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幼河-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部長，《光明日報》社社長。1957年在“大鳴大放”中提出批評共產黨的政治見解，建議實行“兩院制”，被指為要搞“政治設計院”（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章伯鈞當時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由他們討論……”他還提出：“國務院開會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這樣形式主義的會可以少開”。1957年6月8日章伯鈞成為中國頭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鈞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組織部長的職務，而且他在民盟的歷史被刻意淡忘。

被劃為右派後，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長級待遇和全國政協常委一職，出入有汽車，跟隨有警衛，由於容易受“矚目”，故漸漸少公開活動。多與右派成員聚會、聚餐。他於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終年74歲。

有關章伯鈞，他女兒有這樣的記述：

晚飯後不久，羅隆基來了──這是一個初春，父親還穿着藍色薄絲棉襖，而他已換上了淺駝色西裝。精心梳理的頭髮，整齊地披向腦後。神情含蓄的羅隆基，讓父親猜猜他帶來一條什麼樣的消息。父親說：“統戰部對我們有什麼新的處理？”他搖搖頭，說：“比這個重要。”“是不是周恩來找你談話？要你做些事。”他又搖頭，說：“比這個重要。”父親不猜了，帶着一種譏諷口氣，說：“當今的民主黨派，再沒有比中共的召見更重要的事了。”

羅隆基說：“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父親霍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走來踱去，情緒很不平靜。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去，早點睡覺。當晚，他倆談得很久。第二天，父親精神很好，走到我的書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後，對我說：“我想，有些事情現在可以跟你講一講了。”我說：“這和羅伯伯昨天帶來的消息有關嗎？”“是的。”父親讓我把他的小茶壺拿來，他似乎要認真地和我談談了。

他說：“前兩年，爸爸還期待着摘帽子，現在戴不戴、摘不摘均無所謂。只是連累了你們。小愚，我向你鄭重宣布──反右時的爸爸並沒有錯。兩院制一定會在中國實現。”說到這裡，父親的聲音很高，拳頭攥得緊緊的。父親看到我吃驚的表情，便儘量控制自己的激動，語調也放平緩，繼續說道：“這話現在聽起來很反動，你不必害怕，女兒，將來你就會曉得它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我提出國家體制改革，關鍵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分權問題。因為從集權到分權，是社會發展的進步，任何國家都如此。努生欣賞西方的三權分立是分權，我說的兩院制實際也是分權。不管兩分、三分、四分，怎麼分都可以。總之，集權在當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後國家的大政方針，還是黨內一決定，全民都擁護。我敢斷言，老毛繪製的共產主義美好理想永遠是藍圖，是幻想。

昨天努生講，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一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激動徹夜，覺得自己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能被歷史記上一筆，還要感謝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一、二號右派份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或黨派負責人罷了。”

幾十年的光陰似雲煙一般飄散而去。果然，父親和羅隆基以未獲改正的右派身分，被歷史銘記。我始終且永遠為這個身分而自豪。

羅隆基的“右派”言論及後果

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羅隆基在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而該委員會須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組成。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員會”的主張，它與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一起被稱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論。

1957年6月被劃為“右派”。1958年1月26日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職務，同月31日被撤消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與森林工業部部長職務。工資從四級降到九級。

持續的批鬥使心力交瘁、氣血兩空的羅隆基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從發誓“把自己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社會主義”，轉化為承認自己“企圖把民主同盟造成一個大黨，同共產黨分庭抗禮”。羅隆基是於1965年12月7日因害心臟病突然去世的。據說，他白天還給相好的女人打過電話，晚上又請別人吃飯，夜裡老病突然發作，想叫人來救助，伸手去按床頭的小鈴，只差半尺的距離，就斷了氣。

儲安平的“右派”言論及後果

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召集的座談會上，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稱“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而且與中央也有很大關係。並且稱在百花政策後“大家對小和尚（基層和一般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並委婉地批評政府已經成為一黨天下，國務院12位副總理中無黨外人士，最後總結“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此文一出石破天驚，動撼朝野。次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醒目標題顯著位置全文刊登。文章發表後，使毛澤東“一連幾天沒睡好覺”（據胡喬木兒子透露）。

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開的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委會第三次全會上，儲安平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職務被撤銷。1月31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召開，決定罷免儲安平人大代表的資格。此後，儲安平被一頂特大號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頭上。

妻子與其離婚，同事紛紛“檢舉揭發”，儲安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1957年7月，他不得不發表了《向人民投降》的發言。據他在檢討時的自述，在全國上下一片討伐聲中，他“膽戰心驚、坐臥不寧，惶惶不可終日”。不久，儲安平先後被免去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務，並被打成了“大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儲安平又被揪出來。8月31日，遭受多次批鬥後的儲安平投河自殺未遂，被造反派看管起來。9月後，人們再也沒有看見他的身影。是自殺、被打死、出家……至今仍無定論。

彭文應的“右派”言論及後果

彭文應為民盟中央委員、上海市政協常委。他心直口快，話多，文章多。1957年8月2日印發的《右派分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其“嚴重反黨言行”被分編為八大類。其中有：“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義？只有民主！”“今天黨群關係上所以有‘牆’有‘溝’，原因之一就是幹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學，大材小用，小材大用（這一點在黨內相當多），有職無權，有德無才，有才無德等情況，產生了許多不合理現象。”“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應遭批判之初，其病妻鄧世琳就受驚嚇身亡。1958年4月，彭文應被撤銷一切職務，並取消原有的工資津貼。生活陷入困境。然而，彭文應拒不認錯。1961年12月，彭文應的次子彭志平在極度苦悶和壓抑下，服安眠藥自殺。1962年12月15日，彭文應因心包炎敗血症病逝，終年58歲，至死沒說一句認罪的話。臨終前曾寫致毛主席黨中央的萬言書，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文革”時期，彭及妻、子之墓被紅衛兵掘開一掃而光。

陳仁炳的“右派”言論及後果

陳仁炳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1957年劃為右派前，兼任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民盟中央委員。1958年6月9日，《解放日報》刊登了陳仁炳在因《陳仁炳對共產黨整風方法有不同意見》被毛澤東點名。他發言中講了一個漢代賈誼在“文景之治”時指出王朝危機的故事，當時賈誼在《陳政事疏》中，列政事“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陳仁炳說：“我不敢說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們長太息的事情恐怕實在太多了。”陳仁炳發言最關鍵一點，就是他提出可以“算舊賬”：“只要我們的動機正確，為了黨和祖國的前途，而不是為了算賬而算賬，不算是一種‘算賬主義’，那為什麼不好算呢？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譬如說，算一算浪費和走彎路的賬（如果有這樣的賬的話），我認為沒有壞處，只有好處。”

陳仁炳是這5名中央級未獲改正的右派當中唯一一個活着看到自己沒有被平反的人。這給晚年的陳仁炳帶來了難以言說的心靈上的打擊。他多次同和他有着世交兼鄰居關係的王元化聊及自己這一難解的痛楚，無法接受。後者多次勸解，叫他“看得淡一些”。“陳仁炳是抑鬱而終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時，兩次強調了“抑鬱”二字。不少熟悉陳仁炳的親朋好友也都這麼認為。陳仁炳對“文革”期間他的家庭和他的家族遭受的苦難痛心萬分，他曾對友人稱自己是“還活着的真右派”。陳仁炳多次表示，他對有關方面既承認他解放前後曾“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又“不予改正”的現狀耿耿於懷。1990年12月9日，陳仁炳在上海去世，終年8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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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編中，章伯鈞女兒的記述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章和羅當時是推崇西方民主制度的。章被打成“右派”後曾和女兒說，1957年他提出政治主張沒錯，政治制度上的分權“是社會發展的進步，任何國家都如此”；“集權在當今世界是行不通的”，“老毛繪製的共產主義美好理想永遠是藍圖，是幻想”。我是肯定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制度的，認為這種制度相對進步於其他制度，也相對符合人性的基本要求。然而，即使是現在，我仍認為中國大陸要實施這種制度還有困難；照一些評論者的話叫做“民眾心智未開”。哎，等着社會發展中中國民眾思想意識不斷有更高的要求後或水到渠成吧。

章伯鈞和郭隆基思想歐化，崇拜西方民主制度，我對此理解和讚賞，然而他們或許忽視了當時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民眾的思想狀況。簡言之，當時中共獨裁的那一套統治方法正在最成功之際，毛澤東如何不對他們的主張惱火？那歷史走到了今天，自由民主的制度是否有了在中國大陸實施的可能？我還真不敢斷言，只能根據實際情況說：民眾早已對中共政權的腐敗蛻變厭惡之極；而中共頑固地堅持獨裁恐怕是自掘墳墓。這種話我說了很多遍了，不贅述。

回想“文革”之初，中國大陸社會極其病態和瘋狂。這種時候，如果是個清醒的人，他的內心該是多麼悲哀？章伯鈞先生活到1969年，他看到了社會間的種種昏聵和愚昧，他當時是如何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