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毛澤東的獨特思想和個性（下）

5.1.平均主義和供給制及其內在矛盾

摘自李銳文集《廬山會議的由來》

從青年時代開始，毛對平均主義就情有獨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提到了康有為，將他列入“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 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並且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對康有為關於大同世界的設想，毛澤東在他的全部著作 中，無一字評論，其中哪些是應該實現的，哪些只不過是烏托邦的幻想，一概未加評論。這裡只是為康有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這個理想的道路。現在到了中國人民 “大躍進”時代，毛自認為已找到了這條道路：他執掌國柄，康有為只能想想的事情，現在可以付諸實施了。當年籌辦人民公社的時候，中央農村工作部的負責人， 曾經把康有為的《大同書》和《哥達綱領批判》，一同送給徐水縣的幹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導思想有多麼駁雜了。在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 的決議》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還為《張魯傳》親自作注，印發與會者。他對漢末張魯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 錢），“不置長吏皆以祭

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的作法也是欣賞的。看來，除了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之外，近世歐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國歷史上農民平均

主義理想社會的思想都給了晚年毛澤東或多或少的影響。

。。。

要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供給制的問題。過去搞軍隊，沒有薪水，沒有八小時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軍民打成一片，成千上萬的人調動起來，共產主義精神 很好。人活着只搞點飯吃，不是和狗搞點屎吃一樣嗎？不搞點幫助別人，搞點共產主義，有什麼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條有飯吃，不死人；一條身體健壯。我在延 安身體不大好，胡宗南一進攻，我和總理、胡喬木、江青等六人住兩間窯，身體好了。到西柏坡也是一間小房子。一進北京後，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體不好，感 冒多了。大躍進以來，身體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覺。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李銳，1999D：103─104）

。。。

這一回要恢復軍事傳統──紅軍、八路軍、解放軍的傳統，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要把資產階級思想作風那一套化掉，我們"粗野"一點，是真誠的，是最文明 的；好像文明一點，實際是虛偽的，不文明的。恢復供給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進步，因為我們進城後退了，現在要恢復進步，我們帶頭把六億人民帶成 共產主義作風。（李銳，1999D：106）

但是矛盾就在這裡，群眾們倒是平均，粗野了，領導怎麼辦？

摘自單世聯的《讀李銳文集有感》

第二，不平等，延安時代實行供給制，不但幹部和戰士不一樣，就是幹部之間也分成幾個等級，穿衣吃飯都有差別。而且"這種配給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貪污和浪 費，譬如贈送就相當普遍。主持對外貿易的葉季壯和他的助手們，經常從陝北以外帶回許多贈送品，毛澤東所需要的煙、酒、藥品、補品等等，是經常供應無缺的。 中央一級的其他幹部，也經常可以獲得一些他們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張國燾，1981：401）供給制理論上可以保證差序格局中的平等，在哪個級別就享受 哪個級別的待遇。但誰來供給？誰能保證供給的過程中沒有腐敗？康生、江青當時就利用權力和供給制搞腐敗。康生用公款買許多名貴的菊花，有的一棵就達千餘 元；還通過社會部有關係網用公款買洋酒。（師哲，2001：175、475）"江青說她身體不好，要穿皮衣、皮褲，而且必須是寧夏出產的灘羊羔皮。當時， 寧夏是馬鴻逵的天下，如到寧夏買東西都動用了保安處的外勤。她要吃阿膠，通過關繫到山東買了，經過香港、重慶的辦事處才運到延安。......抗戰勝利 後，江青兩次到重慶。第二次去重慶，不知她買了些什麼東西，竟花了幾百萬法幣，要在中央特會科返銷。"（師哲，1995：169—170）

   。。。

其實，即使在1958年之後，毛也並未"粗野"。49年以後，他喜歡去的地方如杭州、長沙、上海、武漢、廣州，都是富貴溫柔之鄉，著名的西湖劉莊，更是他 經常下榻之所。1962年春節過後，李新等人應吳玉章之邀到西湖遊覽。"當時困難時期尚未完全過去，到處能見到‘民有菜色'，而我們這些沾邊特權的人，卻 能優哉游哉地盡情遊覽。名義上按規定付帳，實際上還是高檔免費。而我們卻安之若素，視為當然，可見享受特權者要打破特權實非易事。如果說‘浮誇風'、‘共 產風'是由於領導人頭腦發熱而受了欺騙，那麼這些在困難期間修建起來的高級樓堂館所，領導人親自住在裡面，能說什麼也不知道？一方面三令五申反對修建樓堂 館所，一面舒舒服服地住着高級館所，不但未受罰，反而升了官，這便是樓堂館所以屢禁不止的真正原因。"（李新：1998：102）

5.2理論聯繫實際

摘自李銳《毛澤東早年的道路》

毛澤東在早期革命活動的時候，就正是這樣出色地開始進行了這種特殊困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方法，他隨 時隨地聯繫着當前革命的實踐，對周圍的具體的社會情況作具體的分析，這就是用他自己後來常說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判斷客 觀情況和考察、集中革命實踐經驗，以求得工作方法和方針。”從他早期革命活動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實踐家的身份超過理論家的身份；他總是用自己的行動來 證實自己的設想，用革命的實踐來證實革命的理論，即“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論》），從而使兩者不斷發展，永遠前進。他在每個工作階段中， 都站在最前面最重要的崗位上，埋頭工作，不事喧譁，接觸實際最多，聯繫群眾最廣，對革命操心最切，思慮最深，既絲毫沒有陳獨秀這類人的書呆子的習氣，又絲 毫沒有王明之流的紈袴子弟的習氣。因此，從創造黨起，即成為我黨最卓絕的代表。

李銳：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

建國前的２８年，歷盡艱辛、曲折，毛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實踐和理論的正確舉世公認。從早年起，他的革命實踐家的品質就高於理論家的品質。長期

的戰爭環境、經典著作譯本的貧乏（他不能直接閱讀外文）等原因，使他不能像馬克思列寧一樣，在理論上深下功夫。他一生的興趣，似乎主要也在實踐方面。

5.3 反對知識和知識分子

李銳：《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

   ”

可以說，全國解放以後，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看法，逐漸同兩個概念聯在一起，一是資產階級，一是“右傾”。

５０年代曾頻繁發動針對知識分子的批判鬥爭，如對電影《武訓傳》，對陶行知、胡適、梁漱溟、馬寅初，對《紅樓夢研究》，對“胡風集團”的批判等等。

三大改造完成之後，對知識分子政策一度出現轉機。

為了加強黨對知識分子和科學文化工作的領導，以適應工農業更快發展的需要，１９５６年１月，黨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毛澤東在會議最後一天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

但是沒有過多久，毛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再次惡化：

。。。

許多群眾創造的“新鮮事物”層出不窮之時，毛澤東似乎越來越鄙薄知識和知識分子了。他曾多次講到這一類的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專家往往是落後 的、沒有學問的、無創造性的；對科學技術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對科學技術的神秘觀念，破除對專家教授的迷信，等等。他常借古喻今，以貶低知識和讀書人。如 說：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兩個，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不多，是比較好的皇帝；以後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事，國家就管不好。書 讀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劉秀是一個大學生，劉邦是一個大草包。書是要讀，讀多了，害死人。毛澤東一生都關心農民和關注農民問題。他只講過一句“嚴重的問題 是教育農民”。

李銳：《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

   “

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養，而是發揚平均主義、唯上命是從的品質。他對農民的革命性總是估計過高。一直鼓勵知識分子甚至工人、干 部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認為這種“勞動化”，才有助於洗心革面，脫胎換骨，改造世界觀。他對知識及其載體知識分子，都 打上資產階級的烙印。認為知識分子不勞動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農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穩立場。

“大躍進”初期，他提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文革”中更是讓知識青年統統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

5.4國學崇拜

摘自李銳文集《“略通國學”與評說孔子》

進北京後，根據他對中國古籍的廣泛需要，特地買了一部《四部備要》，並陸續添置了其他一些古書。１９５２年買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四部備要》於 古籍收得較全，恐怕絕大部分他都讀過了。除此之外，他還閱讀或者瀏覽了大量包括詩詞曲賦和小說的中國古典文學和各類雜書，包括《智囊》、《笑林廣記》之 類。中國史書他讀得最多，４０００萬字的《二十四史》是通讀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讀過一遍。（據毛岸青、邵華回憶：“直到１９７５年已經病魔纏身，寫字手都 顫抖了，還在許多冊上親手寫下了：‘１９７５·８再閱，‘１９７５·９再閱’的記載。”）外國的文學名著只讀過《茶花女》等數種。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也很少 看。國外有關社會化大生產管理方面的書讀得更少。１９５８年１月南寧會議後，回到北京，一個夜晚筆者奉召去到他的住所。寬大的木床上，有半邊堆滿了線裝 書，主人則靠坐在另半邊。房中有一邊牆被書架遮住，全是古籍。秦城憶舊時曾有七絕記此印象，頭兩句是“一牆古籍半床書，談笑風生榻上居。”這不能不使他的 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產生某些不良的影響。一方面，自幼年到青年到老年，長期執着地浸沉在國學的嗜好與薰陶之中；而另一方面，時代則要求國家必須迅速擺脫 長期文化經濟落後的局面，國家必須以發展生產力、發展現代科學技術為中心任務，國家必須儘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種逆向的主客觀情勢，即大量不得清除的封建 落後的思想與先進的社會主義之間（何況社會主義是什麼以及如何建設都還沒有徹底搞清楚），確有難以調和難以並存的矛盾；長期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道路和不斷 的政治（反右）運動，又反而掩蓋了這種矛盾。實際上在廣大群眾和社會生活中，封建思想傳統比資產階級思想傳統要廣泛深厚得多。因此，這種逆向情勢，恐怕也 是促成“大躍進”和“文

化大革命”的一個原因。否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不會求助於“土法上馬”，砍樹木“大煉鋼鐵”；不會向《張魯傳》、《大同書》求教，“吃飯不 要錢”，辦公共食堂，向共產主義“窮過渡”。後來也不會“深挖洞、廣積糧”，搞大三線。至於“文革”十年動亂中的“破四舊”、“革革過命的人的命”，“早 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直到批林批孔，儒法鬥爭，讚許秦始皇的暴政，吹捧呂后……那更不是什麼矛盾的不可調 和，而是將封建主義、帝王思想說成是馬克思主義，

5.5 心理改造

值得強調的是，毛一直對於斯大林的槍斃肉體消滅的方式嗤之以鼻。他堅持的是從內心改造中國人，改造反動派，並美名為“幫助，搶救”。在這個過程中，採用勞 動改造、刑罰和各種各樣的對人進行人格折辱和摧毀，迫使對方從心理上徹底投降，然後從當眾檢討，以達到控制輿論和驚嚇他人的效果。這個方式最早從延安整風 開始使用，最後在文革中達到頂峰。

5.6階級鬥爭

摘自李銳文集《座談會的講話》   

主觀造出所謂積極平衡與消極平衡，把留有缺口的平衡說成是積極的平衡，以為缺口可以調動人的積極性，大鼓幹勁。於是，一時放棄了計劃工作中的綜合平衡。

在８０年代以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多次大起大落，都同這種人為地破壞平衡規律有密切關係，都同處理發展速度、各種比例關係（農輕重、積累與消費、生產、 基建與生活等）中沒有保持好平衡有密切關係。商品經濟的不平衡，靠價值規律（市場）來調節，計劃經濟也不能違反這個規律。

在破與立和亂與治的關繫上，毛澤東強調：“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從而引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一說。不僅 用這種思想指導”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運動，也以此指導”大躍進“這樣的經濟活動。而且，不論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乃至生活各方面，統統持這種觀 點。總之，一切都處在”不斷革命“的過程中，”斗則進，不鬥則退“

可以說，毛澤東是“民族大我”與“個體小我”的有機結合。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鄭謙認為毛澤東正確地指出了斯大林否認矛盾的存在的片面性，但又走上 了另一個極端，老強調鬥爭性，忽視同一性，以致最後把鬥爭絕對化為否認同一性的鬥爭性。從“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一直到“文革”時“八億人口，不 斗行嗎？”把矛盾等同於對立，對立又等同於鬥爭，形成一種具有完備形態的鬥爭哲學。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這些形而上學哲學思維，確使毛澤東特別重視社會各個方面的不斷變動、不斷革命和不斷鬥爭，使得整個社會經常處於一種動盪不安的狀態中。

過去老百姓常說，“共產黨吃不得幾天飽飯，又要折騰了。”就是這個意思。

5.7越窮越光榮

摘自李銳文集《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

毛澤東晚年還有“窮則革命富則修”這樣一個相關聯的思想。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

書》之後與人談話時曾說：在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發展水平的條件下，經濟愈落後，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難，人愈窮，才愈要革命，而一旦富了，就一定會

發生問題。他這種想法，不僅同觀察西方革命渺茫有關，還鑑於當年東歐波匈等國農業合作化難以發展。可是，這個關於“窮”與“富”的論斷，豈不完全陷入了一 種悖論麼？革命的目的在發展生產力，變窮致富；然而，富了又走向修正主義！那麼，革命又到底為了什麼呢？又如何自圓其說？總不能說為革命而革命吧。這一論 斷同馬克思主義可說毫不相

干。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是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目的在不斷創造越來越多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以滿足人們在這兩方面不斷增長的要求。他們認為資本

主義社會化生產愈發展，生產力愈強大，社會主義因素便愈多，向社會主義變革的條件便愈成熟。毛晚年自以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其實在“窮”與“富”這個相關聯的判斷上，同

樣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5.7群眾運動

摘自互聯網：

誠然，“文革”毛澤東的確觸及了官僚之既得利益，可是卻未觸及更根本的與專制密切相關之官僚體制，他與官僚體制仍“打斷骨頭連着筋”。專制與官僚體制二者 互為依仗。專制下的官僚體制有六大特徵：機械（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決策權及執行中的靈活性掌握在上司手裡，下屬不得越雷池半步）、等級（論資排輩，講究 尊貴順序，官大一級壓死人）、虛偽（權力道德化，滿嘴上仁義道德，一肚子自私自利）、低效（人浮於事，辦事拖拉，敷衍塞責，推諉扯皮）、黑暗（製造與利用 信息不對稱，欺上瞞下，魚肉百姓，自成一統）、腐敗（在既定的前述條件下，內部圖升遷勾心鬥角，對外起貪心以權謀私且官官相護）。其一併形成的官場環境造 就之小人與“套中人”，為專制所依倚，離不開其所提供的愜意服務；反過來又是小人倚仗專制而生存，“套中人”則安於專制之下。具有自由、民主精神之大寫 的、有獨立人格者，在這種官僚體制中受到排擠，難有立足之地及升遷之機，會感到窒息、沉悶，久而久之難以忍受，以至憤怒、反抗。專制的官僚體制下被淘汰的 正是君子、精英。有民粹主義傾向的毛澤東，他對官僚體制有着一種天然的厭惡感，自然想改變這種情形，遺憾的是他只能是出於私心雜念或認識水平的局限，不是 從制度機制上着眼着手，卻幻想在專制、集權下，用人治的、不定期的、不規則的運動來代替法治的、定期的、規則的選舉，對官僚進行整治教育與洗牌。但毛澤東 對了一半又錯了一半:他認為真刀實槍的群眾運動勝於演戲作秀的投票選舉，即使“七、八年再來一次”隱含着定期制度化的含義，這種群眾運動也不可能規範化， 難操作，易失控，效用隨意性，結果不能不是一場大膽、悲壯的試錯，其價值便僅在於是為後人否定了一條政治歧道。

毛的群眾運動的最大矛盾是他號召打碎官僚機構，而恰恰他是這個官僚機構的最大頭子，他的所有權力號召力來自於這個官僚機構；他號召群眾“懷疑一切”，但是 唯獨不能懷疑自己，懷疑自己就是反革命；他號召群眾“無法無天”，但是任何敢於挑戰中央文革的思想或者行動都被批鬥鎮壓。

一句話，他已經把自己當成聖人和神，當成中國人民的唯一大腦。所謂群眾運動，就是割掉大家的腦子，解除全體中國人的獨立思考，獨立性格，放棄個人生活，成為一個個被操縱下的木偶而已。

5.8造反有理，無法無天和儒法之爭

摘自李銳《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

毛澤東晚年推崇法家，“評法批儒”雖鋒芒別有所向，卻認真提出以儒法鬥爭為線索，來了解和分析全部中國歷史，而且大樹特樹“崇法貶儒”的觀點。這雖未必就 給了人們以打開中國歷史奧秘的鑰匙，卻給了人們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對毛澤東影響的鑰匙。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毛曾從法家學說中，鍛煉自己治國平天下的本 領。有人可能會認為，毛自己不但承認而且標榜自己“無法無天”的精神，因此而認為毛算不得一個真正的法家。但是，毛之所以主張“無法無天”，甚至事實上做 到了“砸爛公檢法”，卻決不是不要人們遵從他制定的法，而只是不讓自己受法的束縛，如他所說“不要讓法律捆住自己的手腳”。

毛澤東一生強調“造反”和“鬥爭”，老而愈堅，明確反對過“行仁政”和“下罪己詔”。革命勝利前夕，還把歷來被儒家尊為聖人的伯夷、叔齊稱作“反對人民解 放戰爭”的開小差逃跑分子。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甚至大批特批劉少奇的“黑修養”（此文在延安時為“整風學習文件”之一）。這固然同當時的政治形勢有 關，但“造反有理”、“階級鬥爭”無所不在的思想，實難同“敬天法祖”、“仁民愛物”、“道中庸”、“致中和”為主旨的儒家教條相調和。事實上，從屬文到 談話，毛雖然慣於引舉儒家成語，卻從不引用代表儒家典型思想的語言。

從本性上看，終其一生老而彌堅的“造反”、“鬥爭”性格是毛澤東的一大特點。他是反傳統的，對於統治中國二千年的儒學，應當說是沒有好感的。早在五四運動 時期，他對所謂“中體西用”的思想便給予了尖銳的批判，認為這是一種“自大的思想”、“空虛的思想”、“以孔子為中心的思想”；認為要在中國進行革命，要 打破政治上的強權，也必須打破思想上的強權。《湘江評論》上他的文章中還說過：“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 由，鬱郁做兩千年的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在後來的革命鬥爭過程中，他也一再提出反對以孔學為中心的儒學。每當要打破陳規，破除舊的秩序時，在 思想領域內總是把孔學作為靶子的。因孔學核心是維護既成秩序。漢儒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就曾多次受到他的抨擊。他也不止一次在講話中調侃孔子，甚 至把孔子的書同他所蔑視的蔣介石的書相提並論，認為讀一些這種唯心主義與形而上學的東西，可以從反面教育人們懂得唯物主義與辯證法。“文化大革命”期間 “批林批孔”時，他贈詩給郭沫若（批孔批郭）：“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再如，毛晚年多次談到秦始皇，談到焚書坑儒。“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他是從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角度讚揚秦始皇，是為了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不惜 讚揚這位古代暴君的。但是，他又籠統地以此同無產階級專政相比，認為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甚至說，要做“馬克思加秦始皇”。

①這就容易混淆無產階級專政與秦始皇專政的根本區３　４６

①見陳登才主編《毛澤東的領導藝術》第２８頁，軍事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別；也就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命題：“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民主”。

①見《人民日報》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一個大公社；馬克思與秦始皇要結合起來；東西調不出來，要點強迫命令，等等。

摘自單世聯文章：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 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李 銳，1999C：332）

暴力只是"秦始皇"的含義之一。毛對秦始皇還有另一種理解，這就是陳雲在北戴河會上傳達的："特別是他（指毛──引按）提的，現在沒有紀律，紀律像豆腐一 樣，這不行，要馬克思加秦始皇。"原來秦始皇就是紀律，與之相對的"馬克思主義不是靠懲罰，靠懲罰辦事就犯錯誤。"（李銳，1999D：125—136）

紀律永遠需要，因此中國人也就難以擺脫秦始皇的暴政。

在"超過馬克思"的1958年，"馬克思加秦始皇"的重心其實是秦始皇，目的是要建立高度集中的權力體系，以暴力和恐怖實施社會改造。追溯起來，這並不是 創新。斯大林在談到肅反成績時，也一再提到過16世紀伊凡雷帝的恐怖統治，他不只把伊凡雷帝當作他政治上模仿的人物，還把自己看作是血腥清洗的權謀的方面 超過師父的學生。

5.9 出爾反爾

摘自單世聯： 《讀李銳文集有感》

毛的秘書田家英、李銳都發現"主公"有出爾反爾的習慣，這主要不是"私德"問題。毛一慣對組織化、制度化的東西反感，儘管他是這個組織長期領袖，但組織化 畢竟對喜歡浪漫奇想的毛個人有所約束。49年後，黨已是控制整個中國社會的執政黨，其領導方式自然趨向程序化、制度化。毛的辦法是在會上不作直接反對，會 後週遊各地，通過寫信、批示、講話等散布不滿意見，先造成聲勢，然後在適當的時機修改、推翻此前會議決定。

有時，出爾反爾是因為主張有變。1939年底，毛向魯藝戲劇系主任張庚建議排演曹禺的《日出》以豐富文化生活，1940年元旦演出後，胡喬木又支持演出了 《雷雨》、《欽差大臣》等劇目。但1942年的文藝座談會上，這一切都被指責為"脫離群眾"、"關門提高"、"頑強表現小資產階級情感"錯誤行為。（艾克 恩，1992）1942年，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一文是毛親筆潤色修改的，但1958年又欽定它為"大毒草"加以"再批判"。1953年成立 的中央農村工作部，按照毛下達的以15年時間完成農業合作化的指示，針對急躁冒進的現狀，鄧子恢一上任就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這一切都得到毛的同意。但當 年11月4日，毛卻批評鄧"吹倒了一些不應當吹倒的合作社"。根據毛的指示召開的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加快了合作化的步子，建社過程中充滿強制命令，農民怨 聲載道，鄧不得不在1954年夏研究、指導如何鞏固合作社的問題，毛又批評他對社會主義不熱心。1954年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提出要在1955年春耕前把 合作社發展到60萬個，過快過猛的結果是引起農民新的不安。1955年3月，毛同意放慢速度，慢得連鄧也料想不到，毛還說："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 要求，否則生產力就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牛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4月下旬，毛外出視察，沿途聽到柯慶施等人的報喜聲，回就後即向鄧提出"不要重犯 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鄧沒有認錯，毛即在1955年7月底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鄧是"小腳女人"，"要用大炮轟"，並剝奪了鄧及農 村工作部的部分權力，10月初的七屆六中全會就以批鄧的"右傾保守"為主題。大躍進之後的1961年3月，中央在廣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毛表揚鄧說："農 村工作部後頭犯的錯誤，是譚震林同志他們有份，他沒有份。你們看不起鄧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人家現在正確了。""農村工作部找誰呀，還是鄧老。他有許多意 見是正確的。"但1962年7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又認為他支持包產到戶是反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農業專家"。10月5日中央下令撤銷農村工作部，理 由是農村工作部"沒有幹過一件好事"。（《鄧子恢傳》編寫組，1996：450—570）

有時，出爾反爾的"爾"本來就不想實行。1959年4月，毛在八屆七中全會上說："我從來就說，我們的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要觀察，有待證明。"（李 銳，1999D：457）但彭德懷一批評就是說"反黨"。這說明他並不允許任何對總路線的"觀察"和"證明"。廬山會議結束前，毛在《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 歷及其他》中熱情洋溢地說："為了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就要仍然把他們當作同志看待，當作兄弟一樣看待，給以熱忱的幫助，給他們改正錯誤的時間和繼 續從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須留有餘地，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過日子。"但下了廬山，彭黃張周沒有一個獲得過溫暖和春天，不但"老是留 在冬天過日子"，而且除黃以外都在充滿政治的嚴冬死去。張聞天曾多次寫信要求見毛、要求分配工作，但毛從未搭理。（程中原，993：683—685）

有時，出爾反爾的"爾"是唯心地承認過的。1956年9月黨的八大確認階級矛盾已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被表達為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 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要求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對此，毛是同意的。但"八大結束後的第三 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少奇說：八大關於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少奇十分震驚，回答道：‘呦，《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麼辦？'毛主席八大前和會議 期間從沒有提出過異議，現在的意思再明確不過了，意味着全黨工作的中心仍然是階級鬥爭，而非經濟建設。"（王光美，2000）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 會"着手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毛也在這個會上作了檢討。但他並不真心認錯，仍然堅持"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對劉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自我批評不滿。只是當時大 勢所趨，毛只好隱而不發。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就大講階級鬥爭，從此直通"文革"。毛善於為歷史人物翻案，秦始皇、 曹操、朱元璋這些過去不受好評的人物，都受到他的喜愛，因為他自己就善於翻案。

有時，出爾反爾是要維護自己的一貫正確。1950年陶鑄奉命到廣西加大剿匪力度，半年後陶向毛報告："廣西剿匪45萬，殺了4萬，其中三分之一可殺可不 殺。"毛批："廣西應該殺。"（楊立，1997：111）但此後不久，被陶鑄趕出廣西的莫文驊在京見到毛。"毛主席問：‘你們一共殺了多少人？'我回答 說：‘沒有精確數字，大約共殺了ＸＸ萬吧。'毛主席又問：‘為什麼殺那麼多人？'我答道：‘不是有人說過殺人少，七擒七縱，寬大無邊麼？後來有人下令連隊 有殺人權，可以先斬後奏。'毛主席聽了‘唔'了一聲，沒再說什麼。"（莫文驊，1996：648）把可殺可不殺的人殺掉，不符合經常宣傳的"大部不抓一個 不殺"的政策，所以不宜在事後公開肯定。

有時，出爾反爾有時是形勢變化使然。1955年批胡風時，毛承襲斯大林"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理論，認為"在為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 運動中，階級鬥爭更加尖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進行破壞活動。"（毛澤東，1996A：165）斯大林問題剛一暴露，毛贊成蘇共對斯大林階級尖銳論的批 評，論

十大關係》中說："斯大林說反革命越搞越多，這個道理是不對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薄一波，1997：506）鑑於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已 經完成，毛不止一次地講，無產階級專政只剩下百分之十的職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於對外。他認為斯大林到處捉人殺人搞階級鬥爭，是認識沒有跟上 形勢的發展，不相信群眾，所以天天恐慌。毛為此發動了57年的整風，要群眾向黨提意見；他自己準備辭掉主席職務，想幹個"名譽主席"，"準備後事"了。但 僅僅一個多月後，國際（波匈事件）國內（知識分子提意見）的事態一有變化，他就以為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彭德懷的意見和60年代劉少奇等人的調整，更使毛 相信其權威受到挑戰，在強調階級鬥爭要天天講的同時，他一轉認為蘇聯變修的原因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有那麼多的反革命分子沒有搞掉。所以他要進行無產階級 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要強化斯大林社會主義愈前進階級鬥爭就愈尖銳的思想。

5.10 "崇拜我好一點"--個人崇拜

毛從來是投自己一票的人，他多次說過"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廬山會議上也說："如要講個人獨裁的話，如在王明和毛澤東之間選擇時，我投自己一票。" （李銳，1999A：381）"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李銳，1999C：212）其實，無論在毛與誰之間選 擇，他總是自己的擁護者。他需要個人崇拜，並直接製造了對自己的崇拜：

一位在宣傳部門工作的同志，在一個口號中去掉了"以毛主席為首"的字樣，毛澤東當時發了大脾氣，說你這個人有這麼大的膽子，敢刪掉群眾提出的口號，這個因而被打成假黨員、特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銳，1999B：73）

是不是"群眾"提出的？毛一生都把自己的想法說成是"群眾"的願望，以人民的代表自居。但至少在49年後，他除了接受群眾的歡呼外，並不願意接受群眾的意見，尊重群眾的利益。而"群眾"歡呼的口號，也是他自己加上的：

1950年中央宣傳部起草的"五一"口號中，最後兩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在後面加了一個"毛主席萬歲！"（李銳，1999B：71）

5.11毛的軍事思想

摘自維基百科：

毛澤東十大軍事原則是毛澤東提出的一套軍事鬥爭原則。1947年12月25日，於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會議（史稱十二月會議）上，毛澤東在名為《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位於《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報告中首次提出。這十個原則是：

•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 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

• 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

• 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給敵人殲滅性的打擊。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

• 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

• 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作風。

• 力求在邉又袣灉鐢橙恕Ｍ瑫r，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

• 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

• 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

• 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對毛的軍事思想和軍事成就我關注很少，因此沒有太多的體會，簡單談談幾點看法

1.有人認為上述40%的思想來自粟裕，我認為有這個可能。

2.長征時期，毛的游擊戰的軍事天賦得到充分展示和證明。

3.沒有證據證明毛擅長大兵團作戰，解放戰爭的大兵團作戰，最厲害的還是林彪，粟裕，彭德懷。

4毛戰略能力有高超的地方，如遼瀋戰役打錦州；也有失誤的地方，比如千里躍進大別山，以及要求粟裕在解放戰爭中期還要渡江南下打游擊戰。但是毛的賭性很強，他正確的時候往往是豪賭贏了的時候。

5.毛的政治策略手段很厲害，這大大增強了打仗的成功。孫子兵法推崇“上兵伐謀”，從謀略取勝勝於刀兵。前文提到李銳的訪談，毛在革命戰爭年代最高明的地方是尋找各界的矛盾縫隙為我所用，同時爭取社會各界形成對敵統一戰線。

5.12 毛和朱元璋的驚人相似

毛澤東還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家、法家治國和農民戰爭打天下的種種影響。他歷來欣賞秦始皇、劉邦、朱元璋，卻不談漢文帝、李世民。自認“坑儒”比秦始皇 還多。直到臨終時，還念念不忘漢高祖的遺囑：“安劉氏者勃也”。到了晚年，常用中國的古書來指導建設社會主義，“深挖洞”來自明初朱升給朱元璋提的建議。

因此，在此對毛和朱元璋做一個簡單比較，可以發現有很多相似性：

以下來自百度知道：

1.均不是最先的起義革命者。毛之前有孫中山陳獨秀等，朱之前有郭子興劉福通韓林兒等。

2.指定的繼承人都被推翻。朱允文華國鋒沒幾年就下台了。

3.死後都褒貶不一，褒貶各半。有很多人恨他們，史家也各有各自的說法。

4.當權後都死命將革命起義中的同事手下整倒。

5.消滅相權，朱取消了丞相，毛將所有第二號人物弄倒。

6.為強化皇權，解決統治階極內部矛盾，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藍玉案大肆誅戮功臣。

為強化個人權力，解決統治階極內部矛盾，毛澤東借彭德懷案、劉少奇案大肆誅戮功臣。

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興病逝，其子郭天敘代領其眾，時韓林兒出詔封天敘為都元帥，張天佑為右副元帥，朱元璋為左副元帥。朱元璋慨然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 人耶！」遂不受。但念林兒勢盛力強，可利用以成帝業，乃用其年號以令軍中。九月，郭天敘、張天佑二人皆戰死，於是郭子興部將盡歸太祖。此時為公元1355 年，至其死亡1398年共當權43年。

1368年推翻前一政權，基本統一全國。當全國領袖30年。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召開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至其死亡，當權41年。1949年推翻前一政權，基本統一全國。當全國領袖27年。

年份都比較相近。

7.朱元璋推翻的前一政權繼續存在，毛澤東也是一樣。並且造成了困擾。

由於北元回歸大漠後保有相當強的軍事力量，對明朝北部形成極大威脅。

中華民國繼續縮在台灣，對全國完全統一造成了障礙。

8.朱元璋與毛澤東都自信代表人民利益。網友說法如下：

“朱元璋雖然殺貪官狠到了極點，但他相信自己是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人民是擁護自己的，所以他不僅不怕人民上訪，而且嚴令各級地方政府對上訪者保護。毛澤東 時期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就把一切政治上的反對派上訪的路子堵死了，誰因政治上的不同意見上訪只能是自投羅網。其次，人民公社化之後，人民大眾確實缺少行動 自由，一般不到生產隊去勞動需要請假，想上訪也不太方便。但是，像文化大革命中鼓勵大串聯，讓紅衛兵免費乘車進京，與朱元璋的法律保護上訪很相似。這表 明，以當時中國人民的認識水平，毛澤東是與人民大眾站在一起的，毛澤東至少在那一段時間裡是自信確實代表着人民大眾。如果毛澤東認為人民不擁護自己，就絕 對不敢這麼做。”中國筆跡學家韓進的文章。

9.“清代史學家趙翼說：“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在史書

上，朱元璋則是以農民革命領袖、徹底專制者和平民保護者的面目出現的。”“老老人類的新新玻殼”博客上的話。這種說法用在毛澤東身上也感覺驚人的合適。

10.毛澤東對朱元璋的評價很高：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兩人太相似了，毛就有了知己之感。

11.“朱元璋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懂得如何用人,但他骨子裡還是有一種出身草莽的自卑,所以他對賢臣既愛(愛其才)又恨(怕終有一日不為所用,危害明朝的萬世江山),加上其疑心猜忌很重,導致其晚年頻頻對開國功臣開刀。”毛澤東也是類似的人物。

“兩個人的人生,性格有很多相似之處,連做事也是.上山下鄉對應的明初強制的人口遷移,嚴厲甚至可以說是嚴酷的為官制度等等很多，都對一個時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難怪老人家這麼欣賞，原來真的是有如此之多的相似。”“那些花兒”的文章

12.朱元璋反孟，毛澤東反孔孟。

我再加一條：

13.朱元璋為後市子孫規定了父死子繼，各行各業的必須要按照明初的社會分工下去，朱元璋認為他已經為千秋萬代的朱家王朝做了最好的規劃，以後只需要照作就行了。而毛的文化大革命也希望形成一種全社會反走資派的方法，希望以後的中國政治，“三五年就要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