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前清时属于蒙古王公的属地，蒙古人曾经是那里的主人。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移民潮水般地涌来，蒙古人逐渐成为少数族群，其语言渐渐淡出官方的视野，至今仅仅留下蒙古语地名，显示着蒙古民族曾经的辉煌。

一个民族的名称不外自称、他称两种，自称即是该民族共同体的自我认同、自我归属的称谓，他称即是别的群体对于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多方面的确认，当然是用别样的语言赋予各种各样的称谓。

我屯的乡亲对于周边蒙古族屯落的人的称呼，多是“蒙属”或“蒙勾”，其来源不得而知，褒贬同样不详。但是，称“蒙勾子”显然就是一种蔑称，使人隐隐感到大民族主义的滥觞。另一个例子是，我屯有一从蒙古屯落嫁过来的女人被称作“蒙古球子”，明显的是一种鄙夷或不屑，当然也有几分戏谑成分在其中。不过，完全没有必要进行这种华夷之辨：一是谁也无法断定自己的祖先一定属于多数民族，二是即使属于多数民族，对于少数民族的轻视和蔑视同样是侵犯人权的做法。

我没有去过蒙古屯落，不知道他们是否尚存自己的民风民俗。不过，在修屯东水渠的时候，一些蒙古青年曾住宿在我的大房子内。通过观察发现，无论从装束发型，到言谈举止，均无异于东北大汉。也许他们在家说蒙古语，在外却一口地地道道的东北腔；恐怕蒙古文字在家也难得使用，而汉字已成了他们通用的交际工具。这就是同化的巨大作用，也是同化的显著结果。这种结果，喜耶？忧耶？

在古籍中，蒙古的也被称为“蒙兀室韦”、“蒙兀”等，在蒙古语中是“永恒的火焰”的意思，这是经典的称谓。非经典的称谓，如我屯老乡口中的“蒙属”、“蒙勾”，虽不蹬大雅之堂，却也别具风味，尤以“蒙勾”更贴近蒙古语的 Mongolian ，似应成为正宗才对。当然，这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问题。其实，我们在为外来语中的人名、地名寻找汉译的时候，应该尊崇“名从主人”的原则，即尊重人家的读音和拼写形式。这就涉及汉字记写外来语的问题：汉字一般是一字一个音节，记录一个外来词就需要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字来完成，记写不准确不说，还平添了许多原文所没有的音素，远远没有原词简约、明快。因而，我们不妨直接用汉语拼音直接记写，既可转写又可借用，省时省力而且准确、畅达。另外，这种方法有很强的可逆性，即将翻译后的词语再翻回原文词语，分毫不差，绝不会出现网上盛传的清华的老师竟然把“蒋介石”的正式译名“Chiang Kai-shek”回译成“常凯申”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