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林彪擁躉刻意迴避的史實：毛澤東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

毛澤東是什麼時候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的？
——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與林彪擁躉的商榷（1）

朗 鈞（北京）

內容提要：本文首先就“毛澤東是什麼時候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的？”這個問題展開討論。並在定義“林彪擁躉”之後，對林彪擁躉避談“毛澤東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史實的現象進行了討論。本文指明：避談“毛澤東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史實，說明林彪擁躉在“林彪事件”的認知上和官方具有同種的忌諱和不誠實。

關於“林彪事件”的陳述，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很少有人在研究文章中談及毛澤東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這段史實。而毛澤東是什麼時候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這個問題則更被文革研究專家們所忽視。本文將就這個問題做一些討論。

一、毛澤東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

高文謙先生所著《晚年周恩來》的第五章中有一小節，題為“毛、林交惡的根由”。其中透露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史實：

中共“九大”閉幕之後，毛澤東曾帶着張春橋到蘇州區看望林彪。以談如何防止出現修正主義為名，毛澤東試探林彪的態度，同時不動聲色地挑動林彪對張春橋的忌心。毛澤東在談話中先是說總理年紀大了，問林彪對周總理的接班人有什麼考慮，然後話鋒一轉，問林彪：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見林彪不吭聲，毛又問：你看小張（指張春橋）怎麼樣？弄得林彪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後來林彪還是借着談怎樣才能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時，才拐彎抹角地表示：還是要靠黃、吳、李、邱這些從小就跟着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林彪已明顯感到毛有改變接班人的考慮，預感到自己的前途兇險。為此，林彪和葉群倆人在蘇州時，曾為此關起門來相對落淚[1]。

高文謙先生將毛澤東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簡稱“毛向林薦張”）這件事定義為“毛林交惡”的根由，還說，毛林蘇州談話“是解讀廬山會議前後這段撲朔迷離歷史的一把鑰匙”——這是很到位的評述。

關於“毛林蘇州會面”，除了高文謙先生的書中有所記載，《邱會作回憶錄》中也有過一次關於毛澤東和林彪的蘇州會面的記載。高文謙先生所說“毛林蘇州會面”的時間是發生在“九大”之後，具體時間沒有寫明。而邱會作版本的“毛林蘇州會面”說的很明確——1970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路過蘇州時，和林彪有過一次會面。邱會作還說“毛林蘇州會面”那天正好是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至於毛林這次蘇州會面時張春橋是否在場，邱會作沒有說。邱會作只是說，毛澤東在和林彪的談話中誇獎了黃、吳、李、邱這些“紅小鬼”[2]。

那麼，毛澤東去蘇州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的具體時間到底是什麼時候呢？

二、毛澤東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的確切時間？

1969年4約24日中共“九大”閉幕。之後，毛澤東和林彪的行蹤大致如下：

資料顯示，“九大”閉幕後，毛澤東和林彪沒有立即離開北京。

1969年5月31日毛澤東去了武漢，一直住到6月26日方才離開武漢[3]。之後，毛澤東去過湖南[4]，7月間還到過浙江[5]，國慶節之前回到北京[6]。在這段時間，林彪曾經去過一次井岡山[7]。之後，返回北京，與毛在京共度國慶。林返京時是否路過蘇州並逗留？待考。

“十一”過後，中蘇關係惡化，蘇聯人揚言要對中國進行核打擊。出於戰備需要，1969年10月15日毛澤東乘火車再次去武漢[8]。10月16日，林彪去了蘇州[9]。毛林離京後，周恩來和在京政治局人員和軍委辦事組人員撤往西山。

1970年3月間，毛澤東是住在武漢，並派汪東興回京傳達他有關召開四屆人大的指示。

林彪自1969年10月離京後，一直在蘇州居住。

1970年4月25日，如邱會作所說，毛澤東路過蘇州，和林彪見面。

“毛林蘇州會面”後，毛澤東和林彪幾乎同時回到京[10]。

那麼，從1969年4月24日中共“九大”閉幕到1970年4月25日這整整一年的時間內，曾經有過幾次“毛林蘇州會面”呢？此事有考證之必要。

高文謙先生說，蘇州“毛向林薦張”之事發生在“‘九大’之後”。

按照用語習慣，所謂“‘九大’之後”不應該理解為距“九大”閉幕相隔很長的時間。邱會作所說的“毛林蘇州相會”發生在1970年4月25日，其距“九大”閉幕已整整一年，謂之“‘九大’之後”似乎不合常人的用語習慣。按照常規理解，高文謙先生所說蘇州“毛向林薦張”之事應該發生在“九大”閉幕到10月15日戰備疏散這段時間內。

筆者另有一推測——或許高文謙先生和邱會作所說的“毛林蘇州會面”實際上是同一次？！只不過邱會作在敘述史實時隱去了毛澤東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的重要情節。其推斷理由如下：

首先，從談話內容的相似性分析：

高文謙先生版的“毛林蘇州會面”中，是林彪提出，為了防止出修正主義，還是要靠黃、吳、李、邱這些從小就跟着毛主席幹革命的人，目的是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林彪誇獎黃、吳、李、邱的原因很清楚，林彪是在變相否決毛提張春橋做接班人的提議。

而在邱會作版本的“毛林蘇州會面”中，是毛澤東主動誇獎了黃、吳、李、邱這些“紅小鬼”。但毛為何誇獎黃、吳、李、邱？邱會作沒有說清楚。

總之，毛林在談話中確實涉及黃、吳、李、邱從小跟着毛澤東幹革命和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這些內容

其次，從當時的政治背景分析：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派汪東興回北京,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自己關於着手召開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的指示。毛指示中最為關鍵的一條就是：修改憲法時不設國家主席[11]。到會政治局委員“一致擁護毛澤東意見，商定立即着手進行以下工作：（一）成立由周恩來、張春橋、黃永勝、謝富治、汪東興組成的工作小組，負責四屆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工作，並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面商；（二）成立由康生、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組成的工作小組，負責修改憲法工作，先將修改要點寫出，至四月八日完成修改工作；（三）由周恩來、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報告稿，集中講當前政策和計劃問題等”[12]。有學者指出——在這三個與籌備四屆人大有關的“工作小組”中，唯有張春橋一人的名字同時出現在兩個小組的名單中，其在毛澤東心中的位置顯而易見[13]。

但是，4月11日，林彪在蘇州經過再三斟酌後，針對毛澤東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提出了相反的意見，繞過新憲法設不設國家主席這個關鍵問題，直接建議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14]。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轉達林彪的意見後，到會政治局委員又一擁護成林彪的建議。但江青在會上說了一句內涵很深的話：“毛主席還在，林彪如當國家主席，也不好”[15]。毛澤東為避免夜長夢多，在林彪表態後的第二天，立即表態：“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16]。

由於林彪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公然對抗毛澤東，所以毛澤東在回北京之前的4月25日親赴蘇州面會林彪，並發生了“毛向林薦張”之事。毛澤東此舉就是要明確傳達要林彪“歇菜”的信息。

“毛向林薦張”之事可能不像高文謙所說，發生在“‘九大’之後”，而是發生在“九大”閉幕整整一年後的1970年4月25日。有兩個人的文字似乎可以旁證這一點：

關於文革中的“毛林蘇州會面”，除了高文謙先生的書和邱會的回憶錄中有所記載之外，舒雲女士女士在她的被王年一先生稱為“全景式的大曝光”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一書中也有過兩段與“毛林蘇州會面”相關的文字。

第一段文字是這樣說的：“張雲生回憶：毛澤東帶張春橋等人去蘇州前，批評張春橋：林彪在蘇州，你們怎麼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張春橋說，人家保密”[17]。

第二段文字是這樣說的：“4月25日，毛澤東坐專列從上海到蘇州去看望林彪。……毛林會見的氣氛很好，有說有笑。……那是東方紅衛星剛上天……官偉勳（林辦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問林彪怎樣才能防止出現修正主義時，林彪回答：還是要靠黃吳李邱這些從小跟着毛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18]。

舒雲女士的這兩段文字說明，“毛林蘇州會面”時，張春橋確實是在場的。但是，“毛向林薦張”之事，舒雲女士在上述兩段文字中均未提及。看來“完整調查”還是不夠完整。

師東兵先生在《汪東興傳》書中曾提到一個與“毛向林薦張”史實很接近的一個情節：

……直到一九七零年就要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他（指林彪）聽到張春橋將要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傳言後，詢問汪東興毛澤東和什麼人來往比較多？汪東興說，張春橋在毛澤東面前說林彪沒有理論功底，作為接班人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江青是想讓張春橋來做林彪的助手。一旦林彪身體不好時，張春橋好出面取而代之。……

但是，師東兵先生的《汪東興傳》全書無注釋。讀者無從知曉其史料出處。

毛澤東是什麼時候決定棄用用林彪的，已經是一個無法考證的事情。但是，1970年4月25日毛澤東當着林彪的面要讓張春橋接班之事和1970年3月正在啟動的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密切相關；和1970年4月間毛林之間就“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發生爭執密切相關；和1970年7月張春橋和吳法憲之間關於“八一建軍節社論”中是否允許毛澤東和林彪一道“直接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提法發生的爭論密些相關；和1970年8月14日張春橋吳法憲之間關於“憲法修改草案”中“三個副詞”發生的爭論密些相關；和在1970年8月23日林彪帥眾在剛剛開幕的廬山會議上向張春橋發難密切相關；和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發動“批陳整風”運動回擊林彪“清君側”之舉密切相關；和1971年9月13日林彪奪機外逃-殞命黃沙密切相關。避談“毛向林薦張”這段史實就無法圓說發生“林彪事件”的因由和結果。

三、毛澤東真的想讓張春橋做接班人嗎？

毛澤東真的是想把接班人的位置傳讓給張春橋麼嗎？

文革期間，張春橋在毛澤東的權利布局中始終占據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毛澤東是不會把最高權力交給張春橋的。歷史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從後來召開的中共十大對中央副主席的安排——四屆人大的政府總理人選安排——周恩來死後的總理人選安排——以及毛澤東死前對黨的第一副主席的安排，張春橋都不在圈定人選的範圍之內。

毛澤東對進入中央決策層的人員的檔案是一清二楚的。劉少奇的所謂“叛徒內奸”案看似結案於1968年。實際上早在建國初，毛澤東已經通過高崗掌握了劉少奇早年在東北被捕和關押的原始檔案[19]。張春橋和老婆文靜的變節問題在文革中曾被上海造反派搞得風生水起，繼而又風平浪靜本身就很可疑[20]。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庇護張春橋是為了文革之大計是不必爭論的問題。

毛澤東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的用意很清楚，只是要向林彪傳達一個信息：你的接班人位置不是不可以變更的。讓張春橋接林彪的班只是一個由頭，不拿張春橋做由頭，換成陳永貴，吳桂賢也未嘗不可。

林彪做接班人的事情不是已經寫進黨章了嗎？寫進了黨章的事兒還能夠隨便更改嗎？如果可以隨意更改豈不成了兒戲——這幾乎是林彪擁躉為林彪喊冤的文章都持有，但又不敢明說的一個觀點。

兒戲黨章！這正是問題的根源所在。

在一百多年的國際國運的歷史上，法定某人可以繼承尚未死亡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的權利是一件絕無僅有的事情。即使是北朝鮮這種封建世襲的國度，在其執政黨——勞動黨的黨章中也沒有法定某人可以繼承尚未死亡的在位領袖的統治權力的文字。作為親兒子，金正日也罷、金正恩也罷，都只是在親爸爸金日成和金正日死後，才敢修改黨章，把自己的名字寫入黨章。

筆者在少年時曾讀《赫魯曉夫主義》一書。當讀到列寧遺囑那段文字時，感覺很異樣——他快死了，憑什麼還要說三道四？當“九大”黨章把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煞有介事地寫入黨章時，少年筆者的感覺就更加異樣：林彪的“接班人”名分難道不是相對毛澤東的死亡才有意義嗎？“九大”黨章被舉手通過的那一時刻起，林彪在這個世界上存活的全部意義就是等待毛澤東的死亡——人怎麼可以這樣惡毒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而依然可以安然無恙呢？

當然，對黨章確定“接班人”之事毛澤東或許有另外的理解。

當“九大”新黨章兒戲般地將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進黨章的時候，無產階級先鋒隊章程的嚴肅性就已經被踐踏了。它已讓位於一種毫無嚴肅性可言的隨意性。這種隨意性實際上體現的是另外一種的遊戲規則。從林彪在“九大”的黨章中被法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的那個時刻起，新的遊戲規則就悄然有效了。既然可把封建儲君式的人選堂而皇之地寫進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章這等兒戲之事可以發生在前，為什麼不可以有君王任意廢黜儲君的舉動發生在後呢？對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廢黜暫且不提。林彪死後，毛澤東對王洪文也是先立後廢，並用王洪文類比劉盆子。劉盆子就劉盆子！王洪文一如既往，該吃吃，該喝喝；至於副主席的位置的隨意更換也不是不可以的——李德生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只坐了16個月，就被毛澤東強迫辭職，黑不提白不提了。王洪文李德生對此虛位都看得很開。唯獨林彪同志居然為“接班人”之虛名鬧將起來。

“毛向林薦張”所釋放出來信息就是兩個字：歇菜！以林彪之敏感不可能聽不懂。林彪在接受到毛讓他歇菜的信息後，其心情肯定是極其複雜的。首先占據其大腦統治地位的感覺應該是羞辱。林彪曾經對他的嘍羅們說過：“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小記者”[21]。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小記者居然要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騎到自己的脖子上去了。感到羞辱之後，憤怒就接踵而來。毛澤東推薦張春橋接班本來就是一個由頭，激怒林彪才是目的，可林彪還就真的生氣了，在後來的廬山會議上呼風喚雨，着實鬧出些大動靜來。

四、林彪擁躉的定義

“毛向林薦張”之事基本討論完畢。“毛林蘇州相會”的確切時間留待繼續考證。下面的文字用於與林彪擁躉之商榷。

既然是如副標題所說，要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與林彪擁躉進行商榷，就應首先為“林彪擁躉”這個概念做個定義。

何謂擁躉？

“擁”字好懂。擁護，簇擁之意。

“躉”字較為費解。百度百科上的解釋是：“躉”是一萬隻腳，表示眾多，引申為聚集；“躉”字還有“唯萬是足”之意，達不到“萬”就是不足，可引申為“囤聚、聚集”。

現在將“擁”“躉”二字連接，“擁躉”之意瞭然：擁躉就是“為了擁護某人而聚集，且形成簇擁之勢的人群和個人”。這樣的人群和個人有什麼特點呢？百度百科給出了提示，即：“擁躉非常注重的是忠實”。什麼是“忠實”？“忠實”就是沒有原則地愛屋及烏或恨屋及屋。

那麼“擁躉”的準確定義就應該是：“為了忠實地擁護某人而聚集，且形成簇擁之勢的人群和個人”。比如林彪就曾經是毛澤東及其思想的一個擁躉。“擁躉”一詞可以單數、複數兼而用之。

“擁躉”之意已經明了，那麼“林彪擁躉”的定義也就不難搞定。“為了忠實地擁護林彪而聚集，且形成簇擁之勢的人群和個人”就是“林彪擁躉”。

林彪擁躉的成因不詳，但是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這個人群或個人所共有的奇異思維很值得探討。

林彪擁躉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曾經與林彪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死黨”級人物的經歷不一樣，但是，卻可以莫名其妙地將他們之好惡無條件地轉化為自己的好惡。林彪擁躉在“林彪事件”研究領域中所占的人數比例數並不是很大，但是人們都知道這類擁躉擁林的方式和手段都很了得。

為了讓讀者對林彪擁躉有一個較深刻的認識，下面舉出一人兩例：

王年一先生生前曾著有一文，題為《向所有為林彪立傳的人致敬》，堪稱“林彪擁躉”宣言書。文中說林彪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子”，且具有一種“愛國家﹑愛人民的偉大人格”——擁躉之態躍然紙面。

王年一先生在《林彪不惜一死粉碎文革》一文中還有更驚悚的話語：“以一死而拯救萬民，林彪堪稱偉大”、“萬世罵名不足懼，但求蒼生得太平。古往今來，林（彪）是中華第一大英雄”。

但是，在當年八億中國人當中，到底是哪一個人因林彪的死而被拯救了呢？王年一先生至死都沒有予以說明。大家只是知道林彪死後，不但沒有人被拯救，而是有很多人因之被牽連、被審查、被監禁。如果一定要找出一個因林彪的失勢和死亡而被拯救的人的話，那麼這個人只能是張春橋了。而“蒼生之太平”更是烏有之事。至於林彪是“第一大英雄”之說只能用於證明王年一先生無愧於“林彪擁躉”的領軍人物而已。

五、林彪擁躉為什麼避談“毛向林薦張”這段史實

“林彪擁躉”的定義已經作出。現在討論本文的最後一個問題：林彪擁躉為什麼要避談毛澤東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這段史實的呢？

以林彪、葉群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之間非同尋常的關係判斷，“毛向林薦張”這一關乎林彪政治生命走向的重大動向，林、葉不可能不向黃、吳、李、邱透露。黃、吳、李、邱的後代在一些非正式場合多次談到過蘇州“毛向林薦張”這段史實。後代們的信息來源於父輩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奇怪的是，在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三人在“九一三事件”三十年後所寫的回憶錄中，卻不約而同地都缺失了這段重要的史實。每個人由於自己的立場、情感傾向，在寫個人回憶錄時對史料的選用是有選擇的。而經過選擇性描述的歷史是和真實的歷史是有距離的。人們常說，個人回憶錄的不可靠性，或不完全可靠性，或完全不可靠性可由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回憶錄同時缺失“毛向林薦張”這段史實被再一次證明。

不只是吳、李、邱在各自的回憶錄中有意迴避了“毛向林薦張”這一幾乎可以準確揭示廬山會議上“毛林爭鬥”實質的重要史實，林彪擁躉們在為林彪辯誣的許多重頭的綜述性文章中也均不提及“毛向林薦張”之事。例如：王年一的《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林彪不惜一死粉碎文革》、《1970年的廬山會議及毛澤東、林彪衝突之起源》，丁凱文的《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與高華商榷》、《論1970年廬山會議及其影響》、《再論1970年廬山會議及其影響》、《廬山會議的鬥爭與毛澤東處理林案》、《論汪東興與林彪事件之關係（一）、（二）》、《也談林彪９１３事件——評肖思科<粉碎五大謠言－－知情人證明林彪真正死因>》等等。按照林彪擁躉的邏輯，在“林彪事件”中，林彪是被毛澤東欺負和逼迫的一方，那麼“毛向林薦張”事屬毛澤東第一次欺負林彪，且打上門去，林彪擁躉本應對其大肆宣揚、大做文章才對啊。但是，奇怪得很，事情卻恰恰相反。

文章所述各有側重，史料引用難免周全——這也許是林彪擁躉在文章中缺失“毛向林薦張”這段史實的一個較為充分的藉口。但是，在丁凱文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一書中，署名“漁歌子”編輯的《林彪“文化大革命”大事記》[22]中，連林彪抽葉群大嘴巴的家事都記錄了進去，卻偏偏缺失了蘇州“毛向林薦張”這段重要史實。

多年以前，筆者在高文謙先生的《晚年周恩來》書中看到毛澤東在蘇州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這段史實時，首先要做的就是看一下注釋，看看這段史料的出自何處。但是筆者驚異地發現，“毛向林薦張”的這段史實最早竟然是出自王年一先生的著作《大動亂的年代》中！高文謙先生在《晚年周恩來》一書提及此事時，還專門在注釋中寫明，這段史實引自王年一先生的1988年版的《大動亂的年代》的第388頁。

於是，筆者再翻閱王年一先生1988年版的《大動亂的年代》，想看一看王年一是如何注釋這段史料出處的？但是，很遺憾，一向嚴謹的王年一先生在書中對此段史實的出處沒有給出注釋。多虧高文謙先生先生除了註明這段史料來自王年一先生的《大動亂的年代》之外，還加注了一段文字，說明毛澤東在蘇州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這段史實還出自“胡喬木在修改《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的講話”。以胡喬木在中共黨內具有的身份和其談話的場合來看，蘇州“毛向林薦張”這段史實的真實性是不必懷疑了。

以筆者之寡聞，《大動亂的年代》一書1988年出版後，至今已二十五年。這期間似乎沒有人出來質疑過毛澤東在蘇州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這段史實的真實性，儘管它很少被提及。至少王年一先生本人在有生之年也沒有出來申明予以更正過。而且林彪事件研究的專家中不乏考證派學者，好像也沒有人對這段史實提出過異議。

毛澤東在蘇州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這段史實的出處基本說清楚了。王年一先生避談蘇州“毛向林薦張”這段史實的原因也就隨之清楚了：《大動亂的年代》一書的出版時間是1988年。那時的王年一先生還沒有專門涉足林彪事件研究這個領域，尤其是還沒有淪落成為一名林彪擁躉。所以他當時尚能夠如實地呈現他手中所掌握的史料。但是，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當王年一先生開始專門研究林彪事件之後，尤其是王年一先生變身為一個地地道道、貨真價實的林彪擁躉之後，他就不再在他本人以及他和合作者的文章中提及蘇州“毛向林薦張”這段史實了。不僅是王年一先生，其他林彪擁躉也效仿王年一先生的做法，均在為林彪辯誣的文章中，避談蘇州“毛向林薦張”這段史實。此等默契幾乎成為一種共識。

林彪擁躉為什麼那麼忌諱談及毛澤東在蘇州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這段史實呢？

蘇州“毛向林薦張”這件事和林彪幾個月（或十幾個月）後率眾在廬山會議上向張春橋發難之事之間的必然聯繫是如此之顯而易見。提及“毛向林薦張”的史實對於揭示廬山會議真相——“林彪發難張春橋”之動機有着畫龍點睛的作用！林彪擁躉們想把林彪正義化和正確化，想把1970年廬山會議上的“林彪發難張春橋”的鬧劇描寫成一個反文革之壯舉。因此，蘇州“毛向林薦張”這段史實必須予以迴避。因為如若提及這段史實，林彪擁躉即使使出全身解數也難以圓說廬山會議上“林彪發難張春橋”之因由了。

林立果在他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對“毛向林薦張”和“林彪發難張春橋”這兩件互為因果的事件做過的坦誠的描述：“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而相應的對策之一是“先斬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實，逼迫B-52就範”[23]。林彪擁躉高度評價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說此紀要是“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批判乃中國思想解放的先驅”[24]。既然如此,林彪擁躉為什麼不在“毛向林薦張”和“林彪發難張春橋”的史實陳述問題上，效仿一下林立果的坦誠和直白呢？

在即將結束本文的時候，還應說明一點，毛澤東在蘇州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這段史實在所有官方出版的文字中也同樣是缺失的。比如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汪東興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吳德的《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等等。其他林彪問題研究人員的文章，如於南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的一場風波》也未提及蘇州“毛向林薦張”這段史實。張春橋死後，筆者見到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先生在《張春橋之死》[25]的文章，其中很晦澀的提到過蘇州“毛向林薦張”這段史實。

官方文字不提及毛澤東在蘇州向林彪推薦張春橋做接班人這段史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為一旦提及蘇州“毛向林薦張”這段史實，毛澤東的形象將受到損害，且諸多對林彪的指控也都將無法自圓其說，例如“天才論”、“設國家主席”這些虛擬罪責。

但是，一向在林彪問題上和官方大唱反調的林彪擁躉們為什麼也不願提及蘇州“毛向林薦張”這段史實呢？這種巧合難道不正好說明林彪擁躉在同一個重大的問題的認知上和官方具有同種的忌諱和不誠實嗎？

結束語

“九一三事件”已經過去42年。林彪擁躉總想把“九一三事件”描繪成一出悲壯劇。但是“九一三事件”的悲劇色彩實在很淡，壯劇色彩地沒有。記得當年北京一蹬三輪的老爺子在街道辦事處聽完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外逃摔死在溫都爾汗的文件後，甩出一句京片子：“這算怎麼檔子事兒啊，這都哪兒跟哪兒啊？”——真是一語中的。

“九一三事件”唯一的一點歷史性提示就是讓老百姓用看戲的方式明了了，原來被林彪鼓譟的可以類比歐洲文藝復興[26]的毛之千秋大業——文化大革命革——不過是一場鬧劇，“九一三事件”就是這場鬧劇的高潮，而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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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稿於2013年7月20日 北京西山植物園

[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76頁。

[2]《邱會作回憶錄下卷》，第151頁。

[3]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58頁。

[4]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61頁,注釋②毛澤東同黎原、華國鋒談話記錄，1969年6月28日。

[5]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61頁,注釋③毛澤東同南萍、陳勵耘談話記錄，1969年7月8日。

[6]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62頁。

[7]張雲生《毛家灣紀實》，第361頁。

[8]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63頁。

[9]《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766頁。

[10]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67頁。

[1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81頁，注釋43《訪問吳法憲談話記錄》，1983年18-25日。

[1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353頁。

[13]余汝信《1970年憲法修改草案解讀》。

[1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82頁，注釋45林彪口授給毛澤東的電話記錄，1970年4月11日。

[1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82頁，注釋46陳曉農編著《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

[1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92頁。

[17]舒雲女士《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冊》，第142頁。

[18]舒雲女士《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冊》，第192頁。

[19]楊繼繩《高崗秘書談“高崗事件”》,《炎黃春秋》2013年第6期。

[20]張雲生《毛家灣紀實》，第184頁。

[21]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58頁。[

[22]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第871頁-1007頁。

[23]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09-311頁。

[24]丁凱文《重評五七一工程紀要》。

[25]王海光《張春橋之死》，刊於《學習時報》2005年6月9日。

[26]林彪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講話將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意義與歐洲文藝復興做類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