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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思维定势

－－顾晓军主义：大脑革命·之二千四百八十五

思维定势，就是习惯性思维。而习惯性思维，就是以一种惯性看问题、想问题，不敢、也不愿改变，墨守成规，不容易接受、甚至是排斥新事物。如，“红五类”、“黑五类”、“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以及“三个自信”、“中国梦”、“正能量”等。这些，都是各个时期形成的、或将要形成的习惯性思维，也叫做思维定势。

思维定势、最大的罪恶，就是使人渐渐丧失正常的思考能力，进而、使这样的人群、丧失创造力。思维定势、第二个罪恶，就是制造思维定势效应、造成集体无意识，让原本有思考能力的人、像羊群一样跟着走（如今、网络上的伪民主与毛左，就是脏话已无法形容的人、的《一个弥天大骗局》、“一盘很大很大的棋”。他们，利用思维定势、习惯性思维，制造茅于轼、韩寒、杨恒均等与司马南、孔庆东、张宏良等两个群体，让两个群体互殴、转移视线，蒙蔽民众，从而使集团利益最大化、贪腐收益最大化）。

一般来说，颠覆思维定势、即可以得到思想的解放。改革开放初期，就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颠覆“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等文革思维定势、习惯性思维，从而引入“一切向钱看”、“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笑贫不笑娼”等观念。

一般来说，颠覆思维定势、就是进步。无论怎么说、“一切向钱看”、“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笑贫不笑娼”等，确比与世隔绝的“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等文革思维、是一种进步。但，“向钱看”、“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笑贫不笑娼”等，并不等于正确。这就像、茅于轼、韩寒、杨恒均等、是在谈民主，但、他们谈的是伪民主、“素质论”，是共产主义式的、远景的民主，与苦难的中国现实无关。

而一旦伪民主、“素质论”、远景民主的思维定势形成，其结果、将如同“一切向钱看”、“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笑贫不笑娼”等、一样的恶劣，甚至还要可怕（这也是我多年来、矢志不渝，始终不懈、与他们拼死战斗的原因所在。因，毛左、只是毛左们自己走不出来，很难影响更多的人。而伪民主的思想扰乱与“素质论”等的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其破坏力、远超瓦解海外民运；因民运仅涉部分先锋，而思想观念则涉整个后备大军）。

当然，也不是所有思维定势都该颠覆。思维定势，也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正为人类服务的。比如，乘法口诀表的“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等。也就是说，人类也是在利用思维定势的。

因此、必须分清，什么样的思维定势、应该颠覆，什么样的思维定势、则不应该颠覆。换言之，也就是、常识性的思维定势、不应该颠覆，它们是人类思维的基础；而束缚思想的、影响创造力的、让人们形成集体无意识的、等等的思维定势，则应该尽量颠覆。

当然，“天圆地方”原本也是种常识、常识性的思维定势，而颠覆它之后、人类的认识就得到了长足的进展。而这，就在于个人的把握了。因此，我才说“一般来说，颠覆思维定势、即可以得到思想的解放”、“一般来说，颠覆思维定势、就是进步”。也正因如此，我把2014-3-6～7写的《利用或颠覆思维定势》原题，改作《颠覆思维定势》、以突出与强调其中的“颠覆”。

颠覆思维定势，其实是无处不在。比如，顾粉团的人、也可以思考，顾晓军、会不会也是脏话已无法形容的人、会不会是他们的特务？如果是、哪些是替他们说话、哪些是欺骗老百姓？他，为什么这样说、不那样说？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这样说，会不会在脏话已无法形容的人那里、得到好处？等等之类。只要颠覆思维定势，想法必然焕然一新。

在能够经常颠覆思维定势之余，就是利用思维定势了。开篇提到“红五类”、“黑五类”、“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其实、老毛就是颠覆思维定势与利用思维定势的高手。比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就颠覆了“糟得很”与“好得很”的关系、颠覆了“痞子运动”。再如，在井冈山，他就颠覆了论资排辈、破格提拔了林彪，使林彪成了打天下的一员悍将。还如，到延安之后，他又打破常规（郭沫若、在蒋介石的北伐军总政治部，也是副主任），捧已死的、不是顶级文化人的鲁迅，肉麻地把鲁迅捧成“旗手、主将、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骨头最硬、民族英雄”。

49年之后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也无不是颠覆思维定势的结果。如果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颠覆“糟得很”与“好得很”、“痞子运动”和重用林彪及捧死鲁迅，是老毛的颠覆思维定势的成功案例的话，那么、“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就是失败的、反常识的颠覆的案例。

那么，怎样减少颠覆思维定势的失败呢？第一是客观，第二是从本原上思考。如，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私有制无法动摇，谈共产主义就是扯淡。再如，就算存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共产主义也总得有人管理吧？无论谁管理，怎么解决管理者不腐败呢？如果、今天没有消除腐败的机制的思路，那么、谈共产主义、就是扯淡玩。当然，扯淡玩、也比“不争论”要好。但，扯淡玩是不是一种转移视线呢？

就此打住。以下，引入我于2014-3-6～7、撰写的《利用或颠覆思维定势》。

本篇“利用或颠覆思维定势”中的“思维定势”，与《打破框框》中的“框框”和《革除不良嗜好》中的“不良嗜好”，既有不同、又有相同。其不同，在于“框框”和“不良嗜好”、都是明显带有贬义的；而“思维定势”，则看似带有贬义，但、实际上则是不确定的：而相同，则是“思维定势”与“框框”和“不良嗜好”一样，都是阻碍思维开放与发散、阻碍建立“立体思维”的障碍。要想通过建立“立体思维”、而实现“大脑革命”，那么、“思维定势”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而弄清如何“利用或颠覆思维定势”，则是一种打开眼界；于认知、思考、人生，皆大有裨益。

“思维定势”说白了，就是思维活动前的心理准备。第一层，“思维定势”、就像各种赛跑及类似于赛跑的比赛中、裁判喊出了“各就各位、预备……”后、而“跑”还没有说出来或发令枪还没有响之前，运动员做出的准备姿态。不同的是，在体育比赛中、运动员的运动方向，一般都是规定的；而思维活动的方向，则是没有规定的、也没法规定。第二层，刚说的“是没有规定的、也没法规定”，说的是“思维活动”，而不是“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则是在听到“预备”时，已经有了思维活动的运动方向。

“思维定势”，也有被称作“思维定式”的。“思维定势”，说得的是思维活动的前期准备，且指预备了一定的方向，甚至是具备了一定的势能。而“思维定式”，则主要是讲、思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在这二者之间，既有某种相通之处、而又不尽相同。

“思维定势”和“思维定式”，都会使思维活动受“框框”甚至“不良嗜好”的影响、而形成自己固有的、较稳定的思维规律，使本可天马行空的思维、僵化；甚至，会让本该活跃的思维、刻板地遵从在不经意间、主观预定下的路线、方式、程序、模式等，而使思维机械、呈现定型。

《红灯记》中的李玉和的高大形象与《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的贼眉鼠眼，即八大样板戏留下的“思维定式”。这样的“思维定式”下，高大与英俊者、往往就被预判为“好人”，而丑陋或粗俗者、则常常被预判为“坏蛋”。这就是认知与经验及习惯形成的“框框”，这就是“框框”所造成的固定倾向，这就是影响我们分析和判断的“思维定式”。

“思维定式”，一般来说、是消极的，是阻碍我们进行正确的分析与判断的。最典型的，是百度提到的一个例子：“有这样一个著名的试验：把六只蜜蜂和同样多的苍蝇装进一个玻璃瓶中，然后将瓶子平放，让瓶底朝着窗户。结果发生了什么情况？蜜蜂不停地想在瓶底上找到出口，一直到它们力竭倒毙或饿死；而苍蝇则会在不到两分钟之内，穿过另一端的瓶颈逃逸一空。”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关键，就在于：蜜蜂有蜂巢，而苍蝇没有蝇窝。蜜蜂的蜂巢的出口、是有光亮的，所以、蜜蜂就有“思维定势”－－有光亮的去处，就是出口。因此，那六只蜜蜂、就对着朝窗户的、有光亮的、以为是出口的瓶底，寻找出路；结果，是事与愿违。而苍蝇没有蝇窝、没有蜜蜂的“思维定势”，自然就像“没头苍蝇”所比喻的那样、乱闯乱撞；结果，反而误打误撞，从朝向暗处的瓶口处逃了出来。

以上例子，已经判了“思维定式”的“死刑”（以上的例子，在百度中属于“思维定式”。百度没有能够分清“思维定势”与“思维定式”，这是人家的事、我们不要去管。我们，只要自己能够分清、就可以了）。而下面，再说一个例子、一个被我改造、并阐述清楚了的、百度用在“思维定势”里的例子。

清朝时期，通山县有个叫谭振兆的人，小时候因为家里比较宽裕，父亲给他定了亲，亲家是同村的乐进士。后来，谭父死了，谭家渐渐衰退，经济条件远不如以前，乐进士便想赖婚。一天，谭振兆卖菜路过岳父家，就进去拜见岳父。乐进士对他说：“我做了两个阄，一个写着‘婚’字，另一个写着‘罢’字。你拿到‘婚’，就把女儿嫁给你；拿到‘罢’字，咱们就退婚。不过，两个阄你只看一个就行了。”说完就把阄摆出来。谭振兆立刻拿了一个阄吞在腹中，指着另一个对乐进士说：“你把那个阄打开看看，如果是‘婚’字，我马上就离开这，咱们退婚；若是‘罢’字，那就说明我吞下的是‘婚’字，这门亲事算定了。”

这个小故事，说得就是“思维定势”、总体是不好的、带有贬义的，但、实际上、又是不确定的，可以利用的；而且，在一个小小的故事中、是两次利用了“思维定势”。第一次，是乐进士想赖婚，利用一般人都有的“思维定势”的特点、一般人都以为真的会在两个阄里写一个“婚”、一个“罢”，而设了一个局、欲让谭振兆钻他的套。第二次，则是谭振兆，识破了乐进士的局（乐以为谭会在两个“罢”中选一个）而反过来利用乐进士的“思维定势”的误区、采用突然吞下一个“罢”，让剩下的另一个“罢”、反证自己吞下的这一个是“婚”；而乐进士，则是因利用“思维定势”、而反被谭振兆再利用他的“思维定势”，在被谭振兆反利用后、又不便说破自己是设的一个局、两个阄里写的是都“罢”。如是，就只有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依诺、把女儿嫁给智胜自己的谭振兆。

这就说明，“思维定势”、是可利用的。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思维定势”被利用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比如，“先有国后有家”、“大河有水小河满”、“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等等的灌输，就是在不经意间利用了“思维定势”。

“先有国后有家”，是利用中华民族有几千的历史、而我们的小家庭一般不过才几十年、即使偶尔有不分开的大家族也不过几百年、这样的感觉上的“思维定势”，暗示集体主义、灌输集体主义，最后、让“先有国后有家”、成为集体主义的代名词、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经典文化。

其实，集体主义究竟好不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好、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好，应该通过理论的分析、论证或社会实践，而不是暗示、不是灌输；暗示与灌输，则是忽悠民众、欺骗民众，是一种政治上的卑鄙。社会主义，也同样应该进行充分的论证，且应该让反方充分地说话；如果确是好东西，自然可以让反方哑口无言。而始终不能让反方信服，就不应该匆忙地上马。社会，是大家的社会。中国人，也毕竟不是小白鼠，不能让中国人、成为少数人的信仰的实验品。

“大河有水小河满”，也是利用人们的“思维定势”。“大河有水小河满”，利用的是锅与碗的逻辑关系。其实，大河与小河的关系，不是锅与碗的逻辑。很简单，“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就破了“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逻辑关系。而事实上，也确实是、三江源头的融冰、溪流，形成了长江、黄河和澜沧江。

而“大河有水小河满”、所隐喻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更是一种忽悠、一种强词夺理。第一层，“大河有水”、可也会有贪污腐败，是不是？这样、小河就未必能满。而事实上、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前、大河水少，贪污腐败、也没有如今这么严重。而如今大河水多了，各种各样、各个层面的贪污腐败、也不知要比过去严重多少倍；因此大河水多了、满了，老百姓的口袋并没有鼓起来。

第二层，“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逻辑，也不符合社会的财富积累与社会人的劳动的关系。在过去的30年，社会的财富积累、是无数劳动者的贡献（那时的工资，不能代表所付出的劳动；剩下的部分，留给了党所管理的国家、作为积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这种关系就比较清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也就是说，是纳税人、在养国家，而不是国家养活了纳税人。因此，“大河有水小河满”所隐喻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替党说话”。

“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同样是利用人们的“思维定势”。脏话已无法形容的人，利用他们的长期灌输、让人们以为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最好，而“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就是延着社会主义最好的暗示与前提、让人们觉得“集中力量干大事”后、可以好上加好。

在这样的时候，常规的辩驳、已很难打破“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思维定势”了，因此、只有颠覆、颠覆“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给出的“思维定势”。那么、又怎么颠覆呢？一种，是颠覆“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中的“社会主义”，看能不能证明“民主社会也能集中力量干大事”？不能。因不到二战那样的境况，民主社会确实很难集中力量干大事。那么，就采用另一种、颠覆“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中的“大事”，因为、“大事”并不等于就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这样，就有了我于2011-5-23、发表的《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干坏事》。事实也证明：过去，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干反右、大跃进、文革……那样的坏事；如今，社会主义还可以集中力量干强拆、截访、失踪……这样的坏事。是不？这就是颠覆“思维定势”。这也就是、如果不能利用“思维定势”，那么、就勇敢打破、颠覆被利用的“思维定势”。

“思维定式”，一般都有缺乏思考、依赖先例、恐惧变化等等的毛病，可以说、是坏东西，可以毫无顾忌地打破它。而“思维定势”，虽有利用价值，且还是逻辑思维活动的前提，但、它是原有的逻辑思维活动的前提、是对新思维的反抗、抵御，而且、这种反抗和抵御的惯性、是强大的、固性的，深入到习惯的层面，甚至是潜入到潜意识的，因此，对不能利用的“思维定势”，要毫不留情颠覆。

因为，像《打破框框》、《革除不良嗜好》一样，我们在打破“思维定式”、颠覆“思维定势”的同时，正在迎接“大脑革命”、迎接“立体思维”、迎接“多系统”，迎接“事物往往是立体的”、“伞状构思与结构”、“多点、复合与再复合”、“多‘鸟瞰’式”、“大处着眼、悉心梳理”、“多意性”和“此非仅此”等等、更加美好的东西！这也可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是不是？“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引用毕。顺说，关于“共产主义是否能实现”的讨论，其实也是提供一种思维定势；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度里，谈论共产主义能否实现、是在放纵对共产主义的想象，相当于理想教育。脏话已无法形容的人，也真的不容易。其实，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我觉得，讨论怎样消除强拆、截访或平反冤假错案，更实际。

顾晓军 2014-4-21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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