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江按：李承鹏的文章我读得不多，但每读一篇，都有非常的认同感。其实，我不认识他。从网上知道的情况看，我们两人没多少相似之处，除了眼睛大。李承鹏的外号叫李大眼，而我的一个验光师不止一次地说“亚洲人中，很少见你这样大的眼珠”。我小时候，母亲常说我：“同你爹一样，一对牛眼睛”。牛的诚实而倔强，都反映在那对大眼珠里。因为也是大眼，所以喜欢李承鹏的文章；因为他比我牛过N倍，所以把他的《尊严》两个字，变成《为何一群猪不会保护猪圈》十一个字，以求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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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作者：李承鹏 2012年12月28日

《左传》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个大大的花花公子叫齐庄公。齐国有个大大的美女叫棠姜。有一天，齐庄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棠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和她暗通款曲。可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觉。那天他趁齐庄公与棠姜幽会时，安排武士们将其乱刀砍死。

崔杼是个猛人，也是齐国重臣。他对前来记载的史官说：你就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史官并不听从，在竹简上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很生气，拔剑杀掉史官。史官死了，按照当时惯例由其弟继承职位。崔杼对新史官说：“你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新史官也不听从，在竹简上写“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拔剑杀了新史官。然后更小的弟弟写下同样的话，同样被杀。最后是最小的弟弟。崔杼直视着他，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年轻的史官继续写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愤怒地把竹简扔到地上，过了很久，叹了口气，放掉史官。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告诉了他这个故事。而我恰恰要强调的是这故事让我一开始很拒绝写作。它表明，写作纯属一件找死的事。像我这么庸俗的人当然不会干一件吃力还找死的事，加之家族里从文者悲凉的命运，文学出身的我就曾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玩一种毫无风险的游戏，并暗自庆幸。可渐渐地，我发现另一种风险。规则明明规定一场比赛由两支球队进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一名球星告诉我：“那天我上场一看，快哭了，因为有队友把球往自己家门踢，场上就是三支队了。可是踢着踢着我又笑了，因为对方也有人把球往自家门踢，就是四支了。直到散场时我终于确定，其实总共有五支队，因为，还有裁判……”

我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渐渐意识到一个叫“尊严”的东西是存在的。哪怕游戏也要有尊严，我不能无视两支变成了五支，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工作就是长期把五支证明成两支，并证明得文采飞扬的样子。这个不断修改大脑数据库的过程让我痛苦不堪，越发失去智力的尊严。我从文学躲到游戏，在一间没有尊严的大屋子里，任何角落都猬琐。又去看开始的故事，才注意到它还有个结尾：那个史官保住性命，捡起竹简走了出来，遇上一位南史氏，就是南方记载历史的人。史官惊讶地问：“你怎么来啦。”南史氏说：“我听说你兄弟几个都被杀死，担心被篡史，所以拿着竹简赶来记录了。”我觉得这个结尾更震撼，前面的史官因坚持自己的工作而死，南史氏则是主动找死。这叫前赴后继。有种命运永远属于你，躲无可躲，不如捧着竹简迎上去。

直到2008年，压在残垣断壁下的体温尚存还动着的小手，花花绿绿的衣袖……我终于明白，我确实该回去了。这，就是我的来历。

当然，我仍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骨子里畏惧着节烈的东西，我做不出南史氏手捧竹简沿着青石板路直迎上去那犹如彩虹挂天穹的壮丽景象，只是低头琢磨寻常巷陌一些故事、小小的常识。这些故事和常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只不过我们曾经丢失，或假装丢失了……我一直偿试给这些事和常识找出统一的特征，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尊严。

在我看来，尊严首先是智力上的尊严。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民族失去智力上的尊严。赵高说：这是一匹马。人们点头说：是啊，好快的一匹马。赶紧去修改脑子里的数据库，哦，马是长角的。后来又有人说：要大炼钢铁。于是家家砸烂家里的锅碗瓢盆，村村建起炼钢的高炉。大家假装看不见炼出来一砣砣的东西，一捏就是一个坑。其实那一砣砣的东西和那一匹马一样是不存在于物质世界的，只是大脑被强行修改后产生的木马。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钢铁量超过了整个欧洲，农作物产量是全世界的四十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等着我们去营救。那件事情有个结尾：人们并没有炼出钢，倒是饥肠辘辘回家后发现不仅没食物，连做饭的锅都砸烂了。这个景观壮烈与幽默并存，全民都在干一件愚蠢的事，并互相说服这是事实。

让饥饿的农民相信亩产两万斤，让产业工人相信柴杆炼出的钢能造坦克，让医生相信是红宝书治愈了聋哑儿的疾病……这样让智力蒙羞的事情延伸到唱红歌能治愈不孕不育，有个叫阿贵的丈夫为了感恩，甚至让妻子李彩霞拖延两天再生，以让自己的孩子跟恩主的生日同一天降生。

比起思维的结果，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只是总有人放弃了这过程，放弃去想，为什么世界上最快的动车可以被一记闪电穿，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们的校舍，倒塌之后竟没发现什么钢筋。

所以说尊严也是一种记忆。我曾看过一部韩国爱情片，名字好像叫《脑中的橡皮擦》，那个女孩子患了失忆症，时时想不起自己是谁，干过什么。喜欢那女孩儿的男孩子就随时照顾他，跟她骑单车，给她做浪漫的事情……这爱情片美好得一塌糊涂，因为既然失忆，个人的缺点和糟糕的回忆也随时抹去，一切尽是天使。

一个人患了失忆症并非坏事，可这要是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就不太妙。一个人的故事是文艺片，一群人的故事是纪录片，把纪录片拍成文艺片，正是灾难的根源。多少年来我们的脑中一直有块橡皮擦，比如开头那个叫崔杼的人就很想做一块橡皮擦，后来还有个叫赢政的人很想做一块橡皮擦，再后来还有个叫元璋的很想做橡皮擦……

有一天我曾去到南方一座高架桥下，那座桥下死过很多无辜的人，可是我并没看见纪念碑，连根杆子都没立起来。那个曾经绽开过莲花的池塘，竟被坚固的水泥填平，倘若走过，它根本不会提醒曾经发生的事。后来，我们就知道北方的一座高架桥侧滑了，死了几个人。他们都叫临时工。这里的临时工是一块万能的橡皮擦。

有段时间我狂妄地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为了追求公平，后来才懂得，渺小角色的我写不出社会的公平，我顶多叙述点个人的情感尊严，且这种体验大多时候也只不过是喜剧片段。

我小时候住过的成都打金街267号，一处清秀的宅子。镂空的花厅摆着龙须菊和吊兰，透过木质窗檩可看到大慈寺的香火，滴水檐打出的一排排整齐的浅洞，表明这个家族来历已久。听老人说，这家族的人们和睦相处，每天到堂屋去拜天地君亲师，偶有生活争纷，可从未红过脸。这家族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抗战那会儿，院子里两党精诚合作，与这个国家一起打跑了日本人。

可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个宅子一夜之间就爆发了最大的战争，起因是，一些人喜欢在院子里种花，是资产阶级，另一些人主张在院子收集废铜烂铁，代表革命人民。这场战争持续很久，每次战斗的起因也很奇怪。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已醒事，还记得西厢房的三伯脖子上挂着很大的牌子，被打得满脸是血。只因他在院子一隅种了一些爱吃的香葱。三伯名叫永青，解放前曾短暂担任过成都侦缉队队长，他种香葱的举动使他成为这时院里的头号资产阶级敌人。他的儿子为表明划清界限亲自主持了批斗会。而另外一些亲友则高呼口号。那天，一个特别革命的亲戚高呼“打倒永青，保护江青”时，由于尾部实在太押韵，喊成了“打倒江青，保卫永青”……家族的人们安静下来，仔细听，唯剩他一个人兀自在喊，觉得不对时，晚了。人们缓缓走过去……此时他已是头号敌人，不一会儿，就被打得满头是包，活像菠萝。

我记得，整个院子无人幸免，人们轮流成为头号敌人，甚至伟大领袖追悼会那天，有个孩子看着大人痛哭的模样很是有趣，笑了，也差点被当成头号敌人，站在高板凳上向已仙去的领袖承认了很久错误，才被放过。这个来自江西的家族，抗日战争没有拆散它，竟在后来那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中反目成仇。等我长大才知道，那时连元帅的女儿也公开声明与父亲划清界限，一个郭姓文豪听说儿子被迫害时，竟不出手搭救，眼睁睁看其夭去……所谓大义灭亲，是很恶毒的成语，四个字就剪灭三千年的亲情尊严。却把其他当至亲。

我常听到两种好玩的说法：一、政府是爹妈，即使做错什么也是为了我们好;二、别总怪政府，对成绩不好的孩子，要是取得一点儿进步也该表扬。你看，一会儿把政府当爹妈，一会儿把政府当成孩子，可就是不把政府当成政府。还有一些人为官员加夜班吃了碗方便面就感动，为城管这次没打小贩而只是瞪着而感动，为官车某次没横冲直闯而感动。这个国家有个物种就叫“感动”。我觉得这些事情既不合逻辑也很没尊严。因为，纳税人与政府就像消费者与自动售货机，有天然契约关系。你有见过为了塞了五元钱就吐出一罐饮料就感动?

我是一个爱国者，和大部分人一样，只有生活意见没有政治追求，可是我这样的表达方式常让人不舒服。所以我要讲个故事：1971年2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的议事厅展开一场辩论，因为有个叫科恩的调皮青年因为反对征兵，他不仅反对而且穿着一件印有“Fuck the Draft”字样的夹克衫，在洛杉矶法院的走廊里晃荡，从而被定罪。那天法庭上有一些修女，大法官本不准律师过度阐述夹克上的话，可律师认为这并不是问题，他说出这些话并详细分析青年为何这么做的原因，最终帮科恩赢得了官司。哈伦法官书写的法庭意见是：“一个人的粗话，却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在这个拥有众多人口和高度分化的社会，这不失为一剂良药。时常充斥着刺耳杂音的社会氛围，并不意味着软弱，它恰恰是力量的体现。”

一个人的粗话，却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这是表达的尊严。

我不愿总责怪当下，这个国千年的文化出了问题。当年宋代公知宋江不过在浔阳楼上题了些书生报国无门以抒怨气的抒情诗，被当成反诗被逼成反贼。这个民族千年的教育是，打磨你的尊严，让你没有反骨，国家才可以安全可靠……可是你很难想像，一群连自己的尊严都不顾的人，会去顾国家的尊严。一群没有尊严的国民，却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一群猪从来不会保护猪圈，就这么简单。

我的写作不是为了真理，真理离我太远，我只不过为了尊严。智力的尊严，记忆的尊严，亲情的尊严，表达的尊严，生育的尊严……陕西邓吉元，那个孩子快八个月大时被强行流产的父亲，为了讨个说法却被打成卖国贼，被迫跣足散发逃亡在大山里……北京著名的老张。二十多年前因为自留地补偿的二十块钱差价，走上了上访的路。冬天穿着报纸和塑料布保暖，饿了去菜市场找别人剩下的鸡肠肉渣煮来吃。他只是为了讨个说法，就在北京南城的桥下住了很多年。当年蔡国庆深情地唱：北京在桥，啊，千姿又百态……有没有想到这个老张的身影以及死去的尊严。那一年严凤英自杀之后，军代表为了寻找根本不存在的“特务发报机”，用小刀慢慢割开她的身体，后来医生又用小斧一根根地剥开她的肋骨。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让这个国家的人们生得没尊严，死得也没尊严。似乎只有傅雷夫妇保持了尊严。他俩一天连遭到四拨红卫兵抄家凌辱，就在凌晨时分写下纸条交待后事：600元留给女佣作为工资，55.29元付房租，剩下的53.30元作为火葬费……自缢前忽想到踢翻凳子会吵醒楼下的邻居，于是铺上一层厚厚的棉被。他们死都要尽量优雅，他们怕惊动邻居，更怕惊动那个世界。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美轮美奂的东西。我真正认为，才华来自于尊严。那些年，中国人画的红太阳直逼银河系恒星数量，并没有出过一个莫奈。那么多叫向阳花的公社，种了好多的向日葵天天盯着，也没有诞生过一个梵高。你看梅兰芳先生的《贵妃醉酒》，大小云手，眼波流动，那四平调清美婉转：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空……好一似嫦娥下九重，清清冷落在广寒宫。

这个国家太需要这美轮美奂的东西了，而能创造出这些艺术作品的人，骨子里恰有尊严。可是有段时间我们的艺术只需要革命，不需要其它。你看革命样板戏《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她铿锵地唱：“毫不利己破私念，专门利人公在先，似战鼓催征人快马加鞭……”毫无艺术可言，是视听的灾难。包括其他那些铁姑娘，眼神刚毅、造型如山，有段时间我觉得，她们一生都只需要革命，不要生活、不要恋爱，她们甚至不要拉屎。

这让曾写出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李白，情何以堪。

这让创造过“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名句的南唐后主李煜，如何回首故国月明中。

这些事，不是什么大事，这些道理，却不该被埋没。尊严如此奇怪，它并不值钱，可是我们仅有。尊严本身不是作品，却能让你通体放光，两眼澄明，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这些道理，全世界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