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阿山是个怪人丝毫没有贬义，他不太象咱们华人那个时代典型学生的风格，不太爱学习，很不用功，偶尔会睡过头上课迟到，还不把教授的批评当回事，交作业喜欢赶到最后，不大愿意听朋友（我）的建议。他兴趣广泛，多是专业外的，但对事情的热情都不长久。他的可爱之处是人聪明，记忆力好，英语非常流利，生活中办事效率高，最杰出的优点是对朋友的帮助绝对是百分之百的热情。他帮人找房子，机场接人，帮人买东西，介绍入学手续办理，等等。他喜欢玩，爱热闹，还常常要把我拉上。这对我是十分的帮助，在娱乐上我比较被动，有这么个朋友常常拉来拉去，参加五花八门的热闹聚会，是非常好的调剂，省得我花时间打听哪里有文化活动可以参加，我从心底里佩服他，更感激他。

那些年月，华人少，俩大小伙子常常一起走来走去十分显眼，在北美文化中时而会引起误会。有一次阿山出差两个月，邻居白人女同学问我，你的 Partner 离开这么久，你一定很想念他吧。Partner？ 那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会误导别人认为我和室友是一对同性恋。

阿山给我的帮助难得，是那种可遇不可求的兄弟般的贴心关照。他对我在平衡时间安排上有启发开导的决定性作用，不然我可能会更呆板，更书呆子气，保不住还可能得忧郁症一类的麻烦。然而，我对他却没能有什么影响，比方说对学习更严肃一些，功课作业能更及时准备完成。至于他那暴躁的脾气，更是没人能够影响。后来因为他对研究中心的教授们有意见，一气之下拍屁股走人，炒掉了老板，回中国去了。我和他的教授曾劝说过几次希望他改变主意留下，但终将没能留住他这个极端行为的直性子。临行前，他轻松地对我笑着说：我要成为你认识的人中第一个失败的人，也算争了一个第一。他就是这样大大咧咧, 什么都不当回事，很多时候我对他的事比他还着急，但没用，帮不上。我以前是从不熬夜的，第一次熬夜是为了他的作业的死日期，那也是我第一次使用黑咖啡。我不熟悉他的专业，他在一边写，我一边打字，最多也只能帮帮打字，用的是Commodore 64老PC，180K的软盘。那时刚学打字，很慢。我们折腾到天亮，死日期最后一小时才完成。 当大家早上将要开始上课时，我们准备从科研楼回宿舍休息。因为疲劳过度，视力减弱，一不小心我先走上了那大块的干净玻璃门，顿时镜片破碎，半脸挂血。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哥们的友谊还真是用鲜血筑成的。

知道他回国后转行生活比较艰辛，偶尔寄给他一些零用生活费，但一般都被他拒绝，除非他实在有困难，比方说与老板合不来又辞职了。因为他的又一次辞职，我无法 联系到他，只能通过其他国内的朋友把支票转给他。这下可好，阿山国内单位的几个人不太能理解这么个调皮的雇员怎么还会有海外朋友寄支票来帮助。其实多数人更容易看到阿山的负面，人的缺点比优点更难以让人看到。阿山感到接受帮助是没面子的事，后来怕我继续给他汇款，干脆不再与我联系，之后又换过几次工作和住址。就这样，我与阿山从此失联。

许多年后听说阿山去了珠三角, 找到一个自己非常喜爱的差事，随后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也不想再与他联系了，因为我也怕他神经病复发后会给如今没出息的我任何形式的帮助。他这个人一旦决定帮助你，一定是大手脚的，所以必须躲着他。他就是这样，太讲义气，朋友比自己更重要，给你办事花一笔钱根本不提，而且还不能提，你提他就急。

在一起作为穷学生最早的时候，阿山希望着能和我一起买个破旧汽车合作公用。那时候的梦想就那么小，就那么点出息。 他的匆匆离别没有给我机会实现他当时在北美那么一点点寒酸的梦想。临行前他得了一场病，也是他在北美两年来唯一的一场病，病还没好就上了回国的飞机。他离开后第三天我拿到医院的化验结果，良性。

年轻时代的学生生活中有过阿山这样的怪物朋友，本来可能平淡的学生生活突然间五彩缤纷。有这样的调味剂，你不可能会寂寞。无论以前是否曾经悲观过，你终将会成为一个非常乐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