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和野猪的智商，谁更高？

如果，中国人和野猪遇到一起，且，比拼智商的话，谁更高呢？

有人、当然是中国人，肯定认为这是辱华的言论，还有人马上会追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的话，更不该胳膊肘往外拐了；也不必怀疑，有些人会直接说我是卖国贼。事实是，我认为自己是人，但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人，是一个自然概念；中国人却是一个法律概念——是中国人就应该享有很多权利，比如言论、结社、出版、游行、罢工的自由。但是，这些，我一样也没有。因此，说我是中国人，才是对我的诬蔑。很多人和我一样，也是“法律上残缺”的中国人，可是，他们的脑子损坏的程度更高，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中国人和野猪，如何比拼智商呢？

这涉及一个标准，就是什么样的智商，才算是聪明；什么样的智商，就算是愚蠢。谁都会犯错误，不犯错误的是神，不是人。尤其是，越具有探索精神的人、开辟一条新路的，出错的比例更高，因此，不能以是否犯错误，评价智力。不过，“人不能走进同一条河流”，也不能在一个地方摔倒两次，换言之，要是一个人犯同样的错误，重复同样的历史悲剧，智商就有问题。

即：是否聪明的标准，很简单；重复同样错误的，是智障；吃一堑长一智，同样的错误，犯了一次，下次就不再犯了，则智力正常。这个原则，很常用。比如，一个人犯了法，要是初犯，人们大体是可以原谅他的；可要是再犯，结果可就不一样了，没有人会原谅他。

不幸的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总是犯同样的错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元明清，哪一个朝代都没有走出治乱循环；对此，我们的近邻日本鬼子幸灾乐祸地说：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形态，他们都经历过，但只有一次；不像中国，反反复复，好像拉磨的驴一样，原地打转。汉武帝复制秦始皇，宋代模仿唐朝，元仿宋，满清则是一个疆域更广的明王朝，仅此而已。

1840年之后，迄今，也有160多年了；只从1919年算起，已近百年。中国的情况好些了吗？中国人变得更加聪明了吗？中国人的智商改善了吗？并不乐观。

19世纪末期，洋务运动兴起——李鸿章、曾国藩，洋枪洋炮，兵工厂，留学生，西餐，租界，招商局，电话局，铁路火车，蒸汽机，股票、经纪人，官有企业、官督商办、股份公司。历史惊人的相似，20世纪末期的中国，几乎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厉股份、吴市场，三资企业，留学潮，肯德基麦当劳，经济特区，Internet，PC，证券交易所、基金、股份制、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看似繁花缤纷，实际二者为一，都是濒于死亡的国家和民族，寻找出路的艰难挣扎。

即便如此，中国人依然愚蠢不改。中国的洋务运动如何失败的？日本明治维新因何成功的？关键中之关键是：日本政府袖手旁观，放手让民间人士、民间资本成为“殖产兴业”的主力军，政府只在产业发展初期，予以指导、鼓励和政策上的支持，其余一概任由民间自行发展。换言之，日本政府是“甩手掌柜”。洋务运动则不同，官有企业是主力；腐败无能的政府官员，虽可凭借垄断和特权得利于一时，终究是赔本的。不仅如此，连民间集资修建的铁路，也要收归国有——与日本贱卖国有企业，恰成反照。

如果说洋务运动之失败，主要是“官办”惹的祸。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坚持的又是什么呢？不妨看看若干提法，“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改来改去，不过是绕着“社会主义”遛弯儿，和洋务运动之“官办”，毫无二致。

相同的手段，会得到不同的结局吗？已经被历史证明必然失败的死路，会放出光明吗？那是天理不容的——天道唯一，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今日中国，正走在19世纪洋务运动曾经的路上，而且，离终点也不远了。

野猪有一个习性：横草不迈。即，遇到呈水平方向的树枝、绳索，甚至，只是一束枯草，野猪都不会跨过去的。为什么？森林里自然生长的树木、花草，都是竖直的；只有人为设置的障碍、绳套、和陷阱，才会水平放置。野猪的祖上的祖上之祖上，肯定吃过亏上过当，为此，进化之后的野猪，在其进化的基因中，就植入了横草不迈的密码，以避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避免相同的错误。

如此说，中国人的智商，不如野猪。因为，野猪在其进化过程中，已经避免了落入相同的圈套；但迄今为止，中国人还在死循环里快乐地奔跑；殊不知，跑得再快，也没有出路，也是徒劳地转圈。中国人历来说，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以前，我信；现在，我不信。因为，连野猪都能避免的事情，在聪明人成堆的中国却反反复复地上演。

这就是聪明民族之所为，于理不通。

2013年11月12日星期二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