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親歷了89年學潮的人，自以為自己很懂六四了，因此我從來沒有系統地在網上觀看過當時的錄像。然而，在牧人的博客推薦下，我看完了卡瑪的關於8964的錄像《天安門》。坦白地講，我很欣賞這個錄像的立場，也第一次知道中國很有些知識分子在學生與政府之間斡旋的尷尬與艱辛。為了不絮絮叨叨，說點目前體會到的經驗與教訓以紀念25年前那場最大規模抗議中共的學潮。

第一，8964絕對是一場大規模自發的學潮。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皇權專制與一黨專制的社會，不可能存在一個像樣的反對黨來策劃和組織這樣的群眾運動。如果能有這樣的反對黨，64慘案就不可能爆發，因為任何矛盾早就在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的談判對話中解決了。

第二，學生犯得最大的錯誤是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組織。這個錯誤與其說是學生犯得，不如說是中國專制政治本質特徵造成的必然結果。當20歲左右的年輕人面對千萬人隊他們的歡呼的時候，他們很難保持冷靜。當時的劉曉波遠比當時的學生領袖見多識廣，但他也承認被廣場上的權力感這個興奮劑忽悠地飄飄然。中國的獨裁專制統治者不允許民間出現任何公民組織，造成民眾一盤散沙，政治能力極其低下。因此，短時間形成一個有力的組織去控制學潮的走向，幾乎不可能。

第三，無論是中共還是學生，都是毛思想薰陶下的中國人。毛思想的受害者本能地只相信“槍桿子”或者“實力”才是迫使對方按着自己意願行事的力量。當學生用大規模地示威遊行迫使政府不得不準備對話的時候，學生反而一下子措手不及，不知道提出怎樣的條件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這又一次否定了中共的謊言：這是有組織有目的的、受一小撮人煽動和利用的‘反革命暴亂’。吾爾凱西在與李鵬的對話中，極其粗魯也毫無民主意識地說：只要一個絕食學生不同意停止絕食，我們就不能停止（絕食）。這是毫無理性，也毫不講道理的做法。現實是：再無道義的中共也掌握着數百萬的軍隊，任何反對它的人都要小心翼翼、智慧地有理有節地甚至懷着尊敬地與之斡旋，達到將中國社會引入理性民主的制度中去。

迷信暴力的中國人玩政治還停留在很低級的階段。我曾經用狒狒國的權力鬥爭來形容毛澤東對中國政治的精確描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有一個笑話說：每個國家的小孩都喜歡玩具槍，而中國的孩子只有玩具槍。雖然是一個笑話，但也透露出某種悲哀。學生相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和絕食“逼迫”政府妥協；中共相信動用軍隊戒嚴才能壓制住學生。對暴力的迷信是中國人自古數千年的歷史經歷造成的心理定勢。道義、公正恐怕在中國民眾與統治者心目中沒有一點地位。

第四，中共和學生中的一些領袖都藉助謊言來打擊對方。柴玲在64鎮壓後說天安門廣場上血流成河，死了數百上千人。為什麼無論中國政府還是學生都不相信真相是最有力量的？中共捏造說先有暴亂才有鎮壓，我可以理解，因為他們歷史上就是撒謊成性。但爭取民主的人們要比中共具有更高的道德感，要把真相給民眾，讓民眾來作出自由的選擇。

第五，恐懼造成了無論是學生還是中共，採取了最為下策的措施，造成我們民族心中永遠的傷痛。錄像中，可以明顯地感受到柴玲的恐懼。她害怕中共秋後算賬，不敢擔當起為我們民族美好民主未來而犧牲的責任。我當然沒有資格指責她不敢犧牲自己的生命，只是想說任何一個真正想推進中國民主的人都要像曼德拉或者馬丁路德金那樣做好牢底坐穿或者被暗殺的危險。錄像中沒有顯示鄧小平和李鵬的恐懼。我清晰地記得李鵬宣布戒嚴令的時候，手都在發抖。記得鄧小平在鎮壓之後說，他想了很久能否在讓步，最後覺得不能再讓了，再讓“我們都會被軟禁”。我記得，在學潮期間特別是戒嚴部隊被北京數百萬勇敢的市民堵住的之後，各種亂七八糟的口號都喊了出來：“油炸李鵬”、“活剝李鵬”、“鄧大姐領狗回家”等不一而足。

綜合上面的觀察和思考，我覺得中國的民主道路真是曲折漫長啊。政治專制、文化禁錮與思想控制，讓中國上層統治者與下層民眾普遍處於情緒化、非理性狀態。歷史上眾多的殘酷事件讓統治者害怕讓步，而一旦讓步民眾沒有在一個理性反對黨約束下因此會“得寸進尺”不知道如何鞏固已有政治成果，再一次讓掌權者陷入更大的恐懼，從而不再讓步轉而採取他們在歷史上學會的輕車熟路的暴力鎮壓。

因此，我對近期的中國民主化不抱任何希望。民主的實現，需要執政者與反對派都有相當的安全感，即一旦我的訴求失敗，我也不會人頭落地。有安全感才有肚量去讓步，去體諒對手的難處，不要將對手逼到牆角。給對手活路甚至尊嚴，是民主制度的基礎。

將來有一天，如果（一定會的）再次爆發反對中共的運動，我希望反對中共的人們能像劉曉波說的那樣“我沒有敵人”或者像許志永那樣堅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維權。不要墮落到中共那樣不堪的地步，給中國社會一個嶄新的選擇：我們中國人也可以有貴族的氣度和雅量對待對手，而不是要株連九族斬草除根。當然，我也希望那時中共的開明領袖可以抑制一下動用暴力的仇恨傾向，像趙紫陽那樣願意協商談判來解決政治衝突。

六四是一個悲劇，沒有勝利者。學生們付出了很多青春的生命，他們的父母承擔了巨大的苦痛，讓人感傷。中共更加變態地恐懼，要將一切反對的聲音扼殺在搖籃里。最近，在家裡紀念研討一下六四都成了罪了。兩敗俱傷，成為整個民族心靈的創傷。每年的六四，這個傷口都隱隱作痛。

我不再願意簡單地以好人、壞人來區分六四衝突的雙方。人是複雜的。我寧願相信，鄧小平先生作為當時歷史舞台的主角，不能不作出那個艱難的決定。我相信，他內心對群眾運動極端恐懼，在極短恐懼下做出了動用武力的決定。六四剛過，我就反思自己如何在群體中喪失了自己獨立的思考。我驚訝地發現：群體中的人比單個的人要情緒化和非理性。從那以後，我絕不相信任何把人民或者群眾捧到天上的口號。反諷的是，高喊“人民萬歲”的那人是獨夫民賊，因此要保持對吹捧民眾的政客的警惕。

二十五年過去了，中國表面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深層次的民族心理和文化還是極為穩定的。商鞅秦始皇奠定的秦制在毛澤東身上鮮活地體現出來，也會繼續在幾代人身上留下烙印。不深刻反思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傳統就無法讓中國走向民主，那麼下一次從開明專制到獨裁專制也許真的不遠了。

我的一貫主張，推進民主的中國人一方面要反專制，警惕中共從開明專制向獨裁專制轉變，又要反民粹，警惕社會被漂亮不可行的親民思潮煽動起無法控制的動盪。薄熙來企圖用高調唱紅打黑的民粹來實現獨裁專制，這個危險不能不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