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亲历了89年学潮的人，自以为自己很懂六四了，因此我从来没有系统地在网上观看过当时的录像。然而，在牧人的博客推荐下，我看完了卡玛的关于8964的录像《天安门》。坦白地讲，我很欣赏这个录像的立场，也第一次知道中国很有些知识分子在学生与政府之间斡旋的尴尬与艰辛。为了不絮絮叨叨，说点目前体会到的经验与教训以纪念25年前那场最大规模抗议中共的学潮。

第一，8964绝对是一场大规模自发的学潮。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皇权专制与一党专制的社会，不可能存在一个像样的反对党来策划和组织这样的群众运动。如果能有这样的反对党，64惨案就不可能爆发，因为任何矛盾早就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谈判对话中解决了。

第二，学生犯得最大的错误是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这个错误与其说是学生犯得，不如说是中国专制政治本质特征造成的必然结果。当20岁左右的年轻人面对千万人队他们的欢呼的时候，他们很难保持冷静。当时的刘晓波远比当时的学生领袖见多识广，但他也承认被广场上的权力感这个兴奋剂忽悠地飘飘然。中国的独裁专制统治者不允许民间出现任何公民组织，造成民众一盘散沙，政治能力极其低下。因此，短时间形成一个有力的组织去控制学潮的走向，几乎不可能。

第三，无论是中共还是学生，都是毛思想熏陶下的中国人。毛思想的受害者本能地只相信“枪杆子”或者“实力”才是迫使对方按着自己意愿行事的力量。当学生用大规模地示威游行迫使政府不得不准备对话的时候，学生反而一下子措手不及，不知道提出怎样的条件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又一次否定了中共的谎言：这是有组织有目的的、受一小撮人煽动和利用的‘反革命暴乱’。吾尔凯西在与李鹏的对话中，极其粗鲁也毫无民主意识地说：只要一个绝食学生不同意停止绝食，我们就不能停止（绝食）。这是毫无理性，也毫不讲道理的做法。现实是：再无道义的中共也掌握着数百万的军队，任何反对它的人都要小心翼翼、智慧地有理有节地甚至怀着尊敬地与之斡旋，达到将中国社会引入理性民主的制度中去。

迷信暴力的中国人玩政治还停留在很低级的阶段。我曾经用狒狒国的权力斗争来形容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的精确描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一个笑话说：每个国家的小孩都喜欢玩具枪，而中国的孩子只有玩具枪。虽然是一个笑话，但也透露出某种悲哀。学生相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绝食“逼迫”政府妥协；中共相信动用军队戒严才能压制住学生。对暴力的迷信是中国人自古数千年的历史经历造成的心理定势。道义、公正恐怕在中国民众与统治者心目中没有一点地位。

第四，中共和学生中的一些领袖都借助谎言来打击对方。柴玲在64镇压后说天安门广场上血流成河，死了数百上千人。为什么无论中国政府还是学生都不相信真相是最有力量的？中共捏造说先有暴乱才有镇压，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历史上就是撒谎成性。但争取民主的人们要比中共具有更高的道德感，要把真相给民众，让民众来作出自由的选择。

第五，恐惧造成了无论是学生还是中共，采取了最为下策的措施，造成我们民族心中永远的伤痛。录像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柴玲的恐惧。她害怕中共秋后算账，不敢担当起为我们民族美好民主未来而牺牲的责任。我当然没有资格指责她不敢牺牲自己的生命，只是想说任何一个真正想推进中国民主的人都要像曼德拉或者马丁路德金那样做好牢底坐穿或者被暗杀的危险。录像中没有显示邓小平和李鹏的恐惧。我清晰地记得李鹏宣布戒严令的时候，手都在发抖。记得邓小平在镇压之后说，他想了很久能否在让步，最后觉得不能再让了，再让“我们都会被软禁”。我记得，在学潮期间特别是戒严部队被北京数百万勇敢的市民堵住的之后，各种乱七八糟的口号都喊了出来：“油炸李鹏”、“活剥李鹏”、“邓大姐领狗回家”等不一而足。

综合上面的观察和思考，我觉得中国的民主道路真是曲折漫长啊。政治专制、文化禁锢与思想控制，让中国上层统治者与下层民众普遍处于情绪化、非理性状态。历史上众多的残酷事件让统治者害怕让步，而一旦让步民众没有在一个理性反对党约束下因此会“得寸进尺”不知道如何巩固已有政治成果，再一次让掌权者陷入更大的恐惧，从而不再让步转而采取他们在历史上学会的轻车熟路的暴力镇压。

因此，我对近期的中国民主化不抱任何希望。民主的实现，需要执政者与反对派都有相当的安全感，即一旦我的诉求失败，我也不会人头落地。有安全感才有肚量去让步，去体谅对手的难处，不要将对手逼到墙角。给对手活路甚至尊严，是民主制度的基础。

将来有一天，如果（一定会的）再次爆发反对中共的运动，我希望反对中共的人们能像刘晓波说的那样“我没有敌人”或者像许志永那样坚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维权。不要堕落到中共那样不堪的地步，给中国社会一个崭新的选择：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有贵族的气度和雅量对待对手，而不是要株连九族斩草除根。当然，我也希望那时中共的开明领袖可以抑制一下动用暴力的仇恨倾向，像赵紫阳那样愿意协商谈判来解决政治冲突。

六四是一个悲剧，没有胜利者。学生们付出了很多青春的生命，他们的父母承担了巨大的苦痛，让人感伤。中共更加变态地恐惧，要将一切反对的声音扼杀在摇篮里。最近，在家里纪念研讨一下六四都成了罪了。两败俱伤，成为整个民族心灵的创伤。每年的六四，这个伤口都隐隐作痛。

我不再愿意简单地以好人、坏人来区分六四冲突的双方。人是复杂的。我宁愿相信，邓小平先生作为当时历史舞台的主角，不能不作出那个艰难的决定。我相信，他内心对群众运动极端恐惧，在极短恐惧下做出了动用武力的决定。六四刚过，我就反思自己如何在群体中丧失了自己独立的思考。我惊讶地发现：群体中的人比单个的人要情绪化和非理性。从那以后，我绝不相信任何把人民或者群众捧到天上的口号。反讽的是，高喊“人民万岁”的那人是独夫民贼，因此要保持对吹捧民众的政客的警惕。

二十五年过去了，中国表面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深层次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还是极为稳定的。商鞅秦始皇奠定的秦制在毛泽东身上鲜活地体现出来，也会继续在几代人身上留下烙印。不深刻反思中国数千年的专制传统就无法让中国走向民主，那么下一次从开明专制到独裁专制也许真的不远了。

我的一贯主张，推进民主的中国人一方面要反专制，警惕中共从开明专制向独裁专制转变，又要反民粹，警惕社会被漂亮不可行的亲民思潮煽动起无法控制的动荡。薄熙来企图用高调唱红打黑的民粹来实现独裁专制，这个危险不能不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