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必须要从正确评价毛泽东开始》系列第三篇

1956 年4 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还感到指标太高。但4 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20 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不同意毛的意见，说这样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最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找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很生气。不久，毛就离开了北京。从5 月起，周恩来从防止冒进转向纠正冒进，5 月11 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断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8 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其中有这样的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 不但存在于下面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 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意民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 取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这个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经过多次讨论，经过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 改，于6 月20 日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登出。在发表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

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来势汹涌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

    …

1958 年1 月6 日，毛泽东到了广西的首府南宁。11 日到22 日召开南宁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在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别墅里召开的。这座别墅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常住的地方。这个会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为了批评反冒进，会上把周恩来、李先念1956 年有关反冒进的讲话，1956 年6 月20 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给与会者，作为批评反冒进的“靶子”。在印发到会上的《人民日报》社论 前面，毛泽东在文章上划了很多横线、波线、竖线、三角，加了很多批语：“庸俗的辩证法”、“尖锐地针对我”、“既然干部走至了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 “批了右没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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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月12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他在1955 年12 月发表了《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为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 米。”这是说周恩来的。这一天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三批外宾。13 日，周恩来一到南宁，就嗅到会议不同寻常的气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准备。

1 月13 日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16 日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称赞。这是柯庆施1957 年12 月25 日在上海党代会上作的报告，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他问周恩来：“恩来同 志，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看到毛泽东的目光，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 泽东的话，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坐卧不安。

在南宁会议上，柯庆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王任重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陶铸表示“要赶上柯老”。对反冒进的批评，使会上气氛很紧张。李先念紧张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大家心里纳闷：这到底批评谁？刘少奇说，主席是批评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 月17 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批评主要是指陈云的（陈云没有参加南宁会议）。1 月19 日，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不知周恩来是顾全大局还是以退自保，在这次会上主动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 年夏季到冬季）带有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 1935 年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在毛泽东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成了君臣关系。周恩来主动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经常放弃 自己的看法顺从毛泽东。周恩来的顺从，更使毛泽东的认识沿着错误的思路继续发展。南宁会议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周恩来被毛泽东压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 会议结束以后，他决定辞职。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还没有看到周恩来写的辞职报告，也没有看到别人记录下他的口头辞职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 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1958 年6 月9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进行讨论，同时讨论还讨论彭德怀的“不担任国防部 长”的辞职要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 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摘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学术界对中国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都以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在支持存在大规模非正常死亡观点的学界中，即便是最保守的说法，也 超过了1000万。中外学者大量的人做出很多研究，其中，科尔等人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 示，该所根据党内文件所写成的秘密报告，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4600万。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 因》，是最详细的。（以上摘自维基百科，Coale, Ashley J.,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C., 1984，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表 14-1 曹树基计算的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省名 非正常死亡人口（万） 非正常死亡率（%） 排序

安徽 633.0     18.37     1
四川 940.2     13.07     2
贵州 174.6     10.23     3
湖南 248.6     6.81     4
甘肃 102.3     6.45     5
河南 293.9     6.12     6
广西 93.1     4.63     7
云南 80.4    4.19     8
山东 180.6     3.38     9
江苏 152.7     2.88     10
。。。
因篇幅问题，这里只列举前十名。

合计 3245.8     5.11

文革中致死的统计比大饥荒更为困难。这不仅是因为情况多样，更由于官方的瞒报，记载不全等使得很多都需要各方面的资料估计。

美國學者宋永毅致力於文革研究二十年。他二○一一年九月在香港動向月刊上概括的指出有下列流傳的文革死亡人數統計。不妨稱為五個數字模型：

    葉劍英數字——據說，葉劍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 八千億人民幣。但是，我們至今為止無法證實葉有過這樣的講話。

    費正清數字——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二年，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在他的《中國：新歷史》的專著裡大約估計為一百多萬 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另一個美國研究世界上大屠殺的權威魯密爾教授（R. J. Rummel）則估計有七百七十三萬之多。遺憾的是，這些數字都還只是停留在洋教授們隔岸觀火的「估計」層面上。

    丁抒數字——大約一九九七年，海外華裔學者丁抒教授在 《開放》雜誌上發表有關文革死亡人數的長文，以史料分析推論的方法，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在兩百萬左右的結論。 他的基本分析是：「一九六六年紅色恐怖殺人十萬」，「文革初期自殺者約二十萬人」，「武鬥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萬」，「五十萬人以上死於清隊」，「一打三 反」和「清查五一六」也迫害致死二十萬左右。以後不少英文著作，如張戎和喬．哈利戴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也基本上援引了丁的分析。

    爭鳴數字——該刊一九九六年十月號上報導中共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四年的「內部調查」的結果：文革中「兩千一百四十四 萬餘人受到審查、衝擊；一億兩千五百餘萬人受到牽連、影響」，「四百二十餘萬人曾被關押、隔離審查；一百三十餘萬人曾被公安機關拘留、逮捕；一百七十二萬 八千餘人非正常死亡」，「十三萬五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為死刑；在武鬥中有二十三萬七千餘人死亡，七十三萬餘人傷殘」，「七萬一千兩百餘個家庭整個被 毀了。」這一數字接近丁抒的分析推理，學界亦認為比較靠譜。可惜的是：沒有公開的官方統計材料可以加以證實。

    蘇揚數字——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蘇揚教授窮十年之功，收集和使用了中共公開出版的一千五百二十種縣志中的文革死亡數 字，加上可以找到的「內部檔案」和回憶調查，推斷出：文革中的中國農村至少有七十五萬到一百五十萬人被迫害致死；同樣數目的人被毆打致殘；至少三千六百萬 人經歷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宋永毅認為蘇揚教授的研究有界碑性的突破。   

     葉劍英在一九八二年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文革。查中共十二大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閉幕，一中全會在十二至十三日舉行。葉當選為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胡耀邦當選為總書記。其後的「政治局 擴大會議」何時舉行，不可考。應在數月之內。葉劍英提到的文革數據如下：

• 武鬥死亡十二萬三千七百人；
• 被批鬥的幹部二百五十萬人；
• 被關押的幹部三十萬二千七百人；
• 在關押批鬥中死亡的幹部十一萬五千五百人；
• 全國各類反革命分子四百八十一萬；
• 城市死於文革人數六十八萬三千人；
• 農村死於文革二百五十萬，其中地主富農分子一百二十萬（為土改地富死亡人數二十萬的五倍）；
• 文革中受到各種打擊迫害人數一億一千三百萬；
• 失蹤人口五十五萬七千人。

这个资料具体未见记载，但是数据非常接近上述一些人的推算。

1、刘少奇国家主席1969
2、彭德怀国防部长、元帅1974
3、贺龙国家体委主任、元帅1969
4、陶铸国务院副总理1969
5、张霖之煤炭工业部部长1967
6、贾拓夫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1967
7、许光达国防部副部长、大将1969
8、张学思海军参谋长，张学良之弟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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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仅摘录一部分

阎红彦：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8日凌晨四时服安眠药自尽。
陶  勇：东海舰队司令员，1967年1月21日遇害身亡（55岁生日）。
吕炳安：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1月21日在武汉自尽。
唐金龙：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1月21日在武汉自尽。
杨文安：空军高炮指挥部副司令员，1967年6月中旬在北京自尽，1979年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子珍：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6月19日含冤逝世，1976年4月平反昭雪。
安志敏：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67年7月23日含冤逝世。
张  和：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部长，1967年7月22日被迫害致死。
王其梅：第一个率人民军队进驻拉萨的将领,西藏军区副政委,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1967年8月15日被迫害致死，文革后平反。
李呈瑞：海军航空兵政委，1967年9月22日含冤逝世。
汤  平：总后勤部副部长，1968年1月28日含冤逝世，文革后期平反。
袁子钦：总政治部副主任，1968年2月23日在非法关押中含冤逝世。
傅连璋：总后勤部中将军医，1968年3月29日凌晨5时左右屈死与监狱中。
刘培善：福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8年5月8日晚22时到23时之间，在北京某部的锅炉房中上吊自尽。
文年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6月7日在广州因批斗引发心脏病逝世。
齐  勇：南海舰队副司令员，1968年7月1日在北京含冤逝世，1979年平反。
刘善本：空军学院副教育长，1968年3月10日在刑讯逼供中被失手打死。
刘  何：炮兵副司令员，1969年4月3日在北京含冤逝世，1977年平反。
雷永通：海军学院政委，1969年4月16日被迫害致死，文革后平反。
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1969年6月3日晚死于关押室的马桶上。
贺  龙：军委副主席，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1974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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