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人物束星北

1932年束星北先生到浙江大學任教。抗日戰爭期間浙江大學從杭州輾轉遷移到貴州。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開設理論力學、理論物理、量子力學、熱力學、電磁學、無線電、狹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等課程，啟迪了吳健雄、李政道、程開甲等一批英才。李政道說，“在這樣一對一師生密切教學的關係下，束老師幫助我建立了我對整體物理的認識、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我最早的啟蒙光源就是來自束星北老師。”程開甲說：“那個時代，像束星北這樣集才華、天賦、激情於一身的教育家、科學家，在科學界是罕見的。”許良英說：“束星北講課，既不用講義、也不指定參考書，黑板上也沒有可供學生抄錄的工整提綱。他是用質樸生動的語言、從大家所熟知的現象，來闡明物理理論和思想。”1937年，物理學家玻爾到浙江大學作學術報告後，不斷有中國師生請教如何出國深造。玻爾說，你們有束星北、王淦昌這麼好的物理學家，為什麼還要跑到外邊學習物理呢？

1937年“七七事變”時，已是浙江大學著名教授的束星北先生，面對外敵入侵頓時熱血沸騰，毅然投筆從戎，成為當地招募的第一批抗日義勇軍戰士的歷史原因之一。

束星北先生家鄉的史料中，記載了他在頭橋老家“束家大場”（位於安帖四圩“束家老宅”），目睹日軍飛機在揚州上空橫衝直撞，耀武揚威的入侵場景時，束先生義憤填膺，怒不可遏，對天痛罵：“強盜！日本強盜！”然後到圩中私塾給家鄉兒童講話，教育他們：“日本鬼子不好，我們要一起打日本強盜！”

面臨國破家亡，山河破碎，具有強烈愛國心的束星北先生，為打擊日寇拯救民族，防範日軍飛機空襲，於1944年10月應當時國民政府之邀，領導研製中國首部雷達，同時指導裝制特工發報機等軍用器材，並於1945年春研製成功我國第一部雷達，為民族抗戰事業，作出了一個愛國者所應有的貢獻。抗戰勝利後，頭橋鄉賢束星北先生被時任民國元首的蔣介石親自授予“抗戰英雄”稱號。而束星北先生對當年研製雷達時的初衷曾回憶道：“我造雷達完全是為了防日本飛機的空襲，而不是為了個人的前途或爬升。”足見鄉賢束星北大公無私的愛國主義情感。

束星北才華橫溢，個性很強。學術爭鳴，不留情面。在學術報告會上，無論主講人名氣有多大，學問有多深，一旦發現束星北在下面坐着，就禁不住心驚膽戰。他常常會提出很多問題，讓報告人招架不住。在處理人際關繫上，他心直口快，脾氣火爆。束星北不支持學生參加政治運動，但學生被國民黨當局殺害，他第一個起來號召浙江大學全體教授罷教抗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1950年浙江大學開始思想改造運動，蘇步青教授受到污辱，束星北氣憤之極，把一個幹部像小雞似的揪起來，一拳打過去，大罵：“你知道蘇步青是什麼人嗎？你們算什麼東西？”蘇步青解脫了，他卻因毆打革命幹部，成為浙江大學鬥爭批判的罪魁。有人污陷他有經濟問題，他寫挑戰書，讓對方道歉。鎮反時，他的學生被捕，別人不敢說話，他又為自己的學生鳴冤叫屈。寧可傷及自己，也要救人於難。

1952年院系調整，束星北調到山東大學任教。校長華崗認為辯證唯物論是一切科學的科學，束星北不認為那是科學，充其量也就是哲學之一種。儘管如此，華崗還是對他關照有加，直到華崗成為“胡風集團”成員入獄。束星北反對一邊倒學蘇聯；人家教辯證唯物主義，他就教牛頓、愛因斯坦。對熱衷搞運動的學生，他能罵出“笨蛋”、“草包”、“狗屁不通”等難聽的話。校方不讓他登台講課，他就改行研究氣象學，一年多發了十幾篇氣象學方面的論文，小試牛刀，引起氣象學界轟動。1955年“肅反”，他受到停職一年的審查。在審查期間，他在自家大門貼上毛筆書寫的告示：“請勿進門。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70條。”最後還是被抄家搜查，他自己安裝的半導體收音機，竟然成了收聽敵台的證據。1956年，官方承認他沒有歷史反革命問題，公開賠禮道歉。

1957年在“大鳴大放”中，中共山東省委鼓勵下鳴放；他以《用生命維護憲法尊嚴》為題發言，建議“對受冤的速予平反”，聽眾鼓掌20多次。束星北先生因言獲罪。下面是《山東大學右派言論集》中他的“反動言論”的摘要。

同志們：

我感覺到我們可能面臨着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文化經濟蒸蒸日上光明燦爛的黃金時代，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工作，不能使它流產；這次會議可以說是準備前的工作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能貫徹的障礙和原因揭發檢查一下。

……

幾千年來，我們一直習慣於“人治”，如“歌頌清官”，“痛恨貪官”。這當然是對的，但直接反映了“人治”風氣；我們的命運操縱在掌權者的手裡，掌權者如果好，我們就好，掌權者如果壞，我們就壞；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所以黨在摧毀三大敵人之後，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憲法”。人民憲法保證了“人民的命運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裡”，從此以後，我們的命運就不再被“某一個”執政者掌握了，想“壞”也“壞”不了那兒去。人民可以依照憲法罷免任何不稱職的官員。但是，幾千年的“人治”風氣一時扭不轉(俄國的沙皇時代和中國宣統時代法治的風氣也未養成)，還是習慣於歌頌“人”而不習慣於歌頌“憲法”。“嗚”、“放”一定要等毛主席提出來後才引人注意，而忽視1954年與毛主席以及全國人民制定的，稱為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英勇奮鬥總結的，鞏固人民革命成果的“憲法“這樣就很危險。

為此，“反右”中束星北先生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強制送到水庫工地勞動，飢餓年代一直在死亡線上掙扎。1960年秋，水庫工程結束，他被調到青島醫學院接受改造，打掃教學樓廁所，清洗實驗室器皿，到太平間製作屍體標本。

他在青島醫學院期間，曾修復一台從丹麥進口不久的腦電圖機。當時對這台貴重先進設備，誰也不會使用，也不敢插手修理。束星北卻主動願修。考慮他當時所處的政治處境，好心人勸他不必多事。他則說：“看到國家貴重儀器的損壞，而我袖手旁觀，是我良心所不允”，“如果我修不好，就是批鬥我也心甘情願。”後來，因為修好了這台腦電圖機，他的待遇才有所好轉。

“文革”中，他的工作是打掃廁所，同時他卻修遍了山東省地方和部隊所有的大中型醫院的設備：X光機、心電圖儀、腦電圖儀、超聲波、同位素掃描儀、冰箱、保溫箱、電子興奮器、電子生理麻醉儀、胃鏡、比色計等。

1972年李政道回國，周恩來接見，希望李政道能為中國科學界“斷層”問題做些工作，介紹海外學者到中國講學。李政道說，中國有人才，只是你們沒有使用他們，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雖然李政道想見自己的老師，未能如願，但他和周恩來的談話給束星北帶來轉機，使他重新登上講壇。他一心要抓緊時間著述。但是家人看到，半夜裡他的靈感來了，似睡非睡中寫下的東西，卻是檢討與自我批判。他的人格已經無奈地分裂。表面上他還是那麼頑固，想通過發泄掙斷對他的摧殘，但20多年的改造已經滲入骨髓，他無法走出陰影。

直到1979年，中國第一枚洲際導彈需要計算彈頭數據艙的接收和打撈最佳時限。有人推薦了束星北。上面為此撥款100萬元，束星北分文沒要，一枝筆，一摞紙，準確無誤完成任務。當年他73歲。航天學界轟動一時。其實這對他只是牛刀小試而已。

束星北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奉獻給國家。1964年，當他聽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消息，在家不禁嚎啕大哭，因為他和好友王淦昌都是最早了解這一領域的中國科學家。同事王淦昌和學生程開甲都參與了中國原子彈的研製，他卻有力不能出，有志不能酬。

在他病重期間，覺得自己雖七十多歲，但大腦仍跟二三十歲一般，要求捐獻出自己的遺體用於醫學研究,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先生不幸病逝於青島，束先生家屬按其遺願，向有關單位遞交了“遺體捐贈申請書”，並完成了遺體交接工作。

束星北的遺體移交形式隆重異常。這期間，青島醫學院各級領導班子都在“大換血”，束星北遺體就被遺忘了。半年以後，有人突然想起束星北，遣人去看時發現遺體已腐爛不堪。有關領導見遺體非但不能解剖，連標本價值也失掉了，便遣了兩個學生將其送到醫學院院後的“舍林子”里埋掉。去“舍林子”須走醫學院的正門，這樣一來就得繞一個很大的圈子，兩個大學生在處理遺體時，為了省事，打了折扣。他們趁着沒有人注意的功夫，就近將束星北的遺體草草地埋葬在學校籃球場旁邊的雙槓下面。這樣，束星北最後僅有的一點點遺願也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