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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章伯钧当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由他们讨论……”他还提出：“国务院开会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可以少开”。1957年6月8日章伯钧成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而且他在民盟的历史被刻意淡忘。

被划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由于容易受“瞩目”，故渐渐少公开活动。多与右派成员聚会、聚餐。他於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终年74岁。

有关章伯钧，他女儿有这样的记述：

晚饭后不久，罗隆基来了──这是一个初春，父亲还穿着蓝色薄丝棉袄，而他已换上了浅驼色西装。精心梳理的头发，整齐地披向脑后。神情含蓄的罗隆基，让父亲猜猜他带来一条什么样的消息。父亲说：“统战部对我们有什么新的处理？”他摇摇头，说：“比这个重要。”“是不是周恩来找你谈话？要你做些事。”他又摇头，说：“比这个重要。”父亲不猜了，带着一种讥讽口气，说：“当今的民主党派，再没有比中共的召见更重要的事了。”

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早点睡觉。当晚，他俩谈得很久。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我说：“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

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

罗隆基的“右派”言论及后果

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1957年6月被划为“右派”。1958年1月26日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同月31日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与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

持续的批斗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罗隆基是于1965年12月7日因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他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

储安平的“右派”言论及后果

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称“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无党外人士，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此文一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文章发表后，使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据胡乔木儿子透露）。

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此后，储安平被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头上。

妻子与其离婚，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1957年7月，他不得不发表了《向人民投降》的发言。据他在检讨时的自述，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储安平先后被免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并被打成了“大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储安平又被揪出来。8月31日，遭受多次批斗后的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被造反派看管起来。9月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是自杀、被打死、出家……至今仍无定论。

彭文应的“右派”言论及后果

彭文应为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他心直口快，话多，文章多。1957年8月2日印发的《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其“严重反党言行”被分编为八大类。其中有：“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今天党群关系上所以有‘墙’有‘沟’，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学，大材小用，小材大用（这一点在党内相当多），有职无权，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情况，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现象。”“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应遭批判之初，其病妻邓世琳就受惊吓身亡。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一切职务，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然而，彭文应拒不认错。1961年12月，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在极度苦闷和压抑下，服安眠药自杀。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病逝，终年58岁，至死没说一句认罪的话。临终前曾写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万言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文革”时期，彭及妻、子之墓被红卫兵掘开一扫而光。

陈仁炳的“右派”言论及后果

陈仁炳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前，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1958年6月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陈仁炳在因《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被毛泽东点名。他发言中讲了一个汉代贾谊在“文景之治”时指出王朝危机的故事，当时贾谊在《陈政事疏》中，列政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陈仁炳说：“我不敢说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实在太多了。”陈仁炳发言最关键一点，就是他提出可以“算旧账”：“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了算账而算账，不算是一种‘算账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账（如果有这样的账的话），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陈仁炳是这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这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打击。他多次同和他有着世交兼邻居关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后者多次劝解，叫他“看得淡一些”。“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时，两次强调了“抑郁”二字。不少熟悉陈仁炳的亲朋好友也都这么认为。陈仁炳对“文革”期间他的家庭和他的家族遭受的苦难痛心万分，他曾对友人称自己是“还活着的真右派”。陈仁炳多次表示，他对有关方面既承认他解放前后曾“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又“不予改正”的现状耿耿于怀。1990年12月9日，陈仁炳在上海去世，终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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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编中，章伯钧女儿的记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章和罗当时是推崇西方民主制度的。章被打成“右派”后曾和女儿说，1957年他提出政治主张没错，政治制度上的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我是肯定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制度的，认为这种制度相对进步于其他制度，也相对符合人性的基本要求。然而，即使是现在，我仍认为中国大陆要实施这种制度还有困难；照一些评论者的话叫做“民众心智未开”。哎，等着社会发展中中国民众思想意识不断有更高的要求后或水到渠成吧。

章伯钧和郭隆基思想欧化，崇拜西方民主制度，我对此理解和赞赏，然而他们或许忽视了当时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民众的思想状况。简言之，当时中共独裁的那一套统治方法正在最成功之际，毛泽东如何不对他们的主张恼火？那历史走到了今天，自由民主的制度是否有了在中国大陆实施的可能？我还真不敢断言，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说：民众早已对中共政权的腐败蜕变厌恶之极；而中共顽固地坚持独裁恐怕是自掘坟墓。这种话我说了很多遍了，不赘述。

回想“文革”之初，中国大陆社会极其病态和疯狂。这种时候，如果是个清醒的人，他的内心该是多么悲哀？章伯钧先生活到1969年，他看到了社会间的种种昏聩和愚昧，他当时是如何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