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王丹(左)、吳釗燮(右)

王丹等十六人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暨所屬使領館的公開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暨所屬使領館：

    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憑合法護照來到海外。但在十多年中先後被中國政府的駐外機構吊銷護照或者拒絕護照延期。我們寫此信是要求中國政府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及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的義務，給我們恢復或者延期中國護照，以便自由進出中國，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權利。
   
    我們被中國政府吊銷護照或者拒絕辦理護照延期，並被禁止進入中國，都是因為中國政府所認定的政治原因。我們曾多次分別提出要求，但是至今中國政府並沒有依法解決問題或給我們做出合法解釋。現在，我們集體提出要求並重申我們要求的合法理由及我們的行動決心。
   
    我們的合法要求是
   
    依法恢復、延續或更換我們持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尊重我們自由進出中國的權利   
    保障我們在中國及海外享受憲法和法律保障的各項公民權利 
    依法懲辦那些由於瀆職或進行迫害侵害了我們公民權利的官員
   
    我們的要求的依據是
   
    對公民吊銷護照或拒絕護照延期，以及禁止公民入境，都是處罰措施。根據中國憲法和法律，任何國家機構對公民的處罰措施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條款並通過法定程序作出和執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體系中，沒有剝奪公民護照和禁止公民入境的處罰條款和程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法律保障中國公民享有一系列公民權利，這些權利非經合法程序不得被剝奪和侵犯，如果任何國家機關和工作人權侵害和剝奪公民的權利，應當受到法律制裁。吊銷護照或者拒絕護照延期，以及禁止公民出入國境，事實上剝奪了中國公民的所有合法權利，因為公民無法進入中國享受權益。
   
    由於各類迫害導致的國際難民是對國際安全的威脅。中國政府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有責任維護國際安全，防止出現國際難民。吊銷護照或者拒絕護照延期，以及禁止公民自由入境，事實上製造無國籍難民。這與中國的國際責任不符。
   
    今年中國將舉辦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根據奧林匹克章程，任何國家不得以政治和宗教為由歧視某個群體的人們參加奧林匹克運動。中國政府在申辦奧運會時承諾接受和遵守奧林匹克憲章。以拒絕公民入境作為政治迫害手段，是事實上歧視政治異議人士參加國際奧林匹克運動，違背國際奧委會章程。
   
    根據憲法和行政法規，中國公民依法提出要求、意見以及申訴，國家機構應當及時依法答覆，糾正錯誤，懲辦瀆職和違法官員。
   
    如果外交部暨所屬使領館繼續無視我們的合法要求，在一個月內不依法糾正錯誤，滿足我們的正當合法要求，我們將依照法律和國際慣例，利用各種方式，維護我們的合法權益和人類正義
   
    我們將依法在國內控告外交部和公安部  
    我們將依法向國務院和全國人大申訴  
    我們將依照國際法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其他國際組織控告中國政府製造無國籍難民  
    我們將向國際奧委會控告中國政府違背國際奧林匹克憲章  
    我們將呼籲中國各界支持我們的合法要求，採取各種方式要求中國政府尊重我們的公民資格和權利，遵守中國的國際義務   
    我們將呼籲世界各方面關心中國和人類正義的力量支持我們的要求，採取各種方式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促使中國政府尊重我們的權利，遵守大國的國際義務
   
    最後，我們宣布，如果在一個適當期限內中國政府繼續漠視和拒絕我們的合法正當要求，我們將不得不採取各種有效方式回到自己的祖國，行使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由此產生的後果將由中國政府有關方面承擔責任。    

中 國 公 民   
    王丹 楊建利 胡平 郭羅基 陳一咨 吾爾開希 張偉國 劉剛
陳小平 吳仁華 劉念春 傅申奇 易改 蔡桂華 魏泉寶 王軍濤
2008年3月06日

台媒披露：台灣當局勾結“民運”分子

    5月27日，台灣《中國時報》在顯著位置披露，台灣當局多年來一直在資助大陸海外“民運”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陳水扁當局正策劃把海外“民運”變成民進黨的“台獨”招牌，並企圖將海外“民運”推回大陸，變成民進黨在大陸的“第五縱隊”。

    “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多達17個

　　據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運”就和台灣情治（情報和治安）部門扯上了關係。王炳章1979年到加拿大留學，在紐約創辦之後《中國之春》雜誌，引起了台灣“情報局”（20世紀80年代後期改編為“軍情局”）的注意。台“情報局”立即派人與王炳章取得直接聯繫，王炳章則派其私人代表寧嘉晨到台灣商談合作事宜。據台灣“國安局”密件顯示，台“情報局”在上報“國安局”核准後，決定與《中國之春》展開秘密合作，進行反大陸的活動。為此，台灣特別成立了“移山專案”，每月資助《中國之春》3萬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連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主席。台灣“情報局”每年向該組織提供6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此外每月還發給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資。但台灣方面對王炳章並不信任，派林樵清監視他的一舉一動。

    隨着“民運”分子紛紛跑到國外，“民運”分子內部的鬥爭異常激烈。一開始國民黨當局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麼大事。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灣“軍情局長”後，乾脆把“民運”組織變成了搜集大陸情報的工具。據台灣“國安局”密件披露，當時受“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達17個，遍布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和香港地區。胡平為首的一批人被列入台方“文正專案”，經費由專案補助。王軍濤參加了所謂的“中國戰略研究所”，被台灣方面列入“致廣專案”。已被大陸安全部門抓獲、判處間諜罪並驅逐出境的李少民，當時被台灣當局列入“志翔專案”，經費由個案申請。台灣當局把收買的“民運”分子作為情報員，並將他們分成不同的類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負責進行全方位的情報搜集和“民運”推動工作；“聯干”是專門負責交通聯絡的特工；“民干”是專門從事“民運”活動的人員；“工作對象”則是準備發展吸收的人員。例如，在台灣“軍情局”的檔案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軍”，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運”分子的派系鬥爭一直非常激烈，台灣“軍情局”為了拉攏他們，不得不四處撒錢。據透露，有一段時間，台灣“軍情局”光是資助“民運”分子籌辦基金會、研究中心和研討會等，就花掉了三四十萬美元；據估計，台灣“軍情局”十多年的花費至少有500萬美元。

    民進黨設立“二王專案”，資助王丹等人。王丹則向陳水扁提交“工作報告”

    2000年5月民進黨上台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幻想，因此對海外“民運”分子興趣越來越小，台情治部門也停止了對他們的資助。在此之前，一些“民運”分子曾通過當時的台灣“總統府資政”姚嘉文說情，但仍無濟於事。後來，民進黨經過進一步評估，認為這些“民運”分子還有可利用之處，於是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和楊建利（1962年生於山東，2001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曾當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等人。

    台灣《中國時報》的報道指出，台灣“國安局”對拉攏王丹、王軍濤的工作相當重視，為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由台灣海基會副秘書長顏萬進和“國安會諮詢委員”林佳龍負責相關工作。

    據知情人士透露，民進黨當局與王丹、王軍濤等人的正式接觸始於2001年，地點在美國波士頓。當時，台灣當局派出的是顏萬進和徐斯儉（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民運”分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陳小平和吳稼祥，來自大陸的劉軍寧等人。這次會議商定了未來雙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運”的概念，順利地得到了台灣方面的認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軍濤到了台灣，在新竹與顏萬進、林佳龍秘密碰頭。他們決定成立“憲政協進會”，作為政治決策和指揮中心；同時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軍濤等人均在其中。雙方還決定由王丹出任“憲政協進會”的“主席”並負責組建辦公室，王軍濤則出任“理事長”。此後，民進黨當局打着“資助學術研究”的招牌，通過海基會向王丹等人提供經費。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動研究”十六大為名，陳水扁當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萬元新台幣，其中王丹和王軍濤的人事費各為12萬元新台幣，交通費共10萬元，座談會車馬費還有2.4萬元。

    2002年3月，雙方再度在紐約碰頭。他們這次討論的事項包括：在大陸設立一個討論政策的網站；接手一本名曰《北京之春》的雜誌，作為在北美公開活動的平台，由王丹加入該雜誌董事會；介紹台商資助潛藏在大陸的“民運”分子等。2002年4月，楊建利使用朋友的護照溜回大陸，被依法拘捕並判處入獄5年。剩下的王丹、王軍濤就成了台灣情治部門重點拉攏的對象。2002年11月，雙方又聚集到韓國漢城交換情報。

    為防範“民運”分子趁機擴大勢力，台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

    儘管不斷給“民運”分子出錢，但台灣情報部門對他們並不放心。據《中國時報》報道，在台灣“國安局”絕密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國安局長”蔡朝明於2004年2月26日交給“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和陳水扁的公文。這份公文非常具體地說，今後台灣資助海外“民運”的三大目標，即在“民主化”和人權等議題上對大陸形成國際壓力；籌組並扶植大陸“海外反對黨”；利用“民運”分子在大陸的親友，拓展台灣在大陸的情報網絡。同時，為防範“民運”分子趁機擴大勢力，台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如“為台灣所用，由台灣主導”；“勿同意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以免養虎為患，入台後反而從事對台工作”；“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等等。

    此外，台灣“國安局”還就每名“民運”分子的性格特點以及價值大小不同，對他們進行區分。台當局認為，王丹“雖然具有國際知名度”，但有待進一步成熟，他現在的主要價值在於宣傳；王軍濤“做事低調，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具有組織地下黨的潛力”，可以通過分期、分階段的方式進行資助。

    台灣“國安局”所提的“八點原則”與民進黨一貫的風格頗為吻合：如果它願意，就會給海外“民運”“一塊牛肉”；而這塊牛肉的代價就是等待海外“民運”分子對“台獨”的回報。這正是“為台灣所用，由台灣主導”的正內涵。海外“民運”如果不認同“台獨”的價值觀，不為“台灣獨立”奔走呼號，那就會成為民進黨當局的“養虎之患”。這些“民運”分子口口聲聲說要民主，但“3·19槍擊案”卻已將台灣的“民主”打入地獄。由此人們可以看出，陳水扁當局與海外“民運”分子勾結在一起，究竟是要幹什麼？

（記者 吳薇）
環球時報 2004-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