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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草地分裂大约可以称为中共的一大“公案”，对此进行讨论和分析的文章已经不可胜数了。在写《毛泽东三十六计》的过程中，对此类文章有所浏览，在下略有心得。到如今，关于张国焘发出密电，命令陈昌浩、徐向前武力解决中央的说法基本上已经被证伪。但是，张国焘究竟有没有武力解决中央的想法，或者说动过这样的念头，这倒是一个值得一聊的话题。冯胜平先生的文章《“草地密电”：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在这个方面作了一些非常有益也非常有趣的分析和探讨。他认为，虽然张国焘没发过“密电”，但的确动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念头；毛泽东可能编造了“密电”，但他对张想用武力并吞中央的判断并不离谱。

冯胜平先生给出的最重要的证据是张国焘1935年9月8日发给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要他扣留军委纵队的电令。电报如下：

才芳：

甲、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棱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需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棱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朱、张

冯胜平先生据此得出如下推论：“张国焘下令在必要时扣留军委纵队，叶剑英时任军委纵队副司令员，有理由相信他看到这封电报，并给了毛泽东。在8、9两日所有电报中，这是最有可能引起毛泽东警惕的一封：既然昨天可以下令扣留蔡树藩，为什么明天不可以下令扣留毛泽东？既然张国焘已决心不惜用武力对付军委纵队，他对中央采用同一处置办法，亦在情理之中。”

谈到这封电报，有必要先了解“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一支人马。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奉中革军委10月11号第五号命令，将红军总部直属队、干部团、各学校编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中央纵队为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也即所谓“红星”和“红章”两个纵队。第二纵队为党中央、苏维埃政府、供给部、卫生部、医院、银行、兵工厂和印刷厂等组成。从江西出发时，两个纵队大约有八千干部、五千挑夫和少许警卫部队。穿过四道封锁线后，人数锐减。中革军委于12月末将军委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陈云，副司令员叶剑英。在长征途中，人员损失很大，部队经常整编、缩编，干部调整频繁，军委纵队的首长先后换过好几任。司令员先后还有李涛、邓发、叶剑英等出任。两大主力红军会合后，成立了新的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所有红军部队由他们统一指挥。随后一、四方面军混编，组成左路军（朱德、张国焘指挥）、右路军（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中央随行）分头北进，军委纵队也分成了两部分随队行军。军委纵队司令员邓发带着党政机关、银行、辎重等部分跟随右路军；政委蔡树藩所部跟随左路军，该部主要是红军医院，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可能就是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璋了，此外似乎并没有什么重要人物。总之，张国焘电报中提到的军委纵队不过就是这些人马，主要是医护人员。有关内容请看《关于红军长征中一份电报的考订》一文，网上可以找到。

另外一个需要了解的问题是，蔡树藩所部当时在什么位置以及叶剑英在什么位置。从张国焘这封电报中大概可以推算出来，蔡树藩所部应在康猫寺一带。查相关资料得知，康猫寺位于红原县的南部、卓克基东北方向。所谓“飞令”乃是由通信员飞马传令之意，由此可以推断，蔡树藩所部没有电台。从宋侃夫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知道，红军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电台，都在军和军团以上单位。那么，叶剑英当时在什么地方？毫无疑问，他当时和徐向前、陈昌浩在一起，随前敌指挥部驻在距离若尔盖以东大约15公里的巴西（潘州村）。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蔡树藩所部距离叶剑英的驻地直线距离估计在100公里以上，中间都是极为艰难的草地，部队徒步行军，两天时间走出去都不容易。

我们姑且认为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收到张国焘9月8日的电报后，直接将电报交给传令兵，传令兵然后再“飞马”把它交给蔡树藩，即使如此，远在百公里之外的叶剑英在两天之内也未必能看到该电报，而最迟在9日晚，毛泽东和叶剑英就已经决定甩掉陈昌浩、徐向前单独北上了。从《彭德怀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此前很多天就已经开始考虑对付张国焘等人了。只不过，毛泽东一直在努力拉四方面军的一些部队一起走。此外，李涛继刘伯承之后出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原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在遵义会议后出任三军团参谋长，此后，叶剑英又出任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这样重要的职务，后来应该不会再兼任军委纵队副司令员，仅此一点，叶剑英看到张国焘给军委纵队的电令的说法也值得怀疑。

如果再深究的话，即便是从常识出发，相信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也不会如此荒唐，把张国焘“将其扣留”的电报直接交给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本人。另一种可能性、或者说更大的可能性是传令兵根本就没有找到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或者说蔡树藩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命令。否则，蔡树藩一个军委纵队的政委，凭什么敢抗拒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国焘联署的命令。要知道，原一方面军的5军团、9军团的主官都不敢违抗张国焘的命令。总而言之，蔡树藩可能不仅不知道有“移到马尔康待命”之命令，而且更不可能知道张国焘要“将其扣留”的打算。当然，叶剑英当时更不会知道张国焘的这封电报。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蔡树藩所部没有到马尔康，而是顺利地离开了张国焘统领的左路军，并穿越草地追上了已经出走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在俄界举行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缩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将部队编成三个纵队，蔡树藩出任第三纵队（由原军委纵队一部分改编）政治部主任。

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国焘以及詹才芳都没有武力解决蔡树藩的意思。否则，一个医院能有多大的警卫力量可以对抗四方面军的主力九十一师呢。我们知道，詹才芳所属的三十一军是张国焘带领的左路军主力之一，首先攻入阿坝的部队就是三十一军93师，他们远离徐向前、叶剑英的前敌指挥部，也远离和右路军在一起的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张国焘给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的电令包含多项任务，其中第一个是确保大部队要经过之路通顺，也即“需经之桥则修复之”，第二个任务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也就是说，是派出通讯员快马通知蔡树藩他们，而不是派出部队阻拦他们。张国焘仅仅命令九十一师两团沿途修好桥梁，到指定地点待命而已，并没有武力解决红军医院的任务，否则，一定会有一件后来党史上大书特书的事情出现。顺便说一句，张国焘不愿意过草地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忍心舍掉一路追随他的五六千伤兵，从这一点上或许有助于人们理解张国焘为什么想留滞这个医院。俗话说，慈不掌兵，在这方面，张国焘的确比毛泽东差的太多了。

关于张国焘1935年9月8日这封电报，一些官修的史书，都对它作了改动，以增强效果。“望棱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其中那个关键字“（不）”电报原稿中并没有，而是后人误解或者曲解而加入的。一加上这个“不”字，立即强化了“则将其扣留”的武力强制的意味。前述发表于《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的《关于红军长征中一份电报的考订》那篇文章对此作了细致的研究，并介绍了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的情况以及相关的术语，确认张国焘电报的本意就是如果蔡树藩听了命令，就将他们医院留下。（或许此前张国焘已经允许蔡树藩所部离开左路军去和军委纵队另一部分汇合，而后又反悔，故“将其扣留”，如此也未可知。因手头资料有限，无法确定。）该文作者孙果达，张蕾蕾，来自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另外，这个电文显然不是电报的全部内容。因为有“甲”，却没有“乙”，似乎不通。因条件限制，详情不确。

退一步讲，即便张国焘下令强制扣留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部，这也是在他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即便有点霸道，到也谈不上多么出格，毕竟军委纵队是红军总部军委正、副主席的下属，而蔡树藩假若不服从命令，则是明显的违反军纪。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从身边的故事看，当官的不欺压下属的少见，但是，敢于反抗上司的恐怕更是少见。由此可知，以张国焘下令扣留下级部属进而推出张国焘也敢谋逆中央的结论在逻辑上有问题。冯胜平先生以此电报为依据推断张国焘的确动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念头，而毛泽东、叶剑英是确实掌握了相关的证据之后才出走的这个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一点可能是冯胜平先生文章中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