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北京，我的一个亲戚孩子请了一位钢琴家教，一问之下，原来是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荣誉毕业生，她的收费可不低哟，每课时400大洋。我问她有回国后没有舞台表演的机会，她摇摇头说，像她这样的钢琴师，北京的大小剧院大把大把的。可见也是鱼和熊掌难以兼而得之。

在美国，像茱莉亚学校这样的音乐教育部门成百上千，每年的毕业生，有几个进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或者波斯顿管弦乐团？即使是有幸和商业公司签约，往往就是三至五年的合约，之后就得再某出路。

可见，科班出身的音乐人才的过剩，乃是世界性的问题。

与音乐剧《Oliver》的主角，也是《西贡小姐》前主角的Ann Lee在演出结束后。

2，中美音乐体制对比：宋祖英和麦寇杰克森
从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中，中国的所有音乐人才都是“国家干部”。虽然钱不多，可过日子得悠闲。

在官办体制的卵翼之下，像宋祖英这样的人物乃是特例。那是因为有限的国家资源只能倾力打造一个或几个人的艺术生涯。因此，宋祖英现象不但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以致她不得不长期背上了一个显赫政治背景的黑锅。

到了美国，情况大相异趣。音乐和政府半点关系都没有，除了一些艰难维持的大型音乐剧团，与广大观众息息相关的是成千上万的“草台班子”。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这些草台班子的音乐人可能多数不是从音乐院校出来的。从网上可以发现，历来美国最大牌的流行歌手竟无一人是音乐科班出身的。堂叔以为，麦寇杰克森如果是归中国政府管的，就绝对不会险些吃官司，也不会死得这么早。因为他至少会是一个“正部级”歌唱家，而且很可能会是总政歌舞团的团长，少将军衔，有病会住在北京301医院，而不是任凭那些江湖医生的摆布。

3，音乐专才在哪里
音乐专才大致分为器乐，声乐，音乐理论（包括指挥和作曲）和管理方面的人才。他们毕业以后，大致可以分成职业，半职业和非职业音乐人。

职业音乐人是指那些有幸进入大小职业音乐团体的演职员以及自立乐团并以此为生的人。半职业音乐人是指大学音乐教师，这些教师往往是在与专业剧团的合约到期以后转业过来的。如近十年内回国的，目前在国内的音乐院校执教的大歌唱家迪里拜尔，刘宁，张建一，刘跃等。剩下的如中小学音乐教师包括家庭音乐教师等，更不要说那些彻底改行的人们。除了第一，二类人员，其他的人们可能终身无缘音乐舞台。这还不如一些业余音乐团体，他们虽然只是借教堂或人家的地下室唱唱，观众也都是一些退休耆老，但毕竟和舞台表演扯上了那么一些关系。

4，中国：音乐体制发生了质的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显著成果便是艺术体制大步地挣脱了政府的桎梏，而代之以民间音乐团体的兴起。如果说在改革初期，个体户”音乐尚不得不担惊受怕地在夹缝中求生，今天的情形已有极大的改善。迫于时代的进步，官方垄断的电视台等新闻机构以及彻头彻尾的官僚艺术机构如中国音协也不得不大幅度地让步，个体音乐团体开始被允许在某些官办音乐专题节目中亮相。

5，我所推崇的歌手赵鹏和他的“惊木堂”乐队
国内的个人乐团已经遍地开花数不胜数了。有一些是大家早就熟悉的，如刀郎乐队。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歌手赵鹏。

赵鹏是一个难得的男低音歌手，素有“低音炮”之称。他毕业于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后来与其他音乐人组成惊木堂乐队；近年来，音乐做得风生水起，广受关注。他的《殇》有如一曲警世恒言，自编的词曲好听的伴奏以及他优雅的演唱，低音厚重委婉，高音荡人心魄。他用音乐唤起人们对人类环境的关注，令人叹为观止。请听《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