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周，鸵鸟中国“梦里不知身是客”的雅皮小资们，微博短信、茶余饭间津津乐道的话题，除了黄海波的嫖娼，就是张艺谋的《归来》——可见虽然被一贬再贬，张导兀自余威不减，“轻轻地挥一挥手”地归来，就能搞出嫖娼一样的轰动效应，“大师”就是“大师”呀。
我一向看不上张艺谋，或者说我早就看透了张艺谋，从没在他身上浪费过时间和金钱。这次禁不住小朋友的怂恿，我“移金山、挪玉柱”，垂观下看，算是近十年里终于看了一部冯小刚之外的国产电影。
乍一看，张艺谋拍《归来》，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因为他终于从甘作一个插科打诨、凑趣邀宠、自污哗众、粉饰太平、“文化美容”的朝廷弄臣和权贵帮闲的自我作践、自我堕落的道路上，回归到“导演”角色，重新对现实苦难和历史罪孽投射了些许关注。
果真是这样吗？。
冯小刚是我欣赏的唯一一个中国导演，也是让我可以看其作品的唯一一个中国导演。因此，我自然就会把《归来》和冯小刚的近似作品《唐山大地震》做比较。从情节设计、内心呈现、情绪表达、人物冲突、情感挣扎以及构图和视觉的冲击力与震撼力上，《归来》都远远比不上《唐山大地震》。更要命的是，《归来》怎么看怎么都有一种“举阳不起”的感觉。《唐山大地震》除了开始的山摇地动、生命绞缠、亦活亦死外，看似平台期，却一直动态不绝，九浅一深地层层蓄势，蓄到了母女相认一节，突然间石破天惊地喷薄而出，实现了整场最高潮，让人酣畅淋漓、痛快恣肆。反观《归来》，从头到尾一直在慢慢蠕动，嗫嚅呻吟，后来让人等得实在忍不住了，问高潮什么时候来？一问才知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完了。搞不清是早泄还是滑精，反正射了，没了。还想要？等张导的下次吧。
如此令人扫兴、让人不爽的结果，只会发生在处女作和做处女的青涩少年身上，不该是拍了20部电影、御女无算、生了猫狗双胎的张导所为。难道是张导已经年迈气亏、力不从心？
5月19日新媒体网易娱乐登出了一遍报导：“《归来》主创解读张艺谋改变：苦难不再是重点”，让我们看出了究竟。
报导内容如下：
《归来》主创解读张艺谋改变：苦难不再是重点
2011年12月张艺谋个人第19部导演作品《金陵十三钗》上映，这部电影在当年遭遇了冲奥失败、票房失利两大重创，被视为张艺谋导演生涯的一次滑铁卢，时隔三年之后张艺谋的新片《归来》登陆内地影市，然而在《金陵十三钗》和《归来》之间的三年时间里，这个被誉为“国师”的中国顶级导演，经历了和张伟平的决裂与解约，经历妻子儿女的曝光与偷拍，经历了甚嚣尘上的超生事件罚款风波，当在是非纷扰中沉浮了三年的张艺谋，再次带着作品而不是八卦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不管是电影本身还是导演本人都有着明显的变化。以下《归来》的四位主创将围绕“张艺谋归来的改变”做出四种讲述，从中我们勾勒出一段张艺谋这些年的“回归”轨迹。
再拍文革戏“苦难”不再是重点
20年前的《活着》与《归来》十分相似，都是以那段特殊年代为背景的作品。只是《活着》中更多的描写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给人带来的伤痛，更多的是控诉和反思，《归来》并没有像《活着》那样过多的渲染那个特殊年代，“文革”在《归来》中基本不见，避开”原著《陆犯焉识》前半部主角苦难求生的部分，而是选择了另外一个更小的角度，将背景和反思淡化，转而加入更多的是“治愈”“原谅”这样的主题，通过动乱年代后一个破碎家庭的重建，让人物和“情”成为电影的主题部分。
原小说在年代跨度上展示了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陆焉识一生的起伏，而影片《归来》只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进行了拍摄。在“文革”时期的苦难不再提起，对于“为何不拍全本”，张艺谋认为原著之丰富，能拍三部曲，而《归来》是冰山一角的拍摄方法。很多人拿题材相同的《活着》与《归来》对比，张艺谋认为两部电影有可比性，但自己没有刻意回避苦难，而自己也没必要再拍一部《活着》，才有了《归来》里更多的宽容的变化。
张艺谋解读：我不是回避或者妥协，最早你拍电影初生之犊不畏虎，那时候年轻那时候你也不愿意想那么多，可能就会做决定，现在你就会想很多，想很多不是想那些其他的东西，就电影本身你会想很多，因为观众对你电影的要求也高了，他不会光看你的三板斧，看你的一股锐气就OK了，对于电影的整体文化水平，价值判断和整个观赏水平都高了，所以这时候你就决定一个动作，其实你会想一想这不是迟疑，不是犹豫不决，而是想找到更准确，更高级的方法。而至少是我是求变的，因为我再拍一个《活着》没必要的。不受外界的影响，想回到自己的感受上。以内敛和克制的方法去讲述这段历史。我觉得《归来》《活着》完全可以比较，这是一个同一个题材，只是不同的处理，《活着》是直接描写不同的历史时代，而且历史时代中直接交织了生与死，它是直接的，而且有时候波澜壮阔，只给人心的那种东西，直击人心。而《归来》是把大时代引到后面去，丝丝入扣地通过小细节通过一句话一个道具一个眼神去传递，所以两部电影完全是同类题材的两种拍法。我们今天看文革中许多这样的故事，大家其实都是原谅，因为大家都理解那个时代，比这个极端的例子多的是。出卖甚至迫害，亲人之间例子太多了。我觉得那是我在那个时代下人不能控制自己，不能自主，我们都是时代的某种直接的一个载体，今天其实大家都是回头来中国人的这种心态都是这样子，宽容、宽恕和理解。
江湖地位改变张艺谋考虑方式
《归来》是陈道明第三次和张艺谋合作，早在三十年前他们曾经一起拍摄了张军钊的电影《一个和八个》，当时张艺谋是这部电影的摄影师，而陈道明出演的角色是片中的锄奸科科长，而这对彼此见证了对方处女作的搭档又曾经在2002年拍摄了武侠电影《英雄》，从此正式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对于亲眼见证过张艺谋崛起、转型和归来的陈道明而言，这一次张艺谋“归来”有很大变化。而在《归来》拍摄期间，正好赶上张艺谋超生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在陈道明眼中，现在的张艺谋考虑的方方面面比过去多了，举手投足也比过去略显迟疑，不像过去抬手就放在这儿可以，现在的张艺谋抬起手来有时候放下去的时候，可能要顾忌各个方面怎么样放，才能够利益最大化。在陈道明看来有人说张艺谋“归来”是不对的，“他一直在的，只不过是在坐的板凳不一样。”
陈道明解读：他（张艺谋）走过的路他的创作的历程和他在这个行业的前进节奏跟过去当然不一样，都有变化，考虑问题可能更复杂，考虑的方面可能更多了。不像过去他就知道拍电影，其他什么都不管，他不会去考虑票房，也不会去考虑其他的东西，任何都不考虑，只是拍电影。现在因为他走到现在了，他的声誉他的江湖地位不允许他只是单纯地去考虑一个电影自我的东西了，它还有必须考虑群体性的，从众的，包括集体利益的，包括社会效应的，可能考虑的方方面面比过去多多了，那么举手投足比过去就略显迟疑了，不像过去抬手就放在这儿可以，只要是他舒服，现在抬起手来有时候放下去的时候可能要顾忌各个方面怎么样放才能够利益最大化。不光是经济利益，包括社会利益，社会效益，包括方方面面。所以活的可能比过去更累了。
过去说张艺谋的电影，或者我们很多在国外得奖的电影都是靠抖弄自己的破烂，抖弄自己家里那些三寸金莲，来博得外国观众，这个电影（《归来》）不是！这个电影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坚持，表现了一个普通的女人她在坚守。有些文章说，张艺谋又拍过去的电影，其实这个电影根本不是。完全不是在控诉，连怨言都没有。（《归来》）把历史的伤痕一点一点地愈合，这里头有悲悯的东西，观众明明知道它愈合不了，这个人还在愈合。导演最后选择的方式就是可能选择的通通都是“减法”方式而已，这个电影你不能很概念地去给它扣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电影，但希望从此你对张艺谋电影的看法能有所改变。
张艺谋的“归来”比之前更加沉着
曾经和张艺谋有过十次合作的巩俐，应该说是国师曾经的“电影缪斯”.........巩俐说张艺谋拍《归来》却不想重复自己，不想用很渲染很喧哗的一个色彩，或是重复之前的东西。在巩俐这次的张艺谋变得更加深刻，也更加沉着。
巩俐解读：（略）
张艺谋用减法拍《归来》哭戏不再是卖点
邹静之是《归来》这部电影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本片编剧），作为中国当代最富盛名的影视剧编剧，邹静之曾经在2005年和张艺谋合作过电影《千里走单骑》，这部电影事后并没有被过度谈论，然而当年却因为和陈凯歌的《无极》同期上映而被评论为：输了票房赢了口碑，目前看来《归来》在有的地方和《千里走单骑》有着近似的风格：都是那样的平实冲淡隽永温情。
然而和《千里走单骑》相比，《归来》有着更大的时代背景，更长的时间跨度，以及更深沉更复杂的人性，然而却少了《千里走单骑》里对于父子亲情不舍的追问，以及对地方民俗的宏大的展现，对于编剧邹静之而言，张艺谋之前的电影，都是非常浓烈、非常张扬那样的人物和故事，这是一次“做减法”的创作过程，首先他尽量削减了严歌苓原著当中那些残酷凄厉的文革场景描述，让长达20年的伤口在电影的前30分钟展现完毕，而后面他所要做的就是让这个伤口去慢慢愈合，没有刻意煽情的片段。
邹静之解读：（略）”
（该文很长，我做了一些删节，最主要、最核心的意思都保留着，特别是都保留在我用黑体标注了的句子里。）
原来如此！
刚听说《归来》的梗概，熟悉历史的人们不仅奇怪，在执政党刻意忘却、掩饰历史的此刻，在文化、传媒管制空前严苛的今天，软骨头、无底线的张艺谋何以生是非、挠虎须、犯天颜、寻苦头地重拍文革题材？上面这篇“四人帮”式的自供状，让我们着着实实地明白了真相：张艺谋哪里是“重新对现实苦难和历史罪孽投射关注”，张艺谋何曾是“从插科打诨、凑趣邀宠、自污哗众、粉饰太平、‘文化美容’的自我作践、自我堕落的道路上回归到‘导演’角色”，恰恰相反，他是处心积虑地在配合着“刻意忘却、掩饰历史”，是深思熟虑地在附和着“文化、传媒空前严苛的管制”。说《归来》是应命而作、奉旨而制，我们没有证据，但无疑他是在以一种更隐晦、更伪善的方式“小骂大帮忙”，继续着一个弄臣和帮闲的行径。
看看吧，张艺谋亲口承认，他在蓄意抹杀“那个特殊年代”，蓄意掩饰“文革的苦难”， 蓄意“让文革背景基本不见”，蓄意掩盖”原著主角苦难求生”的事实，蓄意消灭对那个罪恶年代的“控诉和反思”，蓄意让人们忘记“残酷凄厉的文革场景”，蓄意“要人们永远‘不再提起文革时期的苦难’”，蓄意让人民 “治愈”、“原谅”、“宽容”。为了这个目的，帮闲和弄臣张艺谋居然无耻地说出了连执政党都不好意思说的话：“我们今天看文革中许多这样的故事，大家其实都是原谅，因为大家都理解那个时代，比这个极端的例子多的是。出卖甚至迫害，亲人之间例子太多了。我觉得那是在那个时代下人不能控制自己，不能自主，我们都是时代的某种直接的一个载体，今天其实大家都是回头来中国人的这种心态都是这样子，宽容、宽恕和理解。”能说出这种言辞的人——如果我们还把他称之为人——，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丧尽天良。
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旷世苦难，给无数无辜者带来的刻骨戕害，世世代代无法消除，几千几万年不能治愈。可是，面对这么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远远超过希特勒纳粹匪徒所作所为的暴行罪恶，用帮闲的帮闲陈道明的话说：张艺谋“完全不是在控诉，连怨言都没有。” 说他丧尽天良，难道还冤枉他吗？
当文革的血腥通过“重庆事件”再一次让人们感同身受的今天，当温家宝振聋发聩的警告“文革的悲剧不是不可能重演”犹在耳畔的今天，当对文革的留恋像鬼魂一样无时无刻不笼罩着我们的今天，当整个社会、包括无数文革中助纣为虐者都在不断觉醒、不断良心发现地或挺身赴义、或犹抱琵琶地懊悔致歉的今天，用帮闲的帮闲陈道明的话说：张艺谋却“自返而归”地“做减法”、“尽量削减了严歌苓原著当中那些残酷凄厉的文革场景描述”，轻描淡写地“让长达20年的伤口在电影的前30分钟展现完毕”，“让这个伤口去慢慢愈合......把历史的伤痕一点一点地愈”；不但如此，“观众明明知道它愈合不了，这个人还在愈合。”从这段文理不通的话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张艺谋为了拍马屁，是如何霸王硬上弓 “硬邦邦顶入”地强奸民意的。说他丧尽天良，难道还冤枉他吗？
不问是非的原谅，没有原则的宽容，不做清算的忘却，无异于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纵容作恶、伙同犯罪。“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 不公布文革真相，我们绝对不能忘却；不厘清历史责任，我们绝对不可原谅；不罪己悔过自新，我们永远不会宽恕；不定谳罪魁祸首，我们的创伤永世不可能愈合。
从前勃兰特代表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纳粹德国向犹太人下跪忏悔，以色列人可以宽恕和原谅；今天安倍如果代表和他几代相隔的军国主义战犯向中国人鞠躬道歉，中国人也应该宽恕和原谅。但是，和文革元凶血脉相连、道统相继的执政党迄今为止有的只是掩盖、狡辩和谎言，而从未有过真诚的忏悔和道歉，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义务去宽恕和原谅呢？
在现代文明的政治文化里，人身清算已是野蛮的过去。但是，这不等于历史不需要清算、不等于罪行不需要清算、不等于责任不需要清算、不等于道义不需要清算。金大中上台后，1996年全斗焕受到重新审判，并以主动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罪、反人类罪、谋杀上司未遂罪、受贿罪被判处死刑。一年后金大中将其特赦释放。此一过程看似多此一举，实则大含深意——这就是要庄严地昭告天下：出来混，早晚要还的；罪犯可以赦免，但正义必须伸张，否则无以告冤魂、无以警效尤。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执政党在全世界面前顿足捶胸、诅咒发誓“绝不秋后算账”。然而，还没等到秋后，执政党就迫不及待地算了账，不但算得锱铢必较，而且还透支了其后几十年的信用。自诩天赋永远先进的执政党都如此小肚鸡肠，命定原罪的我们如果如此大度宽容，岂不是太不给“三个代表者”留面子了吗？
在老一辈执政党里尚属宽厚的朱德，曾经在“反右”最疯狂的时候私下感叹：共产党何必要这样搞，这样去世世代代结怨仇？但是，五十四年过去了，朱德的担心没有应验：曾经被凌辱、践踏和摧残的人们并没有和共产党结下冤仇；相反，他们的后代不但将前辈们受过的凌辱、践踏和摧残忘的一干二净，还在犹自主动献上“宽容”、“原谅”以取悦当道。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犯践，真的这样容易“宽容”，那么，不但执政党看不起我们，我们自己都要看不起自己；如果我们真的这样下作，真的这样容易“原谅”，那么，不但我们自己是在作践自己，执政党都应该继续作践我们。
共产极权制度的鼻祖列宁说过一句话：“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极左的鲁迅说过另一句话：“让别人去宽恕吧，我，一个都不原谅。”
帮闲和弄臣张艺谋的行径，不但让我们作呕和鄙视，连有骨头的极权主义者和左派都会恶心和不齿。
补：
王尔德有一句举世闻名的话：“为艺术而艺术”，后来被电影巨头米高梅（MGM）借拉丁文“ars gratia artis”引为公司不二座右铭，并镌刻进LOGO。对在奴化谄媚、利欲熏心氛围中长大的中国电影人来说，“为艺术而艺术”是对婊子谈忠贞。但是，像张艺谋这样公然坦陈：“最早你拍电影初生之犊不畏虎，那时候年轻那时候你也不愿意想那么多，可能就会做决定，现在你就会想很多”，像陈道明这样公然声称：“他（张艺谋）走过的路、他的创作历程和他在这个行业的前进节奏跟过去当然不一样，都有变化，考虑问题可能更复杂，考虑的方面可能更多了。不像过去他就知道拍电影，其他什么都不管，他不会去考虑票房，也不会去考虑其他的东西，任何都不考虑，只是拍电影。现在因为他走到现在了，他的声誉他的江湖地位不允许他只是单纯地去考虑一个电影自我的东西了，它还有必须考虑群体性的，从众的，包括集体利益的，包括社会效应的，可能考虑的方方面面比过去多多了，那么举手投足比过去就略显迟疑了，不像过去抬手就放在这儿可以，只要是他舒服，现在抬起手来有时候放下去的时候可能要顾忌各个方面怎么样放才能够利益最大化。不光是经济利益，包括社会利益，社会效益，包括方方面面。所以活的可能比过去更累了”，则还是让我们难以置信还有如此廉耻全无、厚颜无度的“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