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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一日，紅軍總司令部作出攻占阿壩、進軍夏河流域為戰役目的的指示。八月三日，中革軍委在朱德主持下，正式制定《夏洮戰役計劃》。關於《夏洮戰役計劃》的行軍路線和戰役目標，長期流行的一種官方的說法是這樣的：把紅一、紅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右路軍和左路軍。右路軍包括在毛兒蓋地區的紅一方面軍的第1、第3軍，紅四方面軍的第4、第30軍，軍委縱隊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紅軍大學，由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率領集結北上，經草地到班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區紅四方面軍的第9、第31、第33軍，紅一方面軍的第5、第32軍及軍委縱隊的小部分，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集結北上，經草地到阿壩，再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簡而言之，紅軍分左右兩路北上，然後左路軍向右路軍靠攏，戰役部署的重心以右路軍為主。後來，是張國燾違背了既定的戰役計劃，沒有率領部隊靠攏右路軍。

按照上述官方說法，左右兩路在班佑會合，看地圖會發現，左路軍的戰役目標阿壩明顯背離前進方向，從行軍的路線上看，是繞了一個大彎，（按照現代公路計程，從卓克基到阿壩約240公里，從阿壩到班佑約240公里，紅軍的實際行軍路線估計會遠很多）左路軍行軍路線的長度大約是右路軍三倍以上，這顯然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在當時危機四伏的情況下，紅軍總司令部為何捨近求遠、作出如此部署？反過來說，如果僅僅是為了占領阿壩、獲得給養，那完全沒有必要派這樣一支龐大的力量去，只要四方面軍一個師就足夠了，尤其不需要紅軍的最高指揮機關紅軍總部親自統帥。無論如何，中央軍委制定這樣一個古怪的戰役計劃並且能夠獲得中央的認可是令人費解的，官方的解釋顯然無法自圓其說。還有文章說，制定這個戰役計劃時毛澤東遷就了張國燾，或許想以此來解釋戰役計劃的缺陷，只是這個說法非常不符合毛澤東的個性和為人處事的原則，而且由此引出如下問題：為什麼戰役計劃剛剛開始執行不過幾天，他就不再遷就張國燾了呢？那麼，真實的情況究竟如何，幸好我們能看到《夏洮戰役計劃》的原文，如此便一目了然了。

夏洮戰役計劃

（摘自《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95頁，《中國甘肅網》上也有，似乎更完整）

甲、敵情判斷（與主題無關略）

乙、新的戰役綱領

據上述判斷，我松潘戰役由於預先估計不周，番反阻礙及糧食困難，頗失時機，現特改以攻占阿壩，迅速北進夏河流域，突擊敵包圍線之右側背，向東壓迫敵人，以期於洮河流域消滅遭遇之蔣敵主力，形成在甘南廣大區域發展之局勢。為〔實現〕這一新的戰役目標，其綱領如下：

(一)岷江沿岸及耿達橋方面的鉗制支隊（與主題無關略）

(二)我軍主力由毛耳[兒]蓋、喀龍迂迴松潘或北出包座既受阻礙，應即以主力一部迅經卓克基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壩道路，消滅番兵馬隊。阿壩攻下，則應急以主力向北探進，以一部打通阿壩至墨窪路，以接引右路我軍。我原在喀龍、毛耳[兒]蓋主力應經竹勛壩向班佑、阿細(西)偵察，準備走此路遭遇和消滅胡敵一部，然後向北轉移，以爭取進占夏河流域的先機，另以得力一部沿小姓溝並羊角塘鉗制松潘之敵，以掩護我左、右兩路軍及一切後方前進，萬一由阿細(西)北進無路，則再改經阿壩前進。

《夏洮戰役計劃》白紙黑字，言之鑿鑿，它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阿壩攻下，則應急以主力向北探進，以一部打通阿壩至墨窪路，以接引右路我軍。”注意，是“接引”右路軍（到阿壩方向），而不是靠攏右路軍（到班佑方向）；是從阿壩向北探進，而不是從班佑向東。然後，紅軍先占領夏河流域，再向東“壓迫敵人”，往洮河流域推進。

在《夏洮戰役計劃》制定後，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到會的有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陳昌浩、劉伯承、傅鍾、凱豐、鄧發、博古11人，會議共持續了三天，除王稼祥之外，和兩大方面軍在一起的所有政治局委員全部與會，這次會議的權威性無可置疑。根據《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一文介紹，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批准了軍委制定的《夏洮戰役計劃》，並任命陳昌浩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任副主任。既不是政治局委員也不是候補委員的總參謀長劉伯承參加這次會議，作為唯一的軍事幹部列席，應該是為了向會議介紹《夏洮戰役計劃》。《夏洮戰役計劃》需要經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此說應該不會有問題，故意迴避這個事實倒是有問題。需要指出的一點，在政治局會議上，張國燾始終是少數，其意見得不到採納，這也是張國燾一直不滿意中央的地方。也就是說，毛澤東如果對這個戰役計劃有重大質疑的話，該計劃不可能順利通過。此後，“八月十日，前敵總指揮部在毛兒蓋擬定了《右路軍行動計劃》，對右路軍配合左路軍北上，提出如下部署：（一）右路先遣團向班佑偵察前進，占領班佑、撒路、包座地區，以掩護右路主力北上；（二）向松潘之敵佯攻，以吸引敵胡宗南大部於松潘附近；（三）先遣團和各梯隊在八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內，完成出發準備，並一律備足十五天糧食。”（轉引自“紅軍長征中左右兩路軍的歷史考察” 作者：肖殅《長征新探》）

從上述兩個紅軍指揮機關正式制定的軍事計劃可以看出，官方的說法是明顯違背事實真相的，迴避沙窩會議政治局正式批准《夏洮戰役計劃》尤其不當，而如何執行《夏洮戰役計劃》和此後紅軍的分裂有直接關係。

按照《夏洮戰役計劃》，紅軍總司令部將部隊編成三個縱隊和右路軍，其中，第一、第二縱隊向卓克基集結然後梯次進軍阿壩。後來，這兩個縱隊合併為左路軍（含第5、第9、第31、第32、第33軍）。其先頭部隊於九日進占大藏寺準備集中兵力向阿壩攻擊前進。隨後，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紅軍總部從毛耳蓋附近出發前往左路軍前進基地卓克基，具體時間暫且沒有查出，但估計不會遲於八月十號，因為路途甚遠，需要數天時間行軍。八月十三日（有文章認為是十五日，似乎不對）朱德、張國燾率領左路軍開始由卓克基地區經查理寺向阿壩開進。

八月十五日，中央致電朱、張，該電報內容共有六項（沒有找到全文，黨史作品普遍只摘錄如下兩項），第四項指出，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只出支隊，掩護後方前進；第五項指出，目前應專力北上，萬不宜抽兵回擊撫邊、理番之敵。還有文章提到，中央還要求將左路軍原一方面軍的5軍、32軍調至右路，以加強班佑方向的實力。顯然，中央這個電報“均宜走右路”已經開始顛覆墨跡未乾的《夏洮戰役計劃》了，只不過還是以建議的口氣出現而已。至於“專力北上”，只是告訴朱德、張國燾不必用重兵保護後方而已，並無他意。而這一點往往被很多黨史文章給曲解了，似乎中央已經提前預料到張國燾會在以後拒絕穿越草地北上，並以此來告誡張國燾。

《夏洮戰役計劃》本身一開始就非常明確，紅軍主力北出阿壩，首先占領靠近青海的夏河流域，然後向東壓迫敵人。夏河古有“東通三隴，南接四川，西連康藏，北近青蒙”之稱，曾是甘青川三省安多藏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活動中心，被歷代封建王朝視為邊塞軍事要地。阿壩乃川西北通向青海的重鎮，占據交通要道。《夏洮戰役計劃》的制定，無疑有朱德、劉伯承這些川籍軍事家的心血，以他們對四川地理的熟悉程度，可以推測，從阿壩北出之路比較平坦，應該不需要穿越草地腹地、付出重大犧牲。也就是說，攻占阿壩恰恰是有利於向北進發，攻占阿壩和“專力北上”並不矛盾。

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舉行會議，討論下一步軍事行動，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徐向前、李富春、聶榮臻、林彪、李先念共12人參加，這個會議就是在中共黨史著名的“毛兒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由毛澤東主導，做出了左路軍主力放棄進駐阿壩、全體向右路軍靠攏，合力東出甘肅洮河流域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毛澤東起草），完全推翻了《夏洮戰役計劃》。跳出官方的正統局限，坦率地講，這個會議本身的正當性非常值得懷疑。說它是中央政治局會議，原本可以參加會議的朱德、張國燾、周恩來三個重量級委員以及新科委員四方面軍的周純全等人缺席，卻有很多不是政治局委員的人參加。既然是政治局會議，它卻越俎代庖、討論軍事作戰計劃。中共明明有自己的軍事指揮體系中革軍委負責軍事行動，並授權紅軍總政委作最後的決定，可是，這次“政治局會議”卻甩開軍委主席、紅軍總政委、總參謀長，直接干預具體軍事行動，在內外部條件沒有發生任何重大變化的情況下，推翻了十幾天前剛剛經過正當程序批準的軍事計劃，這顯然是非同尋常的。當然，最重要的一個疑問是，毛澤東是以什麼身份來主導這次會議的。

另有文章介紹，在召開二十日政治局會議的前一天，八月十九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到會者為毛澤東、博古，王稼祥列席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中央分工如下：張聞天負總責之外兼管組織部，羅邁副之；毛澤東負責軍事；博古負責宣傳部；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黨史頻道《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這個會議的記述存在幾個疑點，一，這個會議能否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它是否達到了法定人數？二，王稼祥列席，為什麼不讓同是政治局委員的陳昌浩列席？三，此前不久中央剛剛決定陳昌浩為政治部主任，此時為何又讓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四，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毛澤東負責軍事是什麼意思，難道可以凌駕於紅軍總政委之上？這顯然不符合中共和紅軍的傳統。過去，毛澤東指揮江西紅軍以及周恩來指揮紅軍都是以方面軍政委和總政委的身份行使職權的。這似乎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團”又搞了一次遵義會議，推翻了一個月之前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正式決議，從實質上剝奪了政治局常委張國燾紅軍總政治委員的職權（甚至從張國燾之後廢掉了總政委這個職務，其中的原委值得琢磨）。不知道是這個會議有問題，還是會議的紀錄有問題，或者是《轉折關頭》這本書有問題，總之這個說法令人費解，且有欲蓋彌彰之嫌。姑且承認存在這樣一個會議，那麼，對於黨在紅軍中的最高代表紅軍總政委的存廢這樣一個如此鄭重、嚴肅的大事，卻在這麼一個只有三個人的會議上做出，也顯得過於匆忙和草率了。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提出，那就是中央作出這樣一個重大的決定後，是否正式通報給了紅軍各級指揮機關、是否正式通知了遠在千里之外的政治局常委張國燾？否則，這只能算是一個謀劃於密室之中的陰謀。至少，在徐向前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對此毫無記載。

按照紅軍的行軍速度，每天大約80多華里，左路軍部隊已經艱難行軍了七天500多華里，按照官修黨史記載，此時，張國燾所部也已經逼近阿壩，而徐向前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記載，左路軍先頭部隊已經在這一天攻占了阿壩。川西北一帶地廣人稀，由中華民國地圖可以看到，馬爾康、松潘以北這塊接近浙江省面積大小的地方僅有五個鎮子，阿壩（麥桑）是其中的一個，其他地方幾乎沒有像樣的村莊。就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卻突然從根本上否定了既定的戰役計劃，不讓左路軍大部隊進駐阿壩，而是直接向班佑進發。紅軍從毛兒蓋、卓克基出發時，部隊就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糧食問題，數萬紅軍連續行軍，沿途又沒有什麼像樣的村鎮能夠補充，可以想象，左路軍如果此時聽毛澤東的話，不攻占川西北重鎮阿壩，這幾萬紅軍的給養如何解決，難道餓着肚子過草地？為何在左路軍主力已經到達阿壩的時候，突然改變戰役部署？

還有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是，徐向前、陳昌浩如何就輕易地放棄了《夏洮戰役計劃》和他們親自製定的《右路軍行動計劃》？在張國燾、朱德率領紅軍總部離開毛兒蓋之後，為什麼十天之內發生了這麼多變故？無論如何，從其開會的時機、動機分析，不能不讓人懷疑八月二十日這個毛兒蓋會議，當然還有十九日政治局常委會有點居心叵測。

八月二十一日，左路軍主力部隊25師、93師進駐阿壩。與此同時，也就是在《夏洮戰役計劃》制定十八天之後、在徐向前和陳昌浩《右路軍行動計劃》下達十一天以後，毛澤東、中共中央和右路軍部隊才開始從毛兒蓋地區出發、向班佑開進，這比《右路軍行動計劃》規定的最後期限還晚了四天。這時，上述兩個正式的戰役計劃都已經被毛澤東一手廢除了。

八月二十七日，朱德、張國燾所部遵照中央新的計劃向班佑進發、向右路軍靠攏。按照這個新的部署，左路軍大部隊至少多走了數百華里，這對於穿着草鞋在山地和沼澤行軍的紅軍部隊來說，可是不小的磨難，不知道會有多少戰士被淘汰。後來，張國燾曾在電報中告訴中央，大批戰士患有腳病。三十日，朱德、張國燾率領部隊經麥爾瑪、箭步塘進入紅原境內，一路冒雨前進。九月一日紅軍在靠近嘎曲渡口時遇麥窪土兵阻擊，大土官南木洛負傷率兵敗退。九月二日，張國燾率領所部來到嘎曲河（白河）河邊，無奈連日大雨河水猛漲，深逾一丈、寬達三百米，無法徒涉，在草地上又找不到架橋的材料，河水幾天之內又沒有退落的可能，而且，各部糧食已經不多，張國燾隨即將情況報告了中央。等待一天后，張國燾再次發電報給中央：“（甲）上游偵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橋。各部糧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師只兩天，電台已絕糧。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嚮導，結果痛苦如此，決於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乙）如此，已影響整個戰局，上次毛兒蓋絕糧，部隊受大損：這次又強向班佑進，結果如此。再北進，不但時機已失，恐亦多阻礙。”在九月八日張國燾率部回到阿壩。

從上述歷史可以看出，儘管中央朝令夕改，臨時扭轉戰役方向，張國燾對中央的指示還是完全服從的，左路軍在占領阿壩僅僅六天后、也就是接到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五天后，便開始按照中央的決定向右路軍靠攏，張國燾親自帶領部隊向草地進發，並沒有什麼遲疑和敷衍。而退回阿壩的決定畢竟是在突然遭遇大水，部隊面臨中途絕糧的情況下作出的，這並不是有意違抗中央的指示。客觀地說，到此張國燾並沒有什麼可以指責的地方。假如張國燾原地等待幾天至水退後，不顧數萬人絕糧而冒險穿過非常險惡的草地，勢必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到那時，張國燾將受到毛澤東什麼樣的指責也難預料。總而言之，張國燾無論怎樣都會動輒得咎。

到這個時候，張國燾對於紅軍下一步行動的安排已經和毛澤東有了衝突，張國燾認為紅軍這樣延宕時間，已經失去了北上的時機，國民黨部隊以逸待勞，會對紅軍造成重大威脅，因而不願意再次從阿壩率領部隊向班佑進發，而希望右路軍南下會合一處，再作打算。直到此時，張國燾和中央（毛澤東）的分歧，完全是軍事部署上的不同看法而引發的，無需過分誇大，將此上升為“政治路線”尤不足取。平心而論，不管毛澤東的目的如何，張國燾是絕對不會打算毀掉自己一手創建的四方面軍，甚至都不能認定張國燾的決策不是出於對全體紅軍的責任而做出的。我們不能夠用毛澤東後來的成功來斷定張、毛二人當時軍事部署的高下。毫無疑問，毛澤東能在陝北站住腳，有兩個非常偶然的因素。第一個，瞎貓碰上死老鼠，遇上了張學良這個公子哥，被人賣了還替人數錢。除了蘇聯繞道美國匯款 115萬美元資助紅軍外，關鍵是張學良先後資助紅軍近百萬大洋救了紅軍的急。若不是這些接濟，就是那剛剛發展到萬人上下的紅一方面軍也無法生存，更不要說是七、八萬紅軍都集中到陝北那個窮鄉僻壤。第二個，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國民政府全力抗日，紅軍藉機做大。反過來說，如果張國燾所部軍事指揮得當，在川北站住腳也完全有可能，至少堅持到抗戰爆發不會有問題。而且，毛澤東和中央紅軍能夠順利到達陝北並在那裡平靜地休整了一年多時間，恐怕也和張國燾所部近十萬人對國民黨軍隊的牽制有很大關係。

在抗戰爆發之前，從根本上看，紅軍以一隅之力對抗一國，其失敗幾乎是註定的。無論在江西、還是鄂豫皖等地都是如此，窮荒之地陝北更不會例外。然而，一旦紅軍獲得蘇聯、日本的幫助、而蔣介石卻不得不以一國之力對抗多國之時，雙方的命運自然會發生逆轉，這和毛澤東的戰略眼光並無多大關係，只是毛澤東的運氣比張國燾好些而已。

而隨後的歷史事實證明，當張國燾來年率四方面軍、二方面軍兩隻部隊北上後，三大紅軍主力在甘肅南部會合僅僅不到十天，便立刻遭到了國民黨軍隊的重兵攻擊，四方面軍主力既無力在平原地帶抗擊優勢裝備的國軍，也不允許退向陝北，最終只得西渡黃河，大部戰死西域，這就是紅軍史上最慘烈的西路軍事件。張國燾所率紅軍主力延遲北上，只是將國軍和紅軍這場決戰推遲了一年而已。假如當時張國燾率部和中央一起進入甘肅的話，蔣介石一定會提前部署這場大戰，紅軍的結局可能會更慘。這場遲來的、決定紅軍生死的決戰，最後被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徹底打斷，毛澤東和紅軍僥倖逃過了一劫。

仔細瀏覽這一個多月曲折多變、驚心動魄的歷史可以看出，從紅軍總部制定《夏洮戰役計劃》以來，確實有人在一直推委、延遲軍事行動，確實有人一直在黨內製造紛爭，但這個人顯然不是張國燾，而是另有其人。毛澤東和中央不告而別，突然率1、3軍單獨北上，導致紅軍公開分裂，這個責任究竟誰應該負呢，甚至還可以再追問一句，這個結局是否符合毛澤東的預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