙强势猛烈。龙人的一般特征是志存高远，奋发向上，不卑不亢，坚韧不拔，稳健发力，自强不息，富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这不正是邓小平的人生写照吗？纵贯邓小平极其错综复杂的百年人生，伟大和劣迹并存，因而争议不息，许多层面值得人们感怀随想，他的不平身世，他的爱情家庭，他的磐石意志，他的谋略手腕，他的隐忍保身，他的铁面屠刀，他的仁慈良心，他的时代局限。。狮子座最后一天的邓小平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自尊心，他要坚决做老大。他可以卧薪尝胆，落难后不自暴自弃，他也可以狡诈逃生，诡计多端，出尔反尔，但奴颜却不卑骨，也有一贯的基本原则和良知，因强烈的自尊心和称王意志，不惜扳倒打压任何政治对手，不失时机地玩弄一些虚假手腕，却到头来也不忘为党和人民谋事。三落之后传奇版的三度东山再起，他终得笑到最后，成就了振兴祖国和繁荣经济的伟业，同时兼享家庭幸福和天伦之乐，沉溺于个人喜好，桥牌会友，终生烟鬼，照样益寿延年为百岁寿星。他老迈地躬身与趾高气扬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调侃着，同时咳咳喘喘不断往脚下的痰盂大口吐痰，这大概在国际外交上史无前例，呵呵，但是一说到收回香港他却立马斩钉截铁，“我不做李鸿章”，丝毫不留讨价还价的余地。走出会堂，撒切尔顿时晕倒在地，我怎么遇到这么一个肮脏矮长城。人性是复杂的，多面性的矛盾统一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邓小平。

78年拒不回乡

16岁的邓小平背井离乡，脱离生于斯长于斯的四川广安，寻求救国真理，赴法国勤工俭学，加入了共产党，后辗转到苏联学习取经，7年后返回祖国投身他的革命事业。接受了新思想的革命党人邓小平回到祖国，不仅没有在阔别家乡多年后回乡省亲的人之常情，令人震惊的是离乡后的余生78年坚拒踏回故乡的土地。世人百思不得其解，并非邓小平的铁面无情，而是其中有邓小平不愿为世人追溯的隐情。邓小平在长期的战斗岁月里和中共胜利后的国家建设期间曾屡次多年在四川境内从事武装斗争和行政工作，屡屡召见家乡广安的干部，关心家乡的发展和建设，但拒不踏上通向广安的道路。为了应付故乡的不断召唤，邓小平的习惯套话总是：“免了，不要给家乡添麻烦了，希望一定要把家乡广安建设好。”

邓小平的父亲是20世纪初广安的风云人物，曾娶过四房妻室，邓小平的生母是他的第二个妻子；邓小平的父亲曾当过广安县团练局长，巴结上当地军阀后又成了当地黑社会的老大；还镇压了几次共产党领导的起义，杀死了很多革命志士。因结怨太多，1936年被家乡的敌对势力打死。

长大后的邓小平即便转世成了革命者，但内心深处不可能不爱戴自己亲生父母，但他的返乡心情无疑既沉重又复杂，百感交集，亲生父亲不论原因也是被家乡父老所杀，回乡面对的也是父亲哪一房哪一室的兄弟姐妹及子孙，当然也会吸引媒体到家乡做各种挖掘并全国宣传，皆会提醒人们他有不太光彩的身世，这自然与他早年激进的革命身份和晚年的国家领袖层面均格格不入，家乡就是个沉重却永远不开的水壶提不得，邓小平内心的苦衷只能埋在自己心底，虽然情系故土，但他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一旦形成这种家乡不得返的决定，他就雷打不变将近八十载，足见邓小平的意志有多么弥坚。连人都不归，也就不便让身后的骨灰回归广安，那就撒向大海吧！

行迹上，邓小平把他对故乡和亲人的爱转化成了自己对民族的热爱，无力回报父母双亲的生育之恩，他则把自己广义地视作整个民族的儿子，所以他要为这个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事业贡献毕生。1979年，邓小平在文革被打倒复出后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作为第一个中共领导人代表中国政府访美，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脱口感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深厚的民族心、故乡情和追忆父母的孝心一切尽在不言中。

爱情与家庭

离家一去不返，失去了大家庭的温暖，邓小平对爱情和组建个人幸福家庭的渴望是可想而知的。22岁留苏期间巧遇在莫斯科求学的张锡媛，邓小平有了第一次爱情的美满，两人回国后妻子却在生育期间不幸感染，在邓小平的怀抱中死去。继而在江西苏区，邓小平又结识了第二任妻子革命女杰金维映，金作为革命女强人，视政治生命高于一切，当邓小平第一次因政治路线与临时中央相左，遭遇自己第一次政治上的滑铁卢，连降数级，妻子金维映则缺乏政治悟性，难以明辨路线之争，毅然响应临时中央，果断休夫邓小平，嫁给高位领导人李维汉。难以想象在一切为革命的峥嵘岁月里，革命夫妻之间的心地沟通竟会如此浅薄，但后来邓小平对前妻的薄情和革命激情表现了充分理解。1977年邓小平得以第三次在政治上崛起，荣任最高领袖之后，仍然不遗余力提拔李维汉与前妻的生子李铁映进入政治局并担任国家部委多项要职和人大副委员长。

中共在延安发展期间，35岁的邓小平又再一次急切地盼望组建自己的家室。在中共资深领导并为同姓的邓发的帮助下，邓小平深入年轻的抗大女学员中找“对象”，并物色到21岁的第三任妻子卓琳。随后新婚燕尔一同奔赴山西太行山区，在刘邓大军中担任政委与刘伯承并肩开拓抗日根据地和中共的华北地盘。夫唱妻和，终于圆了邓小平的家庭梦想，在转战太行和江北大别山的艰难岁月里恩爱美满，接二连三生儿育女。文革期间，邓小平又一次被路线斗争打倒，经历人生最残酷的囹圄，大儿子被连累致残，邓小平苦在心里，亲手为自己成年的儿子洗澡并予以各种生活照料。晚年的邓小平与任何一位中国老人毫无二致，享受天伦之乐，照看孙辈，在幸福地接受孙辈亲吻的同时，与牌友们斗志桥牌，谈笑间一代治国大师策划了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如火如荼的全国经济改革腾飞，保证了中国综合国力坚定地迈向了G2的高度。

雄才韬略

邓小平辉煌曲折的一生充满了坚韧的斗志和政治魄力，他坚如磐石，举重若轻，处事不惊，拥有卓越的谋略和才干，作风顽强凶狠，对自己的信条绝不妥协。几十年的军政经历，连毛泽东都由衷地赞誉邓小平的意志为“钢铁公司”，是一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军政皆优的非凡帅才。假如没有这些过硬的作风和才干，仅凭弄虚作假手段当然不足以成就邓小平终生的丰功伟绩。

只谋上位 不计表面职衔

作为第二野战军大军区的政委和中原野战军淮海战役的总前委，邓小平都有资格享得元帅军衔，但军转政之后的邓小平毅然摆手谢绝帅印。同样，第三次复出后，通过权谋和个人威望赢得最高领袖，完全可做传统思维的党政军三統，但邓只在乎事实上的王位，仅取军委主席一职，谢绝党主席的表面虚衔。

明哲保身

邓小平有强烈的明哲保身意识。早年领导起义，失败之际，起义的领导人却溜之大吉，落荒逃生，借向中央汇报之机脱离下属队伍，无心与将士同生死共患难，虽然有说确因上级组织的批准而放弃部属。邓小平懂得伸屈自如，在处境险恶时，他不死拼，想得开，任凭政治上被反复打倒，他委曲求全，甘于隐忍，保全自己，争取重见天日的最大可能。

强势夺人

在抗战和内战时期，由于毛泽东对刘伯承长期宿有政治上的不信任，邓小平被派任刘伯承的监军，并由此唱响了貌似黄金搭档的刘邓大军。邓小平的监军角色及其强势本色，事实上决定了与刘伯承的关系只能貌合神离。和军师刘伯承相比，邓小平作为主管政工的首长可以算作军事外行，但作为毛泽东的特使，邓在重大问题上掌握着发言权，恰好符合他喜好占上风“要自己说了算”的秉性。其中的外行却充当着老大，酷似20年代末井冈山时期朱毛红军中毛泽东执意以党指挥枪来对司令朱德说了算的中共第一套搭档，但毛在军事理论和政治武装上确为红军的开山鼻祖。后来，邓小平还曾无视刘伯承和粟裕明摆的军神威望，却居功为己地说出过“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虽然他的表面头衔只是中原野战军前委总书记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因一贯的强势工作作风，在贯彻上级“革命原则”的过程中为了“政绩”，他的手段往往凌厉。建国后，他主导了毛泽东的“反右”运动扩大化，错杀了大批右派分子。1958年他又负责开展毛泽东的“反教条主义”运动，翻脸不认同僚，果断对刘伯承落井下石，予以无情打击。毛泽东很烦刘伯承的军校教学偏颇西方军事教条，由于无形中降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和重量，便倡导打击教条主义。邓小平也知道打击军事搭档刘伯承有利于突出自己当年的军功，自然就不遗余力充当打手。

无奈中奴颜求人 得势后自私霸气

文革期间，当理念上与毛泽东相左，他被反复打倒，年复一年，卧薪尝胆，但他没有绝望，见机行事，卑躬屈膝反复不断给毛泽东写信，违心认罪，保证“永不翻案”。后毛时期，华国锋主政，他当时不惜低下身段反复向他“尊敬的华主席”作保证，在叶剑英的鼎力帮助下，邓小平终于东山再起。复出后的第一年，脚跟不稳的邓依然采取低调和蒙骗戏术，继续违心地“坚决拥护”华国锋对毛泽东的一古脑继承，并随声附和歌颂文革。背地里却运筹帷幄，排兵布阵，通过一系列手段和谋略成功地拥立自己山头。羽毛丰盈后的邓小平立即全方位出尔反尔，公开反文革，清算毛的错误，逼宫华国锋，并不惜最终过河拆桥架空帮自己走出困境并得势的天乙贵人叶剑英。叶助邓复出的初衷是敬佩邓的能力，只不过是希望邓发挥余热来一同大力辅佐华国锋治国，不曾想到邓却通过权谋执意自己做座上皇。

荣居最高领袖的邓小平，任由组织部长胡耀邦平反大批文革前后的冤假错案，但邓小平当年自己亲自经手的部分反右反教条冤案，包括扣给刘伯承和粟裕的政治帽子，则死也不得平反，得势后的邓小平绝不自打嘴巴来否定自己。虽然是毛的错误，但只要是我邓小平经办的就不得纠正。邓至死打压战争年代的军事搭档刘伯承和粟裕，突出个人英雄主义，告诉大家刘邓大军和中原大战中事实上的英雄是自己。邓常口口声声他不计个人功利和恩怨，但事实却相反。倘若平反刘伯承和粟裕，任由军界为他们歌功颂德成战神，这让邓现在身为最高军事统帅却曾做过他们搭档多么有失颜面。一直保留着他们的政治帽子，至少客观上限制了歌颂他们的理由，也让自己这个非军事科班却担当军委主席在“威震”各位老帅的情分上多些心理优势。所以，邓公有实招，也会来一番虚的。刘伯承和粟裕人生的最后十年期间，邓小平都身为最高领袖，硬是让两位战神戴着他们的政治枷锁而寿终。这恰恰说明时任军中党政统帅的邓小平，事实上对自己的军事才能自愧不如，不自信心理在作怪才觉得有必要刻意打压刘粟的战功，虽然作为最高统帅的地位早已稳如泰山，即便让当年军事搭档功归所属，也压根不会影响到邓大帝的荣光，但邓小平的强烈自尊心还是要确保万无一失，决计不让自己的龙颜露出丝毫劣斑。在致刘伯承的悼词里，邓公也会抹光墙地说到他们当年一起13年非常融洽协调彼此难以分开，告诫人们我们的确是好搭档但仍以我为大。直到刘伯承和粟裕去世10年并且邓小平本人也去世之后，中共军界对军功的客观评价才得以开始。

不择手段 但仍不失原则

“龙狮子”的邓小平一生有着坚韧的意志和进取精神。身处低位时，积极卖力，履行原则，突出自己，博得上位。身居高位后，则精通权谋，稳保王者交椅，目中无人。然而，邓小平的博弈却往往又不失其基本原则。早在30年代的中央苏区，邓小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甘愿遭到株连打倒。在文革前当毛泽东因错误政策面对刘少奇攻势显露颓势的时候，邓小平也公然胆敢违抗毛泽东，作出了对毛的不请示不汇报不合作，只是他没料到毛竟还有发动大规模文革的招术反戈一击将他和刘少奇打倒。文革后期，在不断央求毛泽东给他悔过自新机会之后，邓得以重新复职主管国务院，但他依旧“死不改悔”秉持自己的原则理念行事，不惜再被打倒，说明邓善于媚骨佯骗的圆滑手段，赢取信任后也刻不容缓想按其内心的原则扭转乾坤。所以，邓小平的一生是执行个人原则的一生，是执意称王的一生。可以不择手段登顶，也有私心做祟，但最终称王后他还是要尽力坚定不移地爱党、爱民族、强国富民。邓小平反复强调他完全不在乎历史如何评价他。他不怕得罪任何人，只在乎保证党国朝着他本人坚信的“正确”方向前进。

铁面无情但刀下留人

邓小平在后毛时期铁面逼宫华国锋。他要为自己创造条件来贯彻自己的一套政治和治国理念，他还是要为文革“翻案”并做“走资派”。当看到他亲自扶持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治上与他的信念背道而驰，他也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拉下马。然而，邓小平的铁面甲下面也隐藏有他人性的“良心”，或许饱尝了残酷政治斗争的肉体折磨，他决计置政治对手于死地的同时，坚拒在肉体上实施个人报复或消灭对手。在肃清毛泽东极左危害时，他客观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让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人人皆得以在抑郁中“善终”，并仁慈地让”四人帮“免于极刑。

强人主政 不惜做刽子手

邓小平自幼投身共产党闹革命，戎马一生，视生命如草芥，面对民族的积弱，可以理解他有着救国救民的信念。同时，他也是满脑袋的“一心为党”、“打江山”、“我为王”的新旧交替思维。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只要危及党的存亡，无论是对外敌和内乱，他都会果断地动用武力予以反击，哪怕意味着牺牲无辜人民的生命。1979年的对越战争，不论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利益还是邓小平本人的最高权力，不论牺牲是否值得，为了“教训”越南，邓小平可以“当儿戏”挥师几十万中国大军攻入越南境内，损失了数万年轻军人的生命。

虽然得以从毛泽东血雨腥风的路线斗争中死里逃生，我们能隐约感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情谊，他要坚定地做毛泽东的继承人，也把继承毛泽东事业视作自己的一种崇高荣耀。内心深处，他自觉早就是毛的接班人，而你华国锋只是临时被排上的，所以你华国锋让贤也是理所应该的。无疑，邓仍然对他们在烈火中凝成的共产党充满信念，他要为这个党的生死存亡负责。他只想纠正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和经济发展路线，他要私有化，但在政治上却要坚决捍卫毛泽东和共产党。当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共产党的利益发生相悖，邓小平依然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出于时代局限，他不堪断送他们毕生所开创的“共产党”江山，务必不得毁在我老邓的手下。面对西方势力的颠覆和渗透，邓小平铁面以对，一方面积极促进中国的全盘资本主义化，却同时坚定地阻遏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力保中国的繁荣富兴必须在共产党专政的框架内完成。在1989年的反腐败反官倒的民主运动学潮失控后，他怒不可遏悍然调动人民军队和坦克平乱，不惜造成无辜学子的死伤，所致伤亡至今无法明确统计。在邓小平的眼里，民主就意味着无政府状态，所以中国就需要家长式的管制，一切有他一个强人决策足够，六四的牺牲就是执行他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案万不得已的必然代价。当后继者江泽民即将左倾，垂帘听政中的平民邓小平仍然急不可待地跳出家门，通过南巡，不惜再废天子也要保证历史车轮在我老邓所定义的左右适中的轨迹上前行。

呼唤划时代的民族英雄

正如博友吴言所言，邓小平是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代伟人。他做了一定的富国强民壮举，但他也镇压了中国民主的进程。邓小平就像历史上一个民族英雄一样在他时代背景下会有判断失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总需要不时地纠偏和调整方向才能保证持续高效地发展，这便是后来人的责任。我赞同一些博友的世界观，反共不是必须的，但没有一个真正民主法制的中国，腐败仍将欲盖弥彰，利益集团的黑手必将无休止地插在国库里。假如习近平及其接班人不得自悟，中共中央不能从内部自新，一味叫嚣推翻中共有用吗？唯有来自社会和世界的压力才能促生中共内部逐步发生良性过渡，以期最终实现全民民主体制和科学治国。只要共产党像邓小平那样继续沉迷于强烈的保江山意识，视维护政权利益高于人民利益，中国面临的就是又一次实际意义上的现代帝制，这种利益冲突就决定了不会有民主化进程，不会有国家资源合理的有效利用和民族的长远优化发展。若没有真正的英明领袖主导出健全的国家法制管控系统，即便共产党不再执政，即便进入了民主政府，也可能出现更糟的内乱和新的极权专制。

鉴此，中国亟需划时期的民族英雄问世，他应该比邓小平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和强盛复兴更有战略远见，他必须具有全民民主意识，同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不挥霍人民的血汗钱在国际上送人情搞金钱外交，拒做外强利益召唤的卖国傀儡，打造全面造福于民的政府体制，党的利益服务于国家民族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高效发展，即便党之不存也在所不辞，那个政党才算真正胜任了一个中国划时代的“伟光正”，中国才有望逐步过渡到一个无党派、无利益集团、民主法制健全的高端人类政治体系。在那样的体制下，中华民族终于得以从数千年专制禁锢的恶性循环中解放出来，才会有普及的优良教育，全民富足，素质高涨，百花齐放，强盛不息，中华民族不仅实现全方位复兴，甚至长远地引领人类文明也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