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三次暴恐袭击，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中国涉疆暴恐呈愈演愈烈之势。

分析这两个月的三次恐怖袭击，以及去年发生在北京金水侨的恐怖袭击，可以得出结论，这几次恐袭确实是团伙作案，但是远不到组织化的程度。

而非组织化的恐怖袭击恰恰才是最难防范的恐怖袭击。

组织化一般具有明确的组织架构，有明确的组织分工，有长期持续的运作方式，其袭击具有持续性而不是临时性。但是，近几次恐怖袭击者却并不具备这些特点，以昆明恐怖袭击为例，该团伙人数8人，参与袭击的就有5人，从警方事后发布的信息看，该团伙是出境失败后临时决定在昆明火车站作案，并非企图持续性的发动恐袭。

组织化具备的上述特点，决定了组织化的恐怖团伙必然具有一定的人员规模，既然有一定的人员规模，就决定了凡是组织化的恐怖团伙，必然面临资金筹措，日常运作，后勤保障，信息保密等一系列问题，其活动就有迹可循，这反而有利于国家反恐部门开展情报收集工作，也更容易防范其策划的恐怖袭击。

而非组织化的小型团伙，由于其人数较少，所需的经济来源更容易筹措，更易保持日常运作，也更容易保持内部信息的封闭性，其临时起意式的作案方法更具突然性，更难以防范。比如说，北京金水桥恐袭团伙是一家人，对这种恐怖团伙，再有效率的国家情报机构恐怕也无能为力。同样在911后，美国可以防范基地组织策划的多次恐袭企图，但是也难以防范如波士顿爆炸案这样的作案方式。

目前中国对涉疆暴恐持高压之势，用习总的话讲是“零容忍”，具体表述是“早打、严打、露头就打”，这既是中国政府的反恐战略，更成为国家反恐机构的具体反恐策略。这种策略的一个结果是，在新疆几乎形成不了组织化的恐怖组织，但却形成了数量难以估计的恐怖团伙，各恐怖团伙之间相互割裂，呈碎片化的状态。各类恐怖团伙规模虽不大，数量却很多，比如说，近几次的恐怖袭击就是由不同的恐怖团伙实施，没听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因此，笔者认为，抛开高压政策所带来的对普通维族群众的“误伤”等各种社会后果不谈，仅从反恐的策略而言，有必要对原有过于严厉和高压的反恐策略予以局部调整，有意识的让部分恐怖团伙合流，从而增加各个恐怖团伙组织化运作的成本，并使其运作有迹可循。换句话说，与其让新疆各恐怖团伙“多而不大”，还不如使他们“大而不多”。当然这种调整应该是可控的，以试错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一下子全盘转向，原有反恐策略的有效性和连续性还得保持。

另一个策略是，切忌在限制维族人员来内地和出境上作文章。这既能保证普通维族群众的权利，也能更好的限制维族恐怖团伙的作案空间。维族有明显的体貌特征，与大部分中国其他民族有明显的区别，进入中国内地的维族人员很容易监控，也就更能防范其中的恐怖团伙的作案，那种把涉疆恐袭限制在新疆境内的策略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涉疆暴恐活动根植于新疆各种矛盾之上，反应了新疆问题中最尖锐和最激进的那部分矛盾。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新疆面临着政治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社会矛盾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任何矛盾都有两面性，一是观念性的，即价值上的矛盾；二是现实性的，即利益上的矛盾。观念性的矛盾大多是长期性的，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具有刚性；而现实性的矛盾往往是短期性的，是现实生活的积累，具有可化解性，新疆的各类矛盾同样如此。

笔者认为，要对涉疆暴恐形成釜底抽薪之势，最佳方式是从解决新疆各类现实性的矛盾入手，中国政府对新疆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实际上就是在缓解新疆现实的经济矛盾，只不过经济上的矛盾仅仅是新疆社会矛盾的其中一个部分。而观念性矛盾的改变只能采取潜移默化的办法，不能人为强求。据笔者了解，在新疆，由于强制性的教育和观念灌输，其制造的矛盾并不比利益性的矛盾冲突少，因为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穆斯林民众观念和信仰上的反抗，

而解决新疆现实性的各类矛盾，需要有相关的基础研究为依据，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比如说，新疆维族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极端宗教思想与正常宗教思想处于什么样的依存关系？也许是笔者眼界所限，关于新疆的此类社会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至于新疆地方政府各类应景式的宣传，基本上毫无价值。中国社会学界的这种现状与新疆问题所引起的社会后果十分不匹配，在这种状况下，中国要想治理好新疆，犹如闭着眼睛找方向，只有抓瞎的份。对中国政府来说，不重视这个问题，或者说，不让外界知道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只能让人对新疆的前景失去信心。

平心而论，目前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反恐措施还是相当严密的。但是，百密难免一疏，在与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切忌“绝对安全”的思维方式，而是要明白无误的提醒社会大众，在现代社会，由于信息扁平化而带来技术门槛的降低， “绝对安全”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国政府所能做到的，也许只能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