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理想 （上）
作者：秦泽见
文章简介：文中主人公是作者的父亲，一个老知识分子。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当个中学老师。几十年世态炎凉，他守正不挠，诲人不倦。可谓：忠信礼义富一生，命薄缘悭苦半世。后人思之，怅然若失。
一. 寻源
我去国二十年，每次回故里，若时间允许，必回衡山。一则父亲葬于此，要到坟前磕头行孝；二则，我虽在外地长大，但亲情不可分隔。如今移民国外，子孙后代回祖宗之地居住可能性极小，让他们知道根自何方，不忘祖先恩典，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多年心愿。因此这次回衡山，多一任务：查看族谱，弄清始祖是谁。
我出生时，爷爷早过世，只见过他一张戴瓜皮帽的照片。至于曾祖父叫何名，一无所知。从记事起，国内政治运动不断，文革欺宗灭祖，族谱属于封资修，多数人不敢保存，也不敢查询。父亲曾说，本家祠堂存有族谱，但祠堂离老家几十里，当年交通不便，虽多次回乡，一直没去过。
待我去国后，国内大兴修族谱之风，族人曾找我母集资再修族谱，母亲以我的名义捐了款。照理，每家都有一部与本家有关分册，但离家乡太远，我们没有得到。
如今网络发达，与族谱有关信息可上网查寻。百家姓中，我们算小姓，历史上出过几名人，文韬武略有之，臭名昭彰不乏其人。我在湖南省图书馆网上资料查到，衡山这支不属恶人后代，始祖乃宋代诗人秦观，源于江苏无锡。明朝因战乱阻隔，十三代后人定居南岳衡山。究竟我家是否属于此支，只有查看族谱，才可得知。
回国前我已告诉远房侄子金徕，到他家看族谱。金徕小我一岁，他父母在世时与我父母来往密切。每次回衡山，诚心实意招待我们，即使三年困难时期，热情依旧。他们勤劳质朴，村内外颇有好名，后代仍然如此。近年，金徕的两儿子到广东做点大米生意，虽没挣到大钱，在村里，也算富裕人家。他们在主公路边的支路旁建了两栋楼房，一个儿子一栋。上下三层，每栋面积大于300平方米，高大气派。瓷砖铺外墙，不锈钢门窗，里面装潢现代，灯具时髦。到金徕家时，金徕正在田里做事。他妻子喊他进来时，满头大汗。多年不见，两鬓灰白，人也老了，但红光满面，身体健康。我们聊一阵后，他从内室搬出族谱。
该族谱是八修族谱，与我家有关分册共七、八本。我根据父亲的信息，一代代上朔查寻。遇到有关章节，用相机照下。时间已晚，光线不好，我跟金徕说，是否能把族谱带到旅馆，慢慢琢磨，明日归还。他说，没问题，看多久都行。
二. 远负
回到宾馆，我在灯下翻看族谱，始祖果然是秦观，世系表由他而下，浩瀚近千年，繁衍近四十代。族谱正文按世系图先后次序编定，分别介绍每个人字号、父讳、行次、年代、职业、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儿女等。文字长者五十多字，短者仅四、五个字。一本族谱记录血脉相连几十代人。近千年风雨飘摇，世道沧桑，多少代人不懈努力，才保持了较完整记录。慎终追远，我心中充满对先哲感激之情。
衡山层峦叠嶂，气势磅礴，骚客文人，络绎不绝。但百姓难有怡情雅意，靠山吃山，日子清苦。从我父上朔十几代，几乎都在衡山务农。浏览有关族谱分册和描叙父亲的五十字，知道父亲是该分支中几个有学问人之一。
父亲一直跟他的堂侄荒保，侄女玉珍有联系，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家庭。母亲告诉我，荒保和玉珍的父亲是我的堂伯，叫秦思源，父亲读高中的学费全由他资助，土改时被划成地主，进了牢房，没几年死在狱中。
母亲还说，同乡有位地主，过去和同村几人一起当挑夫。中午人家吃猪头肉，他用生姜下饭，省钱买了几亩薄田。共产党来了，送他一顶地主帽子，土地被党拿去做了人情。那几挑夫，肉也吃了，地也得了，兴高采烈。母亲感概，省吃俭用，如此下场，老天实在不公。
文革初期，一张与父亲有关大字报写到，父亲是美蒋特务，解放前在南京由蒋介石任校长的特务大学受训。临解放，舍不得娇妻爱子，留在大陆，没去台湾。我惊呆了，半天没吭声，好在临近傍晚，多嘴多舌的伙伴们不在身旁，但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想，父亲忠厚慈祥，怎会与歌乐山上杀死江姐，心狠手辣的美蒋特务同出一辙。但无风不起浪，我心事重重回到家中。不敢询问父亲，怕在他已经滴血的心上再撒上一把盐。想到父亲平日为人和对我的疼爱，茅塞顿开，心中骂道：“写大字报的混蛋，你们说，我父为了娇妻爱子不去台湾，是睁眼说瞎话，放狗屁。按时间算，我几年后才出生，他哪里来的爱子。我妈九岁做童养媳，既不漂亮，又没有文化，是什么娇妻。他比那些狗官，进了城换老婆，然后害人害己，不知强几百倍。这种品德的人怎会是特务。人要讲良心，就是特务，还是我父亲，老子照样尊敬他。你们造谣生事，将来难有好下场。”
我虽淡然，仍然担忧。一年后，父亲平安无事，回到讲台，我才放心。多年后才知，所谓特务学校不过是培养政府工作人员的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新政府叫他作‘伪政大'，父亲早向组织说清楚了。管档案的主任为了表现积极，跟学生串通一气，把此事作为重磅炸弹抛出。
一年后，该主任也无好报，文革前他整人多，民怨大，被造反派整得半死不活。造反派的头跟父亲同教研室，业务上得过父亲指点，对父亲很尊重。有次斗争该主任，会前他到家作父亲工作，要他大会发言。父亲无法推脱，出于礼貌，勉为其难。
斗争会上，轮到父亲发言，他第一句话对那主任说：“请坐下”。该主任已跪多时，头眼昏花，听此言，如获大赦，身子往后一靠，一屁股坐在舞台上。台下革命群众，过会儿才醒悟，一位文革前对此主任恭敬有加的老师，率先喊了起来：“跪下，跪下，你有什么资格坐。”会后，有人对父亲说：“老夫子，你也太糊涂，人家整得你要死，你不记仇，也不应敌我不分啊?”
父亲生前忙，没时间跟我们谈他和家族的往事。多年后，从他被迫上交的自传底稿，他人来信和回忆父母对话，我才知道他和前辈们的一些陈年旧事。
我爷爷以上很多代，都在衡山务农。为摆脱贫困，爷爷、奶奶和叔爷爷合伙在长沙南门外经营豆子小生意几十年，自做自卖，生活清贫，免强支持父亲读私塾，后到附近妙高峰中学读初中。
1938 年父亲刚读初二，国民党为抵抗日军入侵，采用“焦土政策”，焚烧了整个长沙。爷爷奶奶几十年辛苦所得，被付之一炬，摆脱贫困之梦被彻底粉碎了，只得回老家，重操旧业，以种田为生。在思源伯父资助下，父亲在蓝田妙高峰中学读完初中，1940年考入安化湖南省立临时中学高中部（后改为湖南省立一中，现长沙一中）。
1942年高中毕业后，为筹备读大学的学费，父亲回老家教书，并当了两年小学校长。1946年考上了国立师范学院（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因父亲任小学校长期间，经费短缺，被迫找人借钱以发放教职员工资，债主多次来国师找他讨债，加之其志向是报考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所以一年后，他向校方申请休学一年，在茶陵育民中学教英语，挣钱还债和准备去南京参加考试。
1948年，父亲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英文专业，并获奖学金。但家庭贫困，爷爷奶奶已过世，我母亲在家无生活来源，连路费都无着落。本乡和本族士绅惜才，为此召开了一个谷会为其筹款，父亲才得以成行。
然而生不逢时，父亲在中央政治大学读书才一期，内战炮火声中，政治大学被迫迁往台湾。在去和留的问题上，他亲人难舍、故土难离，选择留在大陆，一念之差，从此命运天差地别。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道，成了专制统治下被任意凌侮的蚁民。
当外交官的理想破灭了，父亲只得复学于国立师范学院教育系（后并于湖南大学）。五二年毕业，父亲拿的第一号文凭，许多成绩比父亲差的同学都分配到大学任教，而父亲仅由于读了‘伪政大’和高中毕业前集体参加了三青团芝麻大的历史问题被分配到中学教书。
在这个无言论自由，亦无沉默自由的时代，父亲和其他知识分子一道，被迫对所受的旧教育、全面否定，自我践踏。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自传里，父亲如此描写报考政治大学的动机：“我的理想大学是伪政大，因此国师读了一年，宁愿放弃学籍，也要报考伪政大，……这说明自己不止于想在国内作官，而且在做着折冲樽俎，扬威异域的幻梦。这是我的‘向上爬’思想达于极点的具体表现。”
父亲读中学，正逢抗战，文明中国，将灭于异族。他们那辈寒窗苦读，为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古文化精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早已刻骨铭心。‘天下兴亡，匹夫之贱'，希望中华民族强大，不受列强欺压，是大家的心愿。抗战胜利了，痛定思痛，能“折冲樽俎，扬威异域”，即不用武力在谈判中制敌取胜，避免战争的苦难，让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扬名世界，应是他们那辈学人为之奋斗的宏伟志向，也是父亲报考政大外交系的真实思想。而这种为国为民的远大抱负，受到新政权的鄙夷和批判，取而代之是 ‘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 的伟大理想。
三. 诲人
夜已深，孩子们已睡，我仍靠在宾馆床头， 缅怀先父，思绪如潮，往事如云。
父亲出生贫寒，他的父母没文化，亲戚邻居中没有读书人，学习上得不到他人辅导，若无智慧，不畏艰辛、勤奋向上，很难考上名气较好大学。当然没有爷爷奶奶含辛茹苦和族人乡绅无私资助，也不可能跨进中央政治大学的殿堂。只可惜社会动荡，天不尽人意。一个于族于家有益的美好梦想破灭了。
国民党败走台湾，毛泽东登基后，不思如何治国，让人民休养生息，走国富民强之路。而是根据解放前个人财富多少划分阶级，继续利用人性的嫉妒和贪婪，教育和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他大施淫威，搞阶级斗争，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队象，压在社会最底层。父亲和其他知识分子一道，迎来了对他们而言，暗无天日的二十七年。
大学毕业后，父亲到长沙县一中教书，两年后，当了教导主任。1957年调到岳阳师范当实习主任，73年来岳阳一中，80年被评为湖南省中学特级老师。在礼崩乐丧，道德沉沦的二十七年，虽说斯文扫地，父亲与人为善，厚德载物。
父亲注重礼节。文革前，同事和朋友来访，他拱手行礼。上课学生起来发言，他要学生坐下，前面都加个“请”字。文革后世风日下，学生调皮捣蛋，不思学习，父亲一如既往，教学一丝不苟，对学生彬彬有礼。同事劝他，“您这么大的年纪了，对这些调皮家伙，有什么客气的。”父亲一笑了之。
父亲饱读诗书。读过的书，常有眉批，书中有误，必圈之改之。待人诚恳，近似儒腐。学生和晚辈来信，若有文字语法错误，必回信指出。无论给何人写信，均用毛笔，以示尊重。写信不打草稿，援笔立就，一气浑成 ，一手工整小楷，无一处涂改。上课黑板上板书，亦是如此，字迹工整，排版均匀。有次我帮父亲磨墨，看他写信时问：“爸爸，你为什么不练草书？草书比正楷要潇洒多了。不管你读书多少，哪怕腹中空空，在人眼中，就是很有学问的样子。”
他笑了笑，停下笔来对我说：“是的，俗话说，字是人的门面，字如其人。草书写得好的，不少是思绪奔放，神情飘逸之士，写草书要有扎实揩书基础。我是老师，写的字要让学生容易认，不易误会才好。实际上，对中小学教师而言，最好提倡写正楷，当然写行书也行。”
父亲一生，学生近万，有良知者不少，如今尚有人缅怀他的教诲；趋炎附势、委琐下流，亦不乏其人。他为人谨慎，没有遭受“反右”一劫，但从文革中三届学生那里，得到回报是“封建余孽”、“反动学术权威”、 “牛鬼蛇神”的帽子，是被抄家、陪斗、游街的心灵创伤。
文革前，有一姓朱高才生，爱好古典文学，文章华美。该生常来家请教，若逢吃饭，父亲便请他与我们同食。朱生才高八斗，当然不计小节，欣然食之，然后推开空碗，手把嘴一抹，又滔滔不绝跟父亲谈起来。仿佛父亲肚中学问太多，特意请他挖掘，要不然消化不良，影响身体。他来家次数多了，我对其不拘小节也习以为常。
有天朱生又来我家，父亲正忙，让他等等。他拿起桌上一份人民日报，大模大样靠在椅背上阅读。我见他看《九评》，便说：“苏联修正主义也是太过分了，……。”
“那也不见得，弄不好，是我们自己错了。”他打断我话，瞟我一眼。
“哦。”我不再答话，心想，小子有点头脑，不人云亦云，只是眼中傲气，让人难受。
朱生毕业后到农村教中学。文革父亲受迫害，学校派人到与父亲接触多的学生中外调。该生提供材料中，诬陷父亲课堂上散布封资修思想，污蔑人民日报社论有文法错误，为整父亲的人上纲上线提供了旁证。
文革后，岳阳地区成立师范专科学校，文校长是师范的老校长和父亲的诗友。朱生想进师专当老师，专程来我家。我见他进来，便到后房。他跟父亲道歉后，请求父亲，大人不计小人过，向文校长说几句好话。父亲说，我知道你出身地主家庭，为了自己过关，唯恐革命不彻底，但是作人要凭良心，实事求是才行。你知道错了，没必要多提。你在师范读书时，我多次跟文老提及过你，他有印象。下次他来我家，我可以跟他说说。
我待朱生出了门，出来对父亲说：“人家忘恩负义，您还真要向文伯伯推荐他？”
“唉，他书读得扎实，虽然没进过大学门，但毕业不久，学中文的大学老师，又有几人能比得上他？上次文老要我推荐人才，我已经提过他，文老也认为是不错的人选。孩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事情已过去，就不必纠缠不清了。”父亲答道。
“爸爸，您教的学生，五十年代毕业的，在您受难时，有人写信安慰您，您被停发了工资，也有人按月寄钱来。而六十年代毕业的，很多人不仁不义，落井下石，为什么五十年代跟六十年代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我继续问道。
父亲沉思半刻，准备回答，来了客，我们的谈话便中断了。
他到岳阳一中后，教学任务更重。教两个毕业班语文。每个班六十多人，改作文是繁重任务。几十年养成了习惯，认真批改每篇习作。改错别字、标点符号，更正错句病句，眉批，尾批，评语一样不少，差的文章，几乎满篇红字。后来又身兼市政协委员，洞庭诗社副社长等职，社会活动多。人家要他做事，不知道推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质量不好不出手，经常到凌晨一两点才睡。我劝他：“我过去读书，对老师批改的作文最多看看分数和评语，便放到抽屉中。想必您的学生，多数跟我一样。您花了这么大的气力，他们不会珍惜的，即使将来懂事了，也不领您的情。还不如，仔细批改几个爱学习的作文，其余的吗，给个分数算了。自己身体要紧，爸爸。”
父亲听了，笑了笑说道：“道理清楚，但把学生分成几等，有背师道。你放心，我会注意劳逸结合。”
77 年恢复高考，文凭又吃香，名老教师格外受家长尊重。省医院一医生，爱人是归国华侨，独生儿子十六岁。前几年找关系，让儿子在文工团拉提琴。文凭热了，又逼他考大学。儿子没读过几年书，想走捷径，靠死记硬背报考英文专业。她请退休名老教师易老师辅导儿子英语，柳老师辅导历史。她与父亲在政协开会有过一面之交，请父亲辅导语文。因此，她常来一中，无事时跟我闲聊。一回生二回熟，以后街上碰见，十分客气，老远就打招呼。她儿子也争气，同年考上外语学院。她请名师们到家中吃了顿饭以示感谢。
80年底，我父亲过六十一岁生日不久，因疲劳过度，不幸过世。其追悼会十分隆重。父亲的同事，朋友和领导来了许多，不少学生从外地赶来。师范中十六班学生彭菊潜，四十多岁，从浏阳星夜赶来，碰见父亲生前好友和原岳阳师范的长辈就下跪，行大礼。文伯伯扶起该生，含着泪花说：“秦公有了你这样的弟子，也该瞑目了。”
灵堂上，一中年妇人带儿子送来一条烟。我和妹妹从未见过她们，在旁的教导处主任告诉我们：“这孩子在一中读高中，父亲去世早，母亲打零工为生，生活艰辛。你爸爸并不认识她们，因为进一中读书有困难，既没有领导条子，又不是教工直系亲属，找你爸爸说情。你父亲见孤儿寡母，心存怜悯，力排众议，说‘我没有任何亲戚要来一中读书，她就算我的侄女，总可以吧。’临会之人，听老夫子此言，不再吭声。事后，我们敬佩你父亲高尚品德。”我听了非常伤感，一则为父亲，好人不长寿。二则为那孤儿寡母，知恩图报。我追上，要他们把烟拿回，退掉后可多生活几天。多年后，我还想此事，不知那男孩后来考上大学没有，贫苦慈母教养之恩令人伤感。
追悼会前，父亲的朋友和同事柳老师问我，那位医生是否参加追悼会。我说，不清楚。父亲跟她素昧平生，为她儿子辅导功课，无偿劳动几月，最后看我父亲一眼，祝他一路走好，应是人之常情。但她从未现身，我也没在意，想必人家忙，或者信息不灵。事后几月，我去医院一朋友家，路上碰见该医生，主动跟她打招呼，她不认识我了。原来这位有气质、有教养，需人帮助时，口头上再三表示感谢的高级知识分子，消息灵通人士，还不如打零工的妇人通晓礼义。当时我想，这种拔苗助长、薄情寡义的母亲究竟能培养出什么优秀人才。十多年后有人告诉我，医生的儿子上大学不到两年，因精神原因被学校辞退，没成正果，十几年来没有正式工作。辜负了父母一番苦心和美意，浪费了所有名师的辛勤劳动和精力，“可怜的小伙子，唉，……。”我不由得一声长叹。
我左思右想，久久不能入睡。窗外一轮弯月挂在空中，几片浮云轻轻飘过。我面对故乡夜色，又想到当年问父亲“为什么六十年代毕业生不如五十年代的”，父亲即将回答，却被来客打断的答案是什么。
他会不会说，“这是实行了‘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方针和在学校中彻底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
“不，他不会这样说的。”我自言自语答道。父亲虽相信我，知我嘴巴紧，不乱说。但即便如此，在那个年代，他决不敢直言相告，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如果不这样，他会说什么？父亲对我从来都有问必答，实言相告啊！
几十年过去，教育和其他行业一样，起了翻天覆地变化。国家富了，学校变样了。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教师队伍，人才济济。一所规模较大高中，特级教师几人，高级职称上百。知识价值得到尊重，学问白天按国家牌价批发，晚上和假期按市价零售。新老教师，各有神通，收费补习班，如火如荼。教工宿舍楼，不分白昼人声鼎沸，麻将洗牌声，卡拉ok声，声声盖过读书声。大学变化日新月异。教师队伍素质空前，连后勤主任，财务科长都是教授职称。大学成商家，教授当掌柜，学生变顾客。文革时名老教师挨整，是威武下的奴隶，如今低分学生被宰，成为富贵之源泉。虽然学生人文知识一代不比一代强，但应付各种考试能力，驰名海外，震撼寰宇。如果曾经梦想中华文明能扬威世界的父亲和其他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传统教育的前辈知识分子们泉下有知，不知他们感受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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