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文化大革命，那当然是革文化的命，其灭文毁艺的罪恶罄竹难书。

    但话又说回来，毛泽东、江青他夫妇俩只不过把文艺划分了阶级，“不破不立”，他们摧毁的是封资修的文艺，促进的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这理论虽然荒诞无稽，但至少说明他们多少也做过一些促进文艺发展的事。

    比方说革命样板戏，让京剧和各地方剧种全国大普及。

    比方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锻炼了一大批能写会画，巧舌如簧的红卫兵小将。

    比方说开展群众文艺活动，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培养了无数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民间草根文艺人材。

    文革期间，江泽民在武汉一个研究所工作，上班没事做，造反派也好、保皇派也好，谁也不知道他将来会发迹，没人睬他，孤独寂寞的江泽民就静下心来拉了几年的二胡，据说拉得不错，后来他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还时常在来访的外宾面前摆出二胡来露一手，比四川省南部县县委书记何修礼拉的二胡强多了。

    江泽民拉二胡的时候，笔者尚年少，那时候学校早已停办了，百姓家中的藏书也都被抄光烧尽了，我无书可读，无业可就，没事就学着写毛笔字。家贫，没钱买纸和墨，我就用毛笔蘸水在黑漆板上写，也算下过一番苦功，虽然没有练成书法家，但咱这一辈子也算是能者多劳，无论走到那儿，无论在那个单位工作，要写春联，横幅，标语，招牌什么的，义不容辞就由我来干。

    笔者下乡当知青的时候，也拉过二胡，还吹过一阵子竹笛。那些年，生产队把乱葬岗上的坟窿刨平了，春夏种苕，秋冬种萝卜，到萝卜和苕成熟的时候，总有人偷，队长就派我去守夜，搭个观音合掌的棚子，我就睡在棚子里的稻草堆上，稻草下面是一层薄土，土下面是棺材，棺材板里头是死人的枯骨。夜晚，晧月当空，清风徐来，我坐在棚子里用竹笛吹《我是一个兵》，清脆嘹亮的笛声可以传出五里地，队长夸我：“你那笛子一吹，鬼都不敢上来，还有人敢来偷萝卜？”

    当然，笔者能用笛子吹《我是一个兵》，能写几个不算丑的字，这不是毛泽东、江青他夫妇俩的功劳，只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大陆社会有一股风气，就是学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