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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日益自信的中國而言，美國似乎正越來越成為一個專門給人添堵的角色，從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端，到中國的貿易與匯率政策，再到中國軍方的互聯網行為，美國在諸多涉華領域都要指手畫腳一番，雖然這些行為未必具有實質的攻擊性，但也足以令許多中國人憤憤不平，在他們眼裡美國真可謂癩蛤蟆趴腳面，不咬人膈應人。當今的中國正為美國在涉華事務方面涉入日深而煩惱，但從歷史上看，恰恰是美國積極涉足中國事務時，中國比較順風順水，而當美國拋棄中國或對中國採取冷處理時，中國往往會走背運。

中國現在的中學歷史教科書都說，是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迫使北洋政府代表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約，從而打破了日本從德國手裡奪占中國青島的美夢。但教科書卻沒有說明，日本對青島的占領一直持續到1922年，是在美國主導的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美國聯手英國和中國對日本施壓，才真正迫使日本將青島交還給中國。當然，美國出面壓日本吐出在山東攫取的侵華利益，從本質上說是要抑制日本在遠東的勢力，並非是要替中國主持公道，而且也如不少歷史學者指出的，華盛頓會議實際上是使中國由一戰期間的日本獨占又回到由幾大列強共同支配的局面，但不管怎麼說，至少從此後十幾年的歷史看，美國對中國事務的積極參與比消極參與對中國要好。

1931年，在華盛頓會議上簽訂的美、英、法、日《四國條約》到期前夕，日本發動了“九一八”事變；1937年，在同樣是於華盛頓會議上簽訂的《五國海軍條約》到期後不久，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九一八”事變、特別是日本全面侵華可以說已經打破了美國在中國事務上的對日容忍底線，但此時的美國由於嚴重的經濟危機等原因，民眾厭戰情緒強烈，再加上美英等國一直寄望於日本能夠對經濟、軍事實力日益強大的蘇聯起到牽制和抵消作用，所以美國暫時忍下了這口氣，對中日戰爭採取了“隔岸觀火”態度，中國的抗戰也由此陷入了長達四年的孤軍奮戰慘境。

其實，經濟實力強大的美國很大程度上是掌握着日本侵華戰爭的生死命門的。《陶行知日誌》裡提到的數據顯示，1937年運往日本的戰略物資中，美國占54.4%。分類來說，美國所占比例分別是：銅92.9%，各種油料60.5%，汽車及零件91.2%，鐵百分之59.7%，鑄鐵41.6%，各種機械、發動機48.5%。正是這種實力給美國提供了對日說話的底氣。1941年，在蘇德戰爭爆發、德日軍隊有可能聯手會師之際，美國於8月1日宣布對日本實施全面石油禁運，11月26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向日本發出最後通牒，不僅強硬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還要求日本與其他國家放棄在中國的一切權利和治外法權。美國的這些舉措無異於將日本逼入了絕境，而美國自己也應該很清楚，事情到了這一步，一場美日大戰將不可避免。果不其然，日本的“御前會議”最後得出結論：若按美國的要求辦，日本不但要拋棄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成果，“九一八”事變的結果也必須放棄，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日本遂決定進攻美國，使中國一舉翻身的太平洋戰爭就此爆發。

從華盛頓會議到太平洋戰爭這20年的歷史發展脈絡中我們不難看出，美國雖然不能說不重視其在華利益，但單只是中國本身卻不足以在美國的利益天平上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不會僅僅為了保護其在華利益而讓自身捲入一場全面戰爭，美國最後之所以下決心與日本開戰，是基於對全球形勢的評估而做的決定。正因為如此，上世紀40年代末國共內戰爆發後，面對國軍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美國最終決定放棄中國大陸，寧肯“失去中國”，也不肯為中國而冒險打一場蔣介石夢寐以求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站在國民黨和中國自由派人士的角度看，美國此舉不啻是對自由中國的拋棄，是將中國大陸拱手讓與蘇俄勢力，但其實站在共產黨的角度看，美國在中國大陸退出利益競逐也未必全是件好事。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沈志華在其《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一書中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毛澤東去蘇聯談判對華援助問題，雙方談得很不愉快，毛這時面臨空手而歸的危險。恰在此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了一個長篇講話，暗示中國要打台灣儘管打，美國會持默許態度，講話的中心目的就是分裂中蘇，不讓中蘇結成聯盟。這個事給斯大林造成了很大壓力，蘇聯內部經討論認為，不能讓毛澤東空手而回，如果那樣，中蘇同盟便無法建立，美國人的計謀就成功了。

雖然歷史不容假設，我們仍不妨設想一下，如果美國能夠繼續沿着與蘇聯爭相籠絡中國的路子走下去，中國不難從這種左右逢源的處境中得到更多好處。但此後爆發的朝鮮戰爭使美國徹底放棄了拉攏紅色中國的打算，這直接導致中國在上世紀60年代初與蘇聯決裂後面臨着孤立無援的艱難處境。我們甚至不妨大膽推想一下，如果中國在60年代初與蘇聯鬧僵時能及時開啟對美和解的大門，毛澤東的孤立感、危機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極端情緒可能就沒那麼強烈，中國的文革悲劇或許就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

據美國知名報人塔德•舒爾茨在其名著《昨與今》中說，當60年代初中蘇開始意識形態論戰時，華盛頓的決策圈子甚至根本沒有從中看出中蘇決裂的端倪，有人甚至荒唐地認為這是中蘇兩國在演一齣戲給西方看，直到1969年中蘇爆發珍寶島軍事衝突後，美國才最終確信中蘇兩國真的鬧崩了，當時正飽受越南戰爭困擾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突然醒悟到可以利用中蘇矛盾來分化瓦解共產主義陣營。正是從這一刻起，中國在美國的全球戰略棋盤上成為了一枚可以走出妙招的重要棋子，中國在美國的利益天平上又重新變得重要起來。

此後的中美關係歷程人們都是耳熟能詳了，鄧小平主政後中國延續對美和解的進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在一步步融入國際主流社會的同時，經濟實力也日益增強，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們必須客觀地認識到，中美改善關係雖然對兩國都有利，但良好的中美關係對中美兩國的重要性卻並不是同等的，換言之，假如沒有中國的廉價商品，美國的經濟固然會受到一定負面影響，但國家的發展進程基本不會因此而改變，而如果沒有美國的市場，中國的全球崛起必將無法持續下去。

也正因為如此，如果美國一旦認定在華牽涉過深有損其全球戰略利益時，不能排除美國會像上世紀30年代後期和50年代那樣，再次採取疏離中國的態度。有人可能會覺得這種想法屬於天方夜譚，鑑於中國目前龐大的經濟體量和市場規模，以及中美兩國經濟利益相互糾纏、依賴之深，美國“拋棄”中國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美國目前正加緊推進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談判不正是有將中國排除在外的趨勢嗎？美國方面肯定會意識到，一旦中國被排除在TPP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之外，作為中方的報復，美國在進入中國市場方面也會平添許多障礙，美國為什麼明明意識到這一點還在積極推進這兩個很有可能將中國孤立於世界主要市場之外的協議呢？這說明與上世紀30年代末和50年代時一樣，美國不會讓自己的全球戰略利益被自己的在華經濟利益牽着鼻子走。

當然，中國當前的實力畢竟遠非上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時可比，在美國進行全球戰略布局時中國正日益成為一道繞不開的坎。比如面對愈演愈烈的烏克蘭危機，中國給俄羅斯及時送上的4,000億美元天然氣購銷協議大禮包，就讓美歐高高舉起的經濟制裁大棒失去了不少威勢，給普京及時送上了一粒定心丸。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與美國在全球競技場上仍然不是同一個重量級別的對手，不能排除美國的重返亞洲最終會演變成一個“亞洲北約”對中國實施遏制包圍的局面，如果中國陷入這種被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所孤立、疏離的處境，上世紀60和70年代的一幕有可能重演。

和比自己強大的鄰國打交道從來都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與這種強鄰維持一種斗而不破的關係，或許最符合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