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其人
我对何祚庥印象不佳。这主儿，哪儿都要出风头，什么事情都掺合，无论是什么行业，上来就大发议论，慷慨激昂，“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我好像还见过他一面，但没看清什么模样。我去问候许良英先生家的时候敲错了门。那是个普通的高层居民楼，给我开门的是位老先生，他听我说找许良英，便指指对面，然后关上了门。见到许先生我说刚才自己敲错了门；他说对面住着的是何祚庥，并说他们都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是同事。许先生对何祚庥的做派当然不以为然；我半开玩笑地问，他们在所里是否总是针尖对麦芒似地辩论？许先生笑笑说没有。“他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兴趣和我辩论？对事情的真伪他并不想搞清楚，也不感兴趣。”听了许先生的话，我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何祚庥的名字好像有点生僻。我总想把他的名字念成“何大麻”。近来看了些中国大陆搞核弹的资料，其中有何祚庥的名字。1958年－1960年他去苏联莫斯科核子研究所进行学习和研究；1960年回国参与氢弹的轻核理论组，任共产党总支部委员。这个轻核理论组中就有业务领导黄祖洽和于敏。不过何祚庥并没有在轻核理论组工作很长时间。先看看他的有关资料吧。
何祚庥（1927年8月24日－），中共党员，马列理论专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其研究工作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方针的。他曾撰文断言量子力学的发展论证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
何祚庥1927年出生于上海。中学时就读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1945年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化学系，后来转入清华大学，1951年毕业。1951－1956年就职于中宣部理论教育处，了解科学家们的思想政治动态。1956－58年在中国核工业部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8年－1960年去苏联莫斯科核子研究所进行学习和研究。1960年回国参与氢弹的轻核理论组，任共产党总支部委员。何祚庥自称文革被扣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何院士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理论物理的粒子物理、暗物质、宇宙学等方面。此外，何祚庥还在建筑，环境学，克隆等领域发表过观点。何祚庥从事了一些反对伪科学的工作，他公开宣称气功、特异功能为伪科学。何祚庥认为自己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何祚庥在就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教育处期间，曾经参加了中共发动的各种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例如梁思成与中国古代建筑、杨献珍与“合二为一”理论等等。
1952年5月21日，何祚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苏联科学界批判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提倡把当时国内政治斗争中对所谓唯心主义的批判应用到物理学。至今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当年反对现代科学一系列文章中，有什么错误和责任，他始终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指导自然科学研究”。
1955年,何祚庥在《学习》杂志第十期上发表题为《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的文章，批评“梁思成颠倒了建筑学中“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讲求美观”的原则”，“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的主张”，“所谓建筑上的‘文法’、‘词汇’论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以及“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
2001年，何祚庥发表题为《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的文章，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来论证“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
2002年底，何祚庥公开表示谨慎接受治疗性克隆，并且表示技术成熟之后，也可接受生殖性克隆作为一种辅助生殖手段。
2003年，何祚庥表示支持针对人类的生殖性克隆。
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何祚庥表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最终在新京报引发了长达十余天的论战。
2005年，和三峡工程总经理、工程院院士陆佑楣共同向中央高层建议开发怒江水电工程。并质疑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些统计数字真实性，指责有些人“极端环保主义”。此举遭一些环保人士反驳，并展开辩论2006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说，尽管怒江水电站工程的评审正在进行之中，但将对原来的开发计划作出非常大的修改和调整。
2005年12月4日，何祚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就当时严重的中国大陆煤矿安全问题表示，认为中国煤矿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贫穷使得工人可以接受不安全的工作，于是煤矿安全事故就像交通事故一样无法避免，并认为发展中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种牺牲是一种贡献（原话说“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有些人批评何祚庥把中国煤矿矿难归因为贫穷而不是腐败，认为有些矿难是可以避免的。
2005年，新浪网一则评论提到何祚庥这位理论物理学家经常以院士头衔出席和自己专业无关活动，《南方人物周刊》曾对何祚庥的物理学水平进行质疑，因为何祚庥曾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证明层子的存在，而该论证在被国际上证明是错误的。
何祚庥认为自己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科学文化评论》提到以马克思主义唯科学主义当作官方意识形态，来取缔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来批判具体的自然科学，则会产生巨大的危害。例如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运动中，相对论、控制论、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大爆炸理论等科学被称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唯心主义伪科学”。来自苏联的真正伪科学理论（如李森科理论）却被作为“先进科学”大肆宣传。一些从事科学研究的政治投机者常常以“伪科学”作为政治武器来打击异己。例如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宣布孟德尔的遗传理论为伪科学。1951年，苏联科学院发动了对控制论以及共振论的批判，并将其宣布为“伪科学”。何祚庥曾使用马克思主义反对现代量子理论。
中国官方声称，何祚庥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专家，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先后发表约300多篇科学论文。在反对伪科学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积极参加了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社会影响很大，是反“伪科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更有一些官方杂志吹捧他关注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是建国后中国科学方法论研究事业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但是自从《丁肇中的“无知”与何祚庥的“无所不知”》一文出现在网络上后，他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附录：丁肇中的“无知”与何祚庥的“无所不知”
作者:蒲鹤年
世界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40岁便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接受采访或提问时，无论是本学科问题还是外学科问题，也无论提问者是业内人士还是业外人士，丁肇中最常给出的回答竟是三个字——“不知道”。国人初识者，无不谓之“怪”。
例如，2004年11月7日，丁肇中给南航师生作报告，有学生问：“您觉得人类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他回答：“不知道。”又有学生问：“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他又回答：“不知道。”有学生又问：“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他仍然回答：“不知道。”
据当事者观察，丁肇中教授回答“不知道”时，态度诚恳，绝非故弄玄虚或“卖关子”。这位科学家曾解释说：“不知道的事情绝对不要去主观推断，而最尖端的科学很难靠判断来确定是怎么回事” 。
此前，2002年9月 和 2004年2月，丁肇中教授分别在上海交大和山东大学回答对口学科师生们更为专业的提问时，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师生们的问题基本局限在丁肇中教授获诺贝尔奖的粒子物理专业，丁肇中教授竟然说：“拿诺贝尔奖，只是对很小的特殊领域有贡献，一个人不可能因为拿了诺贝尔奖，就把自己当成了什么都懂的‘万能专家 ’，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评价，我可没这么大的能耐”。
无独有偶。2005年6月1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在北京工商大学发表演讲后，一位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提问：“从博弈的角度，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这些对社会制度转型和演化的影响？”约翰?纳什听完后思考片刻，坦诚地说：“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
以其“博弈论”蜚声世界的约翰.纳什，竟被一名大学生的博弈问题“问倒了”。令人大惑不解。因为上述问题显然具有自由发挥的余地，似乎一般人也能敷衍过去，而大师级权威竟然自称没有能力回答，这岂不是自损形象？但纳什却坦然平静，毫无愧色，更令人感到奇怪。
按我们的观念，世界知名的科学家理应是“万事皆通”的，然而大师们即使面对“本专业”问题，竟然不是“不知道”，就是“没有能力回答”，表现得如此“无知”，简直不可思议。
其实，这是我们少见多怪了。凡潜心于科学研究并颇有建树的科学家，无不如此。
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一个人（即使是超天才）穷其毕生精力，能在一个学科的一个分支上有所建树并能提出部分真知灼见已属不易，在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仍属外行实为正常现象，更不用说其他学科了。科学态度与科学成就往往互为因果：只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才能使得科学家取得成功，而取得成功的艰难历程又进一步锤炼了科学家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由此可见，大师们的“无知”不仅不是什么怪异和丢脸之举，而且恰恰是某种“必然性”的正常体现。也是任何具有真才实学的科技工作者最为明智的选择。
对此，有人评论道：一个学者不管多么伟大，也不可能无所不知。即使在自己有所建树的本学科，也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而且迟早会完全落伍。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常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但无损于一位大师的光辉，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大师”所以成为“大师”的奥秘。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敢于对自己不懂的问题说“不知道”，不仅是一种气量，一种品格，也是一种境界。一个人特别是像丁肇中这样在世界上具有很大影响的科学家，如果在学术上没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对一些问题凭“想当然”表态，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样，失去的就不仅仅是面子，还有更可贵的品质和人格，还会给人类科学事业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大智若愚，大实若虚”。认可了上述道理，我们不仅会对科学大师们的“怪”肃然起敬，而且今后会自觉地将这种“怪”作为鉴别真、伪科学大师的试金石。如果现实当中有人成了无所不知的“万能大师”，人们就该当心了。
说到此，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国的“万能科学大师”——中科院物理院士何祚庥。
“以常为怪”必然起因于“以怪为常”。我们之所以不习惯丁肇中等科学大师的“怪”，部分原因是我们早已先入为主地习惯了何祚庥这位无所不能的奇人之“常”。
尽管在国际科学界不为人知，但在国内，何祚庥院士的“全能性”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你看他老人家，几乎是天天上镜，日日露脸。一会儿电视台畅谈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一会儿因特网宏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昨天侃克隆人技术展望，今日嗙《易经》文化反思。这边厢呼吁对股民征所得税，那边厢力主发行国家福利彩票；上能为城市提出“交通、建筑最佳模式”，下可为山区规划“农具、灌溉最优方案”；“环境商机与氢能经济”研讨会指点江山，“纳米光纤与沙漠产业”演讲厅激扬文字；文艺理论学术报告座无虚席，月球开发科技讲座引人入胜……
总之，何祚庥院士所到之处，都能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应答如流，头头是道。“只有问不到，没有不知道”。涉及问题包罗万象，解决方案随手拈来。给国人树立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的形象。哪里有问题难以决断，那里的决策者就会想起何院士。例如：正当南水北调工程拿不出理想的西线方案时，何院士很快就以 “惊天地泣鬼神”的魄力提出了“用原子弹炸开喜马拉雅山引水北上”的“最佳方案”；当怒江建坝之争正反双方专家相持不下时，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应邀前去考察定夺。何院士一行怒江两岸“访贫问苦”兼观光不到一周，就得出了“怒江建坝是当地脱贫的唯一选择，不仅可行且刻不容缓”的“科学定论”，还顺手给反对建坝的生态环保专家们扣上了“伪环保”、“伪反坝”的大帽子。
如此全能之“通才”，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此，何祚庥不仅受到各级政府领导人的青睐，还受到年青一代追星般的崇拜。对于这些浮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人类，何祚庥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例如，何祚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的英明论断一出口，一批年轻“学子”便立即行动，很快，论证“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的文章就像文革大字报一样,铺天盖地上了因特网。
那么，自称主业是理论物理学家的何祚庥院士在学术上有什么造诣呢？
请看“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网站”“何祚庥主页”上的介绍：
何祚庥， 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该同志任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理论物理所副所长。现任理论物理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生导师。过去的主要工作及成果：
何祚庥长期以来从事粒子物理及各种应用性问题的研究。其重要工作有层子模型的研究，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研究，弱相互作用理论的研究等，先后发表约250 篇科学论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多种奖励。他还曾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是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
何祚庥还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专家，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先后发表约300 多篇科学论文。在反对伪科学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积极参加了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社会影响很大。目前从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何祚庥从事中微子质量问题、中微子震荡问题及双β衰变理论的研究等。
主要著作有：《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1997年)、《从元气说到粒子物理》(1999年)、《何祚庥与——1999年夏天的报告》(1999年)、《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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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了不得，何祚庥院士竟然写了“科学论文”250+300=550多篇。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足以让有史以来任何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惭愧，更让中外文坛所有多产作家汗颜。
不过，作为一个有550多篇科学论文的中科院院士，其精选出来装点主页“门面”的主要著作——当然是最能反应其学术水平的代表作——竟然是几篇“政治挂帅”大作，真让人哭笑不得。须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沙子再多也变不成米。何祚庥同志的个人主页做成如此惨状既合情理也在意料之中。一生“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何祚庥同志，常年因“心潮澎湃、心系万事、心向八方”而“分心、忧心、烦心”，哪里还会有精力和时间去做那些需要“净心、静心、精心”才能完成的科研工作呢？国人历来宽厚，自然不会去与何院士较真，但这毕竟给“坏人”留下了攻击的口实，那些求全责备者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沆瀣一气，一直诬蔑何祚庥同志“不务正业”、“滥竽充数”、“除物理不懂，什么都懂”；甚至诽谤何祚庥同志的网页是“光屁股推磨——转着圈儿丢人”、“光屁股打灯笼——亮臊”、“光屁股上联合国——满世界献丑”；并戏称其名字应改为“何知羞”。这完全是“恶毒攻击”。
再看一下“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的何祚庥同志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处于什么地位：
将关键词“两弹一星元勋”输入任意搜索引擎，立即可查到：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钱骥、姚桐斌、赵九章、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周光召、杨嘉墀、陈能宽、陈芳允、吴自良、任新民、孙家栋、朱光亚、王希季、王大珩、于敏、郭永怀。
十分不幸，名单上没有何祚庥同志的大名。一项重大科技事业充其量能有几个人可称得上“理论开拓者”呢？“两弹一星”元勋数量已多达23名，竟还没有囊括 “理论开拓者”何祚庥同志。可见“理论开拓者”这个模糊概念的外延之大，足以使人们想起那个把行政领导、宣传干事、描图员甚至厨师都算作科技成果功勋的年代。
不过，何祚庥同志凭借在中宣部工作了五年和在中科院抓党政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经“后续努力”，其知名度远远超过了那些不重视宣传和“包装”的“两弹一星”元勋们。更为惊人的是，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钱学森先生，现在已成了《何祚庥同志反伪科学英雄事迹》中的反面人物，在多种场合被用来反衬何作庥同志的英明伟大。何祚庥同志频频在大、中院校作题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报告，每当他眉飞色舞地大讲特讲自己是如何同那个“坚决支持伪气功的大科学家”作斗争的动人事迹时，人们已搞不清在《何氏词典》中的“人、事、学问”是如何定义的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也趁机“诽谤”何祚庥同志，说他的报告一贯文不对题，应当把题目改为《作孽，做秀，做学贼》才合适，又戏称其名字应改为“何作秀”。这当然是赤裸裸的阶级报复。
其实，像何祚庥同志这种类型的人，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存在。在低层社会，此类人物表现为信口开河，学一当十，连猜带蒙，夸夸其谈，不懂装懂，好为人师。一般总能获得一个滑稽的绰号，无非是“赵大忽悠、钱大吹，孙大侃子、李大掰”之类。但由于活动范围有限，时间一长，这些人就难免暴露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本质，以至成为当地人的笑料。
但何祚庥同志却能身经数朝，长盛不衰。虽一生未在自己所学专业有所建树，却能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充当权威和裁判，大有包打天下之势。这本是古今天下奇闻怪事，但我们的各级政府和网络一代却习以为常。我们不得不将此现象称为“何祚庥现象”。
在一个没有伟人、没有英雄的平庸时代，“何祚庥现象”或许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的象征。“适者生存”，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在我们这个早已形成“逆向淘汰”机制的政治生态大系统中，依附于政治的科学生态系统，必然也在演绎着同样的自然选择法则。在政界，何祚庥同志科学知识纵横百科，口若悬河。因而被误认为“著名科学家”；在学界，何祚庥同志政治理论涉猎诸家，妙语连珠。因而被误认为“著名政治家”。随机应变，左右逢源，上能见风使舵，媚君邀宠；下能逢场作戏，哗众取宠，是何祚庥同志能够立于不衰不败之地的处世秘诀。
谨以下列问题，结束本文：
1、“假作真时真亦假”。丁肇中，何祚庥，同被尊为“科学大师”，表现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无知”，一个“无所不知”。用现代中国“学术打假”专业行话问：谁真？谁伪？
2、何祚庥层出不穷的惊人科学高见（诸如人类不需敬畏自然，炸喜马拉雅山,中医是伪科学、大力提倡克隆人等）以及一贯“人到点子到”的拍脑袋作派是出于“艺高人胆大”，还是出于“无知者无畏”？
3、祖国大陆至今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却有了世界绝无仅有的“万能科学大师”，我们应该感到自豪，还是应该感到耻辱？
4、孤掌难鸣。在当前普遍重视“包装”的年代，何祚庥成功地将自己包装成了“万能科学大师”，煞有介事地到处高谈阔论，指手划脚。这固然是可鄙可笑，但我们的一大批唯物主义理论培训出来的各级政府官员竟然言听计从，奉为圭臬；更有一堆稀里糊涂的媒体记者诚惶诚恐，如蝇逐臭。显现了一种群体盲目与无知，这是可笑还是可悲？
5、荒唐而又愈演愈烈的“何祚庥现象”与当前我国学术界的学术浮躁之风同根同源，还是互为因果？
6、《中国反伪字典》里是否应增补（伪院士）、（伪科学家）、（伪氢弹理论开拓者）、（伪论文）、（伪万能科学大师）、（伪打假）、（伪反伪）等词条呢？
7、“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在“伪万能科学大师”何祚庥面前，张宏堡、张宝胜、严新、李洪志等伪气功大师”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鹤立鸡群的 “伪中之最”何祚庥大师，老谋深算，“高瞻远瞩”，贼喊捉贼，假戏真做，通过出卖上述鼠辈同类，金蝉脱壳，欺世盗名，摇身一变竟成了“反伪先锋”。可谓对当今浮躁社会之辛辣嘲讽。中国各级学术打假战斗队的科学红卫兵小将们，我们到底应该将何祚庥立即列入重点打假对象，剥去其画皮，还是继续由他天南海北忽悠下去，直等到喜马拉雅山被原子弹炸毁并导致震惊世界的大灾难后再翻然醒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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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再加一句：何祚庥是中国科学界的“芙蓉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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