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在國內網上廣泛流傳。我讀第一遍的時候心裡特別不舒服；但再硬着頭皮讀，又覺得說得有道理。這裡涉及到了中國的文化。大家都來讀一讀吧。讀過之後先別跳起來罵人。

楊連寧：中國人為什麼只恨貪官，不改制度？

    因為中國人恨的其實不是貪官，而是恨自己沒貪上。因而，只辦貪官、不改制度幾乎成了中國人的潛意識——中國人不願過一種誰都貪不上了的沒勁兒生活。

    譬如中國人滿世界自詡說，我們中國人的家庭親情比西方人濃厚。其實，這也是中國人在為自己的“啃老”“坑老”辯護，在為“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內親外疏的潛規則護短，為中國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裙帶風護犢子。

    中國政治制度的本質，是“官治、官有、官享”而非“民治、民有、民享”的。維護宗法血緣、親緣價值的至高無上，是歷朝歷代的制度選擇。每當面臨選擇時，“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原則，成了保底的底線。不由分說，統治階層歷來都會依照保親不保疏、保內不保外，保己不保人，保族不保國，保權不保民的原則,做出於己有利的選擇，放棄於己不利的選擇。奇怪嗎？一點兒也不奇怪：“以我之大私為天下大公”，是所有專制國家的本質。這個本質，決定了公權力的私有化，也決定了權力的自利本性會被綏靖、被驕縱、被放大。

    “中國人沒有信仰，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們的宗教。……事實上，中國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所有的富人幾乎都是權力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1792年訪華的馬格爾尼還看到，“中國官員對於吃飯真是過於奢侈了。老百姓都面有菜色，但政府高官中卻不乏胖人，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你發現官民相互之間的不信任、猜疑甚至詐欺，早已成了中國社會的慢性病，成了民族道德潰敗的主要病兆。在華生活了22年的另一個“中國通”史密斯發現，官方常會猜疑“所有的團體都想秘密謀反”，民間則是“沒有什麼能比一個人死的蹊蹺，更能引起中國人強烈的猜疑了”。一百多年過去了，“官疑民反，民疑官欺”的這一類官民之間的互不信任，化解了嗎？淡化了嗎？沒有吧？

    國內的“官治、官有、官享”狀態，是官民奉行同一個價值觀與行為規則的結果，也是官民暴露出同一類人格缺陷的結果。為什麼會有“官貪民刁”的惡性互動？因為官民同根，譜系一家嘛。所謂官，不就是信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老百姓嗎？所謂民，不過是渴望“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候任官員罷了。中國古有“富不為官”一說，潛台詞就是“貧則當官”——出身越是卑賤的草根一族，越是執迷於當官掌權，雞毛上天。

    近代以來取消了科舉，做官也沒了障礙，靠血親、人脈、小圈子與人身依附飛黃騰達的，比比皆是。但凡一個人，只要你精於人情，老於世故，孜孜以求又能賣身投靠，“向上爬”並不難。“向上爬”作為老百姓普遍的人生目標，支持了“一朝有職級，終身有身份”的“能上不能下”潛規則，也支持了“一闊臉就變”“富易妻，貴易友”的潛規則。國內這種官貴民賤、權大法小的常態，與西方官員“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常態，不是大相徑庭嗎？

    文革曾把幹部們整肅得人人挨斗，個個褪皮，一時不敢再當幹部，連幹部子弟都一度避之不及；可如今呢？幹部子弟當工人、當農民的還有嗎？別說井下挖煤的，工地上蓋樓的沒有幹部子弟，你能從工廠的流水線上或餐館酒店的服務生里給我找出個把幹部子弟來，也得花你一番功夫，還不一定有收穫呢。當年被整得家破人亡的幹部不在少數，如今也有貪官被懲治得家破人亡，但正如朱元璋的扒皮揎草也無法阻遏“有人漏夜趕科場”一樣，文革把不少幹部整得家破人亡，也無法阻遏如今中國人要前仆後繼地當官。

    正因為“百代皆行秦政制”，數千年全都奉行這種官本位、權力本位的制度，把人民關進籠子裡，令到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喪失了自我更新與自我進步的功能。“中國人主體未達到人格狀態，最易於培植專制主義，只有主人與奴隸的關係；長期以來，宗教，道德，法律聯在一起製造‘恐懼’，人或是生活在恐懼中，或是用恐懼來統治人。以‘恐懼’為主要範疇的專制主義，禁閉了人的意志與思維”（黑格爾語）。

    很顯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智下愚”政策刻意訓練出中國人的奴性，兩千年日積月累的籠子禁錮，把冷暴力弄成了中國人自我克隆、自我繁殖的一種自虐生活方式。連家長也都習慣了從小就打罵訓誡孩子，習慣了左不准右不行地發布禁令，而不是鼓勵孩子去探索什麼嘗試什麼。被關進籠子裡的中國人成了“類人孩”（余世存語），發生了近親退化、人格退化、智商退化、能力退化甚至種群退化，退化出一種匍匐在權威腳下的“無限諂媚、無限雌伏”（王小波語）精神，無疑是熱暴力與冷暴力交替施虐的結果。

    兩千年官本位、權力本位的制度，塑造出了中國人的道德墮落：“外人之譏評吾族，而實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認者，曰“好利無恥”，曰“老大病夫”，曰“不潔如豕”，曰“遊民乞丐國”，曰“賄賂為華人通病”，曰“官吏國”，曰“豚尾客”，曰“黃金崇拜”，曰“工於詐偽”，曰“服權力不服公理”，曰“放縱卑劣”：凡此種種，無一而非亡國滅種之資格”（陳獨秀語）。

    我們常說制度不好，好人也會做壞事，好制度也能防止壞人做壞事；因而大眾對於貪腐的敏感，遠遠大於對制度性缺陷的敏感。其實，決策錯誤造成的資源浪費比貪污可怕得多，制度缺陷造成的資源錯配與貧富不均，遠比官員貪賄嚴重。譬如“我國鋼鐵產能過剩高達2億噸，按照每噸產能投資5千元計，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浪費已達1萬億元之多了”（成思危語）。又譬如“政府經濟特權”和“官商利益共同體的壟斷”(楊小凱語)，“通貨膨脹被用於壯大國家資本”（劉易斯語），國家的投資榨空了民眾的消費，所造成有親有疏的苦樂不均，遠比貪腐嚴重。然而中國人仍舊是只恨貪官，不改制度。究其深層原因，不是由中國人的價值追求與民族性格決定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