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大饥荒说明了什么？

     余不洁

大跃进时期产生的大饥荒无疑是一场人祸，它和自然环境、水文气象的相关性很弱，从已公开的历史材料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相邻的两个自然条件相似的区域或者村庄，一个饿死了众多百姓，而另一个地方的百姓几乎全都保全了下来，原因就在于两个地方的主事者的不同。有时甚至出现和自然条件相反的情况，往往越是天下粮仓、鱼米之乡饿死的百姓反而越多，而一些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的灾难却轻。而这种情况，单单依靠统计资料很难分析清楚。

对于这场亘古未见的大灾难，关于它产生的原因、具体规模以及后果进行研究，当然是当代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由于官方至今限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的原始档案开放，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为了还原历史，国内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差异巨大的数字：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在1700万（西安交大 蒋正华）到 4020万（上海大学 金辉）之间。毫无疑问，除了某些基于政治风向的投机性“研究”外，任何一项通过严肃的研究得出的结论都值得尊重。

由于没有独立的统计机构，各级当权者为了私利伪造和修改统计数据，比如工农业的产品数量，当年大跃进以及文革期间公布的统计数字事实证明很多都是虚假不实的，有些数字今天看来都已经成为荒诞不经的笑料。但在当时，都是经过相关部门正式发布的。显然，越是关系到当权者地位和名誉的统计数字，越有可能造伪。所以，当年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特别是涉及到人口大规模死亡问题的统计资料尤其值得仔细斟酌。比较而言，一些亲历者和知情者在晚年摆脱了利益的羁绊，无论是基于当年正直、善良的初衷，还是为了能让自己在以后内心不再受煎熬，往往吐露实情。在官方没有彻底公开相关档案之前，这些知情人的回忆录所提供的资料的重要性是其他资料无法比拟的，也是任何研究结果都无法替代的。

这其中，廖伯康的回忆录披露了四川省人口减少近千万的事实；原安徽副省长张恺帆的回忆录告诉世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撰文披露信阳地区共饿死105万百姓。对于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没有更直接的原始材料公布之前，任何否定性的结论都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无视上述史料、毫无道理的否定亲历者提供的数字，只能让人们怀疑其研究的动机和价值。

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1909年10月11日-2002年9月3日）在其晚年亲自编写的年谱中，披露高层对大饥荒（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饿死人数曾经内部做过三次统计：“六三年四月统计为一千二百万人，六四年统计为一千七百七十万人，六五年第三次统计为二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人”。由此可见，即便高层在进行统计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统计了三次，每两次之间都相差五百多万！而第三次统计的数据距离真实情况恐怕还相差很远。

此外，通过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我们还可以比对和检验某些公开发表的数字。在大跃进期间，总后勤部主任邱会作受周恩来的委托去一些地方考察灾情。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列举了自己亲眼见到的三个例子，其中第一个例子是1960年广西横县：“躺在床上的县委书记见到邱会作时，伸出了四个手指头，意思是已经四天没有吃饭了。因为要保住该县‘卫星县’的荣誉，地委不准县委上报灾情。”一个县委书记都四天没有饭吃，饿得无法起床，当地百姓的情况可想而知。对此，横县志记载如下：一九六○年“春夏间……因缺粮饿死一千四百人（一九八九年版《横县志》第十六页）。查当地县志，当年该县人口533154，其中农业人口 475006。发生这样严重的灾难，一个五十多万人的县，只有一千四百人饿死，那么，在邱会作的回忆录和横县志两个文本当中，该让人相信哪一个？

至于某些责任者例如曾希圣、路宪文以及李井泉等人在内部会议上的检查，尽管有人当时痛哭流涕，承认了部分事实，但是，在死亡人数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都还是在尽量掩盖和回避，因此，他们提供的数字往往有折扣和埋伏，并不可轻信。比如曾希圣在检查中说：“七月石关会议（指1961年7月在岳西县石关召开的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各地汇报1960年的死人数字是二百二十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人，（在这里，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撰文点出要害：曾希圣不说非正常死人，而是笼统地说死人，死人有正常和非正常之分，石关会议各地汇报的是非正常死人数字）但是我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提了一些疑问……结果把原汇报的数字缩小为一百一十七万多人”；而信阳事件的祸首之一“路宪文对待其所犯错误和罪恶的态度是不够老实的，信阳地区死人问题，先后经中央、省委八次检查，仍未彻底地检查（摘自《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中共信阳地委》）”吴芝圃在61年检讨道：“估计从1959年10月到 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百万以上，单是信阳地区就占1百多万。”实际上，就在承认“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的同时，吴芝圃还在对死亡数字进行遮掩和搪塞，因为他仅仅提到1959年10月到 1960年11月这一段的情况。河南百姓因饥饿死亡的真实数字可能要大大超过此数，因为至迟在1959年初春河南便已经出现百姓的大规模死亡，也有资料记载，早在1958年11月河南就已经开始大量饿死百姓了。

李井泉秘书陈振寰的口述资料提供了当时关于从四川大规模外调粮食的内幕，告诉世人，四川大量饿死百姓中央是知情的，并且要承担责任。但是，他为李井泉的辩护却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他说：“李井泉调粮的错误，就是服从了中央的命令，你能说他是错误吗？有错误，前期对情况了解不够，调粮调的多了些，后期，这个责任不能归结到李井泉一个人。从全局来讲，他是有功劳的。在调粮这个问题上，李井泉不是错误，而是对中央有功的。有人说他是罪，我说不是罪，而是他的功。照顾了全局，牺牲了局部。”那么，既然是中央的命令，为什么还一再向中央隐瞒死亡人数，为什么中央还要经过再三调查才能获得真实数据。更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是由于执行中央的命令才造成这样空前的灾难，为何还去打击迫害向中央汇报真相的下级干部？明明知道自己治下的百姓已经在成百万地饿死，却以维护什么大局而狠心不顾，在这里不仅让人看不到党性，更看不到他们的人性。这样做居然还有功劳，听起来实在是令人发指。这样的说法，不仅是对人民的背叛，也是对当年他们自己“革命”初衷的背叛，不客气地讲，就是在封建王朝，这样的封疆大吏也会被归为逢君之恶、助纣为虐的奸佞。

考虑到中央集权和上下各地同构的现实，可以推断四川、安徽、河南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区别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底）邓小平从四川视察回来路过信阳，把信阳地委档案调出来看了一下，说各地都是这个调子、做法，信阳没什么特殊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害死信阳百万百姓的路宪文的这个记述，尽管有为自己辩护的意味，但也并不违背当时的真实情况。

信阳事件可谓是大跃进中最典型的事例，其中所暴露出的各级干部的权欲熏心、残忍、冷血令人发指。看看当年信阳百姓的老公祖王达夫（地委专员）的亲述吧：“由于饿死、打死人的地区广、时间长、程度严重，不少公社、大队村庄，死亡人数占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比例；特别是许多村庄和许多户，成庄成户的死绝，致使死人无人埋、人食人现象的发生，造成老者无儿女，壮者无夫妇，幼者无父母（王达夫 我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检讨）”。对于这场灾难，毛泽东认为它是“阶级斗争的最激烈的表现”，是“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则把这场灾难定义为人祸，无疑是“实至名归”。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有人反而把这样的灾难视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姑且先置马克思于不顾，那毛泽东会答应吗？实在无法明白，这样的说法到底是想为社会主义贴金还是在抹黑社会主义？

数以百万计的百姓在大量饿死，对于高层并不是什么秘密，一个无法辩驳事实的是，面对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高层不仅公开否认并且拒绝了国际上的援助，同时，还在继续大规模出口粮食以及支援世界革命。对于这样一场持续三年、甚至四年的惨绝人寰的灾难，用“探索”这样荒唐的字眼来搪塞是否过于轻浮了。毫无疑问，数千万百姓被饿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但是，不能因为它涉及政治问题，便可以曲学阿世。从“三年自然灾害”到“三年困难时期”，从 “浮肿病”到“营养性死亡”，半个多世纪了，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精英们还没有学会讲一句能让老百姓听得懂的人话？

不管这世道还存在着什么样的迷局，百姓们毕竟开始聪明了。人们明白，无论为了什么样的崇高目标，也不可以为所欲为、置数千万百姓的性命于不顾。不要说什么“大局”，就算是天堂降临，在数千万国人的尸骨面前也会黯然失色。不过，从“大局”到“探索”，到否认事实的存在，尽管显示有些人依然还很冷血、很无耻，然而这似乎还是一个进步，这毕竟显示一些人知道饿死数千万百姓不是一件可以轻易忽悠过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