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小的时候，每天晚上睡前，我都要给他念一段中文书，既是亲子互动，于我也是一个学习的时间。有一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在儿子不同的年龄阶段，我给他大概念过两，三遍。这本书就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里面汇集了全球21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各自的领域回答由儿童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五花八门，看似浅显却可能意义重大，比如“我为什么活着？”，“妈妈和爸爸为什么必须上班?”，“为什么我忘记一些事情，而不忘记另一些事情?”，“我为什么会生病?”，“地球还会转动多久?”，“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1+1=2？”等等等等。其中，以色列政治家西蒙•佩雷斯的“什么是政治”一文，我一直记忆犹新。

-- 西蒙•佩雷斯，１９２３年出生于波兰，曾任以色列总理，担任过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多个内阁重要职务。1994年，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佩雷斯因奉行和平的中东政策，与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及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１９９７年他建立佩雷斯和平研究所，并从此完全献身于他的祖国以色列的和平进程。2008年就任以色列第9任总统，2014年7月届满，以９１岁高龄告别政坛。

什么是政治

西蒙•佩雷斯

先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提这个问题：如果政治不起作用，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历史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清楚而严肃的回答：如果什么时候人们不能够就他们的政治目标达成一致共识，那么什么时候就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他们不是用政治言论而是用武器进行战斗——为了土地，为了金钱和财富，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为了将来谁拥有支配权。人们能够为他们所喜欢的思想牺牲一切，既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完全能牺牲别人的、挡住他们去路的人的生命--如果没有人居间调解的话。居间调解是政治的最重要的任务，所以它不可以失败。

因为如果调解失败，那么这很快便涉及生与死，涉及战争与和平。由于错误的政治很快便能忽然变成一场灾难，所以我特别想奉行好的政治。此外，我之所以重视这一点，是因为在我的祖国以色列与我们的邻国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埃及，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关系中，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问题：我们奉行什么样的政治以避免战争？虽然战争只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的一种错误的政治的结果，但是，这样你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政治为什么重要：它应该促成建立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使之牢固到足以使有争执的问题也能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这样看来，在私人生活中也可能会有政治。所以在80年前，像著名的德国科学家马克斯•韦伯谈及“一个力求驾驭其丈夫的聪明女人的政治”。我们成年人知道，就是一桩婚姻都难以有一种完美的关系。所以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像，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政治要艰难得多：这是许多国家之间的政治，是几百万不同的人赖以生存的政治。这么多人的各种愿望当然难以协调一致起来。

所以在政治中总有不相同的意见互相碰撞。对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每一个政治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由于他完全是因为有某种想法才被选举出来任职的，而他的同事们却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所以他们之间一再有政治纷争。如果来自不同国度的政治家相聚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完全相异，那么情况就会变得特别复杂。不过他们也必须试图取得一个共同的结果。

尽管如此，政治还是常常失灵的，这并不奇怪。尤其是在中东，这里的一切无论怎样都比在你们德国那儿复杂。“为什么？”你会问。因为在这里，在我们居住的地方产生了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且它们在政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惜宗教就是这样的：它们几乎不容许任何妥协。每一种宗教都深信，它已经为人类的幸福找到了惟一正确的道路。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信仰开始之时，便是理智停止之日。而这在我们这里却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最需要的莫过于理智了。

我想，政治必须这样起作用——每一个人保持自己的特性、自己的信仰，也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依然与自己的邻居和睦相处。如果新的千年给予我们的期望从这里能够得到，那么历史将不再像现在经常发生的那样，不是用血腥的墨水写成，而是用和平条约的绿色墨水写成。为了可以签署尽可能多的和平条约，我们就需要许多好的政治家。

你会问：什么是一个好的政治家？这么说吧：他应该有教养，但尤其应该有好奇心。他不必是他那一个领域里的专家。譬如为了获得成功，一个司法部长不一定非得是个律师，一个教育部长不一定非得是教师。比这重要得多的是，他善于把聪明的、有才干的同事们组织到自己的工作班子中来。他独自拟定目标，并在最后他自己做出决定，但他不是独自一人进行准备，也不是独自一人执行决定。只有当他与那些给他出主意并为他作准备工作的聪明人合作时，他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家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

我们是全体人民的仆人、代言人、使者，在议会里，在政府里，面对别的民族和国家。我知道，我在描述这种责任时，我在说些什么——我已经在以色列政界工作了五十多年。然而每逢我回顾这段历史时，我总是清楚地知道，这几十年里的政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从前，权力还握在政治家的手中，今天它由群众自己掌握了。无论如何是握在大众传播媒体的手中了。在这期间，每一个进行政治协商的地方都装有扩音器。政治家们在大的会议厅里会面，并不是直接地交谈，而是用麦克风互相对话，电视摄像机把这一切都拍摄下来。就这样，渐渐地是由电视和新闻媒体在搞政治了。这样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我们比它们弱，所以需要更多的顾问和专家，以便我们在搞这种政治时能够有发言权。

虽然我们之中的某些人渐渐地学会了新的政治才干，但是有一点我们却不可以忽略：政治正在渐渐地失去影响力。我们只要看看联合国就知道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这听起来好听，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因为仔细一看，聚集在联合国里的国家主要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穷国。那么富国的代表呢?他们宁可自己呆在一起，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聚会。

所以谁也不会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看做是全世界的总统。如果说是什么总统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个地球上穷国的、受苦受难的人民的总统，而绝不是富国的总统。可惜情况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有一样东西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有决定权，那么这便是经济。各大企业集团用它们所做出的决断，规定了世界事务在什么框架内进行。在这方面，连联合国也比不上。

但是，即使政治的影响在消减，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政治。相反，它必须在穷国和富国居间调解；它必须设法使财富得以公正分配；它必须做出努力，总有一天让所有的人都得到同样的机会，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下，政治家们有多大的差异。在近二百年里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一位是法国人拿破仑；一位是印度人甘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拿破仑有惊人的统治才能，但是他首先是一名斗士，所以他会杀人。甘地跟他截然相反。他向世界证明了，人们能够不用暴力来达到重大的政治目标。比较一下这两个人，可以看出他们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原则——拿破仑代表战争和暴力，甘地代表和平。从长远来看，谁会更强烈地影响历史呢？当然是甘地，因为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人们不应该互相屠杀，而是应该以不使用暴力的方法来解决别人的困难。

所以，甘地这位伟大的和平政治家是我的榜样。如果我的孙儿们问我，他们自己如何才能成为和平政治家，我就会说：“永远睁大你们的眼睛。别被你们所看到的痛苦和灾难吓住了。你们必须使自己明了，大多数人都十分喜欢回忆往事：他们向后看，不是向前看。但是只有把目光投向未来，人们才能重新安排和改造世界。当然，你们不应该忘记过去，但是你们要有勇气希望得到点什么，你们可以想像这个世界，你们最希望世界成为什么样子。为此而经受一切艰难困苦也都是值得的。你们要永远忠于你们的理想，不要因失败和挫折而泄气，不要因绝望和恐惧而气馁。你们要永远像你们自己那样平凡，永远像你们的愿望那样伟大。”

最后我会劝我的孙儿们：“人们有权梦想，就像他们有权吃和喝。让你们的想像力驰骋起来吧，你们不久就会意识到，人们看到、觉察到你们了：‘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一个把目光投向未来的人！’

(笔录：纳奥米•布比斯)

令人叹息的是，佩雷斯告别政坛之际，他为之奉献一生的中东和平进程，仍匍行于漫长的隧道间，尚不见尽头处的光亮。

最近，网络上流传着一段由佩雷斯的孙女制作的幽默视频，卸任总统后的佩雷斯，想找一份新的工作。91岁的他，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智慧，但在现在的社会，他被认为缺乏工作经验，似乎一无是处。于是他当加油工，当安检员，在超市收银，去夜总会做脱口秀。呆萌的佩雷斯，在各个场合，将他的人生智慧与年轻人分享，诸如“和平是唯一的道路”，“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以及最后的宣言：

“你和你的事业一样伟大，和你的梦想一样年轻！”

Salute, Shimon Pe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