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大跃进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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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大跃进”运动至60年代“文革”期间，造成中国自然环境第一次巨大破坏。1958年下半年全国数千万农民大炼钢铁，土造建成炼铁炼钢炉60万个，小炉 窑59000个，小电站4000个，小水泥厂9000个，农具修造厂8万个。这些工业设备大多污染严重，“三废”放任自流。50年代末在“向自然界开战” 口号下，农业上全国范围出现毁林、弃牧、填湖开荒热潮，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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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文革中的“破四旧”活动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蹟和遗产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彻底破坏和毁尽。就连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迹也惨遭破坏。[155]。

例如：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並刨挖陵墓內存物搶奪一空，最後全部夷为平地。[1]
倉頡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2]
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游街示眾。
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搗毀面目。
西藏扎什伦布寺的佛塔中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被红卫兵挖出肢解抛弃[1]。
曲阜孔庙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孔子墓被鏟平挖掘，其內孔子遺物與骨駭示眾後焚燬，“大成至圣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毁。廟碑被毁，孔廟的泥胎塑像被毀。[3]最早进行的破坏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的200余名师生组织，被摧毁的之前登记在册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画929幅，书籍2700余本，石碑1000余块，墓葬2000余。[2]
孔子的七十六代孫孔令貽的墳墓被掘开。
安徽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至今日，“橫掃”之後，廟、墓皆被砸成一片廢墟。文革後去霸王廟的憑吊者，見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
在橫掃一切的風暴中，霍去病的茂陵也受到破壞。香燭、簽筒被打爛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毀于一旦。
頤和園佛香閣、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毀。[4]
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塑像）全被毀平。[5]
新任太原市委書記下令砸毁廟宇。随即全市190處廟宇古跡除十几處被保留外悉数被毁。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赶到芳林寺，只撿回一包泥塑人頭。[6]

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但是劳动人民除外的资本主义家，或者那些学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们的孩子上学都会遭到歧视，辱骂。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工作者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批孔扬秦，直接对准了中华文化自汉朝后的主流儒家文化。

1、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1966.5.17服毒致死。
2、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1968.10.11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3、范长江名记者，人民日报社长。1970.10.23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4、翦伯赞历史学家。1968.12.18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5、上官云珠著名电影演员。1968.11.22病中跳楼身亡。
6、容国团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1968.6.20北京龙潭湖畔槐树上吊自杀。
7、姜永宁乒乓球国手。1968.5.16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8、傅其芳国家乒乓球队教练。1968.4.16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9、熊十力国学大师。1968.5.24绝食身亡。
10、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1969.1.31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11、严凤英著名黄梅戏演员。1968.4.8服安眠药死于医院，死后被解剖，在体内找发报机。
12、老舍著名作家。1966.8.24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13、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大右派。1966传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14、李翠贞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1966开煤气自杀。
15、沈知白音乐理论家。1968自杀。
16、傅雷著名翻译家。1966.9.3与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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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起著微小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在鄉間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识青年务农的怪現象，对中国教育资源、人力资源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而由於农村的建设作用不大，直到今天中國大陆的農村依舊貧窮落後，其農村建設也不如鄰近的日韓和台灣。

实际上，改革开放后近二十年的科技水平，文化水平停滞不前，相比前三十年甚至有倒退，很多人把它作为毛时代优越的证明，其实恰恰相反,由于文革造成文化断层，是改革开放后近二十年没有什么像样的科技成果。而文革前的成果，很多是在海外学习和国民党时代受教育的知识分子挑大梁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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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北京农大是重灾户，破坏严重，损失惨重。

── 教学十年停顿，少为国家培养人才 9200 人。 1966 ─ 1974 年八年未招生，少培养 4800 人（按 1966 年前年招生 600 人计）； 1975 ─ 1987 年由于条件所限少招生约 4400 人（这期间实际毕业 2136 人，以每年 600 人计，应培养 6600 人）。十年来至少少培养 500 名研究生（每年以 50 人计）。

──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剥夺人们十年大好时光，随着时光白白流逝，教职工队伍老化、人员锐减，出现教职工特别是教师队伍青黄 不接的严重危机。教师人数由 1965 年 12 月的 638 人减少到 1978 年的 527 人，减少了 17 ﹪。其中，教授人数减少 48 ﹪，副教授减少 25 ﹪。

──“文革”中大批教职工、学生受迫害。在清队中迫害致死以及其他原因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0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7 人，讲师、助教 3 人，干部 5 人，工人 6 人，学生 6 人，家属 3 人。死亡人数之多，在北京高校中实属罕见。

442 名教职员工在清队中被立案审查，占全校教职工总人数的 19 . 9 ﹪；大批教职工被劳改、关“牛棚”； 240 人（ 1966 年 8 月 3 日一天里）被挂牌游街； 205 户教职工被抄家； 51 人被强制遣送回农村； 50 人被定为走资派及犯走资派错误，反革命或逮捕法办；……

“文革”后，花了大力经过十年时间进行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为此开支 53 万元。

──科研工作十年停顿，上百个课题项目中断或放弃，资料与设备损坏、散失；马连洼新建不久温室闲置并遭到破坏；实验站移交出去；在涿县时期科学实验遭到“四人帮”爪牙疯狂摧残。

──学校搬迁，从马连洼被扫地出门，财产损失惨重。从北京到甘泉，又从甘泉到涿县，运输物资达 8700 吨，仅火车一项，就耗用了 400 多个火车皮，大量物资存放武功─铜川─洛川─甘泉─延安一线，损失惊人。因迁校，重建校舍耗资上百万元。在延安、甘泉、涿州、廊坊等地盖了一万余平方米的 房屋，原有校舍不能用，重复建设造成极大的浪费。

“文革”浩劫，灾难沉重，影响深远，损失是多方面的，有的很难用数字来衡量，本文只举几例。医治“文革”的创伤与后遗症，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农大的现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 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 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因此很多人认为当今中国人普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问题，以及道德沦丧问题，甚至腐败成风问题都是文革时期人整人，人鬥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结果。因为不 论是当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还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经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另一方面，文化大 革命实际上使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很大程度上被抹去，而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却在文革以后逐渐浮现。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甚至几代人，实际上都在承受着文 革的负面影响。

通过反复不断的权力争斗和权力集中，严重损毁了国人对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敬畏感，同时也改变了对权力功能的正常认识，以权代法，以权代制，以权代理， 以权代讼，也已成了人人内心默认的社会潜规则，有权的是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态度拼命用权，没权的则想方设法以各种资源找权力作交易，权力成为人人最求的 第一香饽饽。什么道德什么法律什么脸皮在权力面前一切都是神马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