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死——中國教育之死

     罵人很爽，也很簡單，要是比較罵人的技巧和難度，鄉下那些不識字的潑婦要比魯迅都高超。可是，我依然少不了罵，因為，有些人是賤骨頭，是奴才性格。什麼是奴才性格呢？奴才並不是點頭哈腰，見人三分笑的，而是有兩面性的。對有權勢、有地位的人，他是奴才；對那些不如他的人，他則高傲的不可一世，比在台上的薩達姆都神氣。肖伯納有一句名言：一個人本性的好壞不是看他對某一個人的態度是多麼謙恭，或者多麼惡劣，而是看他是否對所有人都保持相同的態度。所以，對所有人都搖頭擺尾的，不是奴才，而是一條百依百順的、可愛的小狗；對所有人都咆哮如吼、沒有好臉色的，是腦筋不正常的瘋子。但小狗和瘋子都是一致的，只有奴才，有兩副面孔，一會兒一變，看人變臉。

     題目是北大之死——因為北京大學是中國教育的一面旗子，北大之生存狀況反應了中國教育的整體。應該說，寫這段文字，並不是心血發燒了，而是早有預謀了。在此之前，寫過一篇《大學的困惑》，說的也是大學的問題、教育的問題，然而，從那個時候2003年到現在，教育的環境、大學的水準、學術的風範實際上都沒有任何改善，而是越來越不堪了。雖然，早有預謀，但是，卻始終不願意說“廢話”——因為，中國的很多事情不是不明白，不是看不清楚，而是有相當一部分人，特別是“社會精英”，根本是恃權無恐、指鹿為馬的一群人，他們把持着社會的廣播權，其他人的聲音都被淹沒了。

    這篇文字起因是昨晚看鳳凰衛視的討論——上海大學要求研究生在校期間，必須發表論文，才能畢業。我並不關心結論如何，而是關注正反雙方的論據。其中，反對方指出，在上海大學的論壇上，11個帖子，有10個反對的，以此說明，上海大學的規定是“不得人心”的——至少從論壇上看，反對方有壓倒性優勢。不過，非常出人意料的是，上海大學的副校長葉某人說，論壇上只有10個人反對，而上海大學有7000多人，反對的人只是7000人中的一小部分。嗚呼，我說不出話來，哀哉，這是什麼邏輯——難道那些保持沉默的人，沒有機會在網絡發言的人都是葉校長的死黨嗎？這種假定是不成立的，可是，葉校長就是這麼計算的，沒有說話，就是贊成。

    其實，葉某人的這種邏輯，也是有“歷史”的。據我考證，美國人開發西部的時候，西部廣闊的草原上，有很多野牛。這些牛都是野生的，沒有主人，誰下手快，抓住了野牛，在牛背上用烙鐵燙一個記號，比如“湯姆克魯斯”之類的名字，那麼，這頭野牛就是“湯姆克魯斯”家的牛了，其他人就不能再隨便抓了。偏偏有一個人，逆向思維，他其實沒有抓到一頭野牛，看着別人牛群興旺，發了財，就出了一個計策，他說：他的野牛都是沒有打標記的，所以，凡是沒有記號的野牛都是他自己的，別人再也不能捕捉了。結果，引起了一場混亂。葉校長的思路，和這個沒有抓住野牛的人一樣，明明兩手光光，卻想憑空得利，想法是美好的，結局是可想而知的。

    不過，葉某人的表演並不是最差的，比他更“優異”的是某個學院的陶教授——也難怪，要是沒有這麼差的教授，也就沒有這麼差的校長，比較起來，校長比教授還是略勝一籌。在反對派詢問有沒有考慮上海大學制定的策略的消極影響時，這位教授居然說：根本就沒有什麼消極影響，全都是積極意義。後來，倒是加了一句話，說，消極影響的出現，必然隨着改革的進行全部消除掉。一項只有積極意義、沒有負面影響的制度，我沒有見過。陶先生出現在鳳凰衛視，顯然是為消除其負面影響衝鋒陷陣的，可是，陶教授竟然口出此言，令人驚訝。

   上海本是人文薈萃之地，上海大學也該因地靈而人傑，可是，兩位的表現實在讓人不敢恭維。真正讓上海大學風光耀眼的是反對派的余亮——他邏輯清晰，表達準確到位，要不是懾於他的校長的權威，他的發揮應該更加出色的。

   南有上海，北有北大——北大在中國的學術地位遠勝於上海大學，而其表演的精彩程度自然也非上海可以比擬。最近的一件事情，是丘成桐事件。丘教授說，北京大學的很多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是“假”的，丘教授所說的“假”，並不是說這些教授在國外的學術成果、地位不足以擔當北京大學聘任的崗位，而是說，這些人沒有足夠的時間，來保證他們在合同上所規定的半年或九個月的工作期限，因為這些學術“大腕”通常在海外的教職是全日制的，根本沒有那麼多的“業餘時間”，讓他們在太平洋兩岸飛來飛去。

可是，面對丘教授的質疑，北京大學的回應卻是：“質量是高的”，“絕大多數在海外具有很高學歷，有過重要學術任職”，這種回答與丘教授的問題，顯然沒有接口，即使讓外行人聽來，也是不及格的。先別說北京大學有沒有問題，就說你根本就沒有聽懂丘教授再問什麼，何談回應。當然，真正的可能是，並不是北京大學的人都那麼弱智，而是有意在做太極推手，避實而就虛吧。

李敖去北大演講的時候，說：老北大，是很牛的。“那個時候北大怎麼樣對待政府，教育部公文來了，退回，不看，拒絕，北大多狠，教育部的公文拒絕，教育部錢來了，錢收下來了。現在的北大，太孬了，在我看來，太孬了。”李敖先生的話，值得深思。不過，北京大學的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如何向教育部伸手要錢的手段上，實在值得其他大學虛心學習。

    為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教育部給北大、清華分別投資9億人民幣，實說起來，這些錢也沒多少，泱泱北大，皇皇清華，每一個學校都有那麼多人頭，算在每一個人頭上，不僅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很難實現，就是讓北大清華的教師實現小康，也勉為其難了。所以，北京大學的著名文學教授孔慶東先生，跑到鳳凰衛視，和主持人竇文濤說：你算算，北大有多少人，9億人民幣分三年花，算在一個人頭上，一年能有多少啊。我們這些人，都是很清苦的，僅靠工資，無法維持體面的生活，所以，有時也去外面“走穴”，掙點辛苦錢。言辭懇切，感人，估計竇文濤是感動了，我也感動了。

如果教育部的官員看到孔慶東教授的談話，一定覺得9億人民幣不夠大放，讓堂堂大學教授如此沒奈何，可是，我們卻要問的是，這18億人民幣憑什麼給了北大、清華，而不是按照公平競爭的機制，允許各個大學公開競標呢？哪一個大學、哪一個學科、哪一個教授有學術成果，哪一個人就應該獲得獎勵，而不是依照計劃經濟時代的指令模式，一次性劃撥給北大和清華。這18億，其實是非常有損北大、清華聲譽的，就像一筆黑錢，拿了也就拿了，沒事兒的時候偷偷地樂，也就完了，偏偏還說給的少了，這不是得了便宜賣乖，活活要氣死清華北大之外的學校嗎？

辦教育，沒有錢是不行的。毫無疑問，世界上所有一流大學都是拿錢堆起來的。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統統都是，即使在亞洲，香港科技大學也是渾身被金錢包裹起來的。所以，能不能拿到錢是衡量一個大學的重要指標。不過，大學的錢，從哪兒來？如何拿到錢，卻是一個區分中國大學和外國大學的關鍵。

    美國老一代的名校，都是依靠私人的資金髮展起來的。哈佛、耶魯都是如此，美國大多數名校也都是私立的。這就是說，如果大學有能力為社會培養可用之材，那麼，社會資金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校園，而資金的支持又會進一步促進大學的教學和科研。這是一種良性互動機制，尤其是，因為這些錢來自私人，來自各大基金會，那麼這些資金的使用效率也是比較高的，這些資金所資助的學科、研究也就會和社會有更緊密地聯繫，而不是僅僅為了評職稱，裝門面。在這個意義上，評價一所名校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這所學校能從社會上拿到多少資金。換言之，大學所得資金是社會對於大學過往研究成果的嘉獎和未來研究的投資。

一所好的大學，一所名校，應該有骨氣從社會上拿錢，應該有能力獲得“大款”們的青睞。可是，偏偏北大志不在此，北大的驕傲和手段是，如何從教育部領到更多的“賞銀”。孔慶東教授的“訴苦”，算是其中手段之一，即“動之以情”，而更有理論價值和說服意義的是北大書記閔維方教授的“曉之以理”。

閔書記在其《關於一流大學建設的幾個問題》中提出一個觀點：即美國的一流大學都是由美國政府出錢打造的。他說：“美國是通過對教育的大量投入才實現今日美國大學的一流地位的。1862年《莫里爾法案》（Morrill Act）使得美國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而事實是，已經有學者指出了閩書記的基本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他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過是給北京大學“招商引資”的，而這個商人就是政府和教育部。不過，令人費解的是，在有人指出其錯誤之後，堂堂北大校長，居然引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下屬的全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2002年12月的一份《研究材料匯編》以佐證自己的觀點，材料中說：“美國研究型大學群體的興盛，與政府的積極扶持密不可分”。 不知道閔書記作為教育專家是否有比這種材料匯編更好的文獻，還是覺得政府的文件有更大的權威性。

其實， 藉助北大的金字招牌，即使從社會上拿錢也是非常容易的。比如，北大方正，就是一個典型。方正集團是1986年投資創辦的，現在擁有6家在上海、深圳、馬來西亞及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眾公司和遍布海內外的20多家獨資、合資企業，員工15000餘人，名列國家首批6家技術創新試點企業之一，500家國有大型企業集團之一，120家大型試點企業集團之一（資料來自北大方正集團網站）。 從數字看，北大方正可謂戰績霍霍，風光無限，可是，這裡面隱含着一個巨大的謎團，即北大方正集團以及其他校辦企業在使用“北大”這兩字的時候，是否繳納了品牌使用費。換句話說，“北大”這兩個金字是100年來，所有歷經北大的校長、教授和學生們共同創造的，現在，就這麼便宜了一批“不書不商”的人，合理嗎？

    這大概就是“雙軌制”——一個大學，可以一邊教學科研，一邊經商，兩不耽誤，就像中國古代的井田制，農民一部分時間耕種私田，另一部分時間耕種公田，而且都干的像模像樣。當然，真正的雙軌制是張維迎教授曾經論證過的，“在國內首次提出並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這是張教授的一大學術貢獻，至今，在所有有關其學術成果的介紹中，這一成果依然被作為頭條顯示出來。

   中國的改革以前、現在依然是雙軌制，以後繼續這一制度也有相當大的可能性，可是，即使如此，也不能說明“雙軌制”的正確的。如果，在北京的一條馬路上，你開車靠右行駛，警察肯定給你開罰單，罰錢，其實是小事，最主要的是警察要告訴你，你不懂交通法規，也就是“不懂規矩”。可是，在經濟世界，要是你提出並論證“雙軌制”，卻是重要的學術貢獻，讀書人的事情，老百姓真是講不清楚。

最近，北京的房價漲得狠，經濟適用房就成為“窮人”的首選——北大的教授不在此列，他們在號召大家購買“第二套”房子呢——我的一位同事，就屬於眼下的“窮人”，他打算去買經濟適用房，遍訪無門。後來，找到了一家中介，中介說：他們手裡有經濟適用房房號，一張，15萬元，保證你買到房子，比商品房便宜多了。我的同事猶豫了，現在騙子這麼多，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對方保證，買到經濟適用房再交錢。這就是“雙軌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而且暴富的速度比吹得都快。

9月10號，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所有教師和往屆可以聯繫到的畢業生都收到一條短信：張維迎先生已經升任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先生也在同一天，對光華新生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迎新賀詞：“在今天的中國，上大學已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但我必須向你們強調，北大是培養精英的大學，光華是培養精英的學院。這是歷史賦予北大的使命，是中華民族賦予我們的使命，也是全人類進步事業賦予我們的義不容辭的使命。”這是張維迎先生的原話，聽了這一席話，真讓年輕人血脈膨脹，然而，必須申明的是，北大以及北大的學生、教師還是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吧，因為，我們一直都相信：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自己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從來不缺少什麼精英，所缺少的恰恰是腳踏實地、步步向前的合格的公民。

尼采說：上帝死了。我們也可以說：精英死了，北大也死了。自從王國維先生自沉頤和園之後，“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也一起下沉到頤和園的淤泥里了。王國維先生的屍體，還可以浮出水面，然而，北京大學“5.4”時期所締造的獨立、自由的精神卻永遠也打撈不起來了。曾經，北大還有一堵圍牆，可以隔絕現實的喧鬧和浮躁對於燕園的衝擊，然而，當北大的南牆被推倒之後，北大已經和社會徹底融為一體，隨波逐流了。

北大死了，中國教育還活着嗎？

                                                                                      2006年9月17日星期日，望京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