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叔——中国特色“侄文化”政治

谈过“伯嫂叔”政治，我们水到渠成地进入中国特色“侄文化”政治的议题。

这是“弑叔”的主体，也是现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作俑者。

同样，回顾一下中国的“侄文化”政治，远的不说，光绪就是一个代表，侄代表——伯去嫂寡又不愿交出政权，我们有的是侄儿辈，狗尾难道不能续貂？

中国“历史周期律”中，每到周期，总有“天谴”，最要命的，莫过于“断子绝孙”。你想，天下的优选的生育资源都倾天下之最，输入皇家，可皇家竟然无能利用。那不是天谴是什么？

天谴的人解，是过继，在男性为主的社会中，就是子阙侄代。侄文化，早早就在中国，十分特色地铺展开来。

无一例外，封建王朝每到男性子嗣难以为继时，政治危机也同时来到。光绪完了，还有溥仪，真是一而再，上天会给他们任何机会再而三？

考中国大陆近五十年来的政治变迁的复杂性，也一样来自潜在的“侄文化”，自从太子监军东渡不归，中国的命运就与大清没两样了。

看看中国的邻居们，起码是所谓“中华文化圈”中的政治体，都顺利地渡过了战后“代继”——日本的天皇家族，朝鲜的红太阳家族，台湾的蒋家王朝——为什么独独在中国大陆就成了跨不过去的鸿沟和瓶颈？

生育资源并不匮乏，可连连不断玩火似的的战争，消耗了中国红朝政治稳定的基质。

人家一样是“中华文化”，就玩不起伯嫂叔的三个代表，不是为什么，而是人家不必要自取其辱。

在中国，十年之间，刘主席与林副主席的相继落马，在组织形式上，开创了中国“侄文化”政治的新时代。

王洪文，一个最符合“伯文化”革命继承的选项，可惜，没能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

华国锋，勉为其难，后伯时到，夹缝于嫂叔之间，好好的一场“侄文化”大戏，过早收场。

后伯时代的叔文化政治两度出手：第一击，陷嫂囹圄，第二击，take the candy from a baby。

中国辉煌的叔文化政治，在三七开的锣鼓声中，正式登台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