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提出者和践行者，邓小平曾先后两次明确讲过政治交代。一次是在他退休前4个月与中央其他领导谈话时，“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一次是在退休4年后，“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这一次的政治交代，围绕中国未来命运展开。对于香港问题，邓小平也不乏进一步的设想和交代——我们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从这一次中共处理香港“占中”运动的手法来看，确实比以往更加开放，也不负邓公的政治交代。“占中”失控伊始，西方舆论更愿意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将这场发生在香港街头的运动与“颜色革命”、“港版六四”关联起来。焦躁不安的港府则一时乱了阵脚，不仅言语层面上强硬以对，更是在行动上以暴力驱散集会市民，罕见地出动了极具镇压标志的催泪弹、胡椒喷雾等，这在香港甚为少见。但平心静气下比照而言，中央面对这一次可能冲淡国庆喜庆场面的运动，却并未延续一贯简单粗暴的做法。一方面，北京甫一开始就呈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即“一国两制”是底线不容挑战和突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在“三个自信”武装下的中共，不再惧怕学生，不再将示威游行视作洪水猛兽，所以相应地也就不再需要类似于“四•二六社论”来占据舆论制高点。

不论如何，如今香港正逐渐步入“后占中时代”。为长远计，北京除了弃简单粗暴的做法外，必须在顶层设计上下工夫，这也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题中应有之意。北京必须思考，“一国两制”深入的问题，也必须要思考，只要社会怨气还在，类似的情况就还时有发生，像在旺角的堵路障碍物清理不到半天，18日凌晨又遭民众集结占领，并冲击警方防线，所以双方都需要总结经验，北京治港思路更亟须规范化。

习李各司其职接连表态

首先是中共如何让“一国两制”走向规范化。可以说，占中运动从始至终，中共始终将自己约束在了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并未有显而易见的“越位”。如占中失控前，习近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时，多次强调“一国两制”对于中央和香港的重大意义。“办好香港的事情，关键是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基本法权威。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没有变，也不会变。”类似的表述，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得以重申，“不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符合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澳门长远利益。中央政府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部分示威者死守旺角

就在习会见香港访京团同一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澳门特首崔世安颁发任命令时亦强调，中央政府将继续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和基本法，不断开拓“一国两制”实践的新里程。德国访问时在回答记者提问有关香港事宜时李克强又再次重申，中国政府对港方针，没有也不会有变化。如果说习近平近期公开讲话只是提到了“一国两制”，那么李克强两次就香港问题的表态，既谈“一国两制”，也有原本就应该与之捆绑出现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则不失为一种有力补充，也表明北京在逐步让“一国两制”走向规范化的过程中，并没有避让“疑难杂症”，也无意于和稀泥，放手让“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迹象明显。而李克强的这次就香港问题的表态，打破了长期只言“一国两制”而避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禁区，政治风向标意味不容小觑。

与高层步调一致，中国外交部在香港各界要求梁振英下台的呼声不断高涨之际，被问到中央是否还信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时，发言人华春莹给出的回答是，“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不属于外交事务，建议问港澳办。”简单一句话，并非敷衍塞责，而是对香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充分尊重。

对港府来说，中央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至少可以放手一搏。倘若港府不作为、乱作为，北京则很难继续保持缄默。期间，一度有消息称习近平派副总理汪洋秘密南下处理香港事务，事后被证明不过是京城耳语，乌龙一场。随后又有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透露，因为港府处理手法简单粗暴，七常委紧急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要求梁振英转变应对策略——对示威者改用新策略，容许他们继续示威，直至失去舆论支持。其中更为重要的一条底线是不能开枪，在守好这一底线的基础上令公众因为占中带来不便而反对示威，迫使组织者中止运动。北京的这一举动至少在短期内起到了显著的效果，因为自此之后，态度强硬的港府“低了八度”，梁振英在会见记者时表示，警方防线只要不受冲击，会抱持最大忍让。但他也同时坦言，这种集结不能无限期持续下去，希望能够以港人守法、务实而平和的一贯方式，交流政改事宜。

全面噤声下的高层布局

其次是逐渐走向自信且意欲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共，不再惧怕学生，也不再将游行示威视为洪水猛兽而不分青红皂白以稳定压倒一切的手段应对之。“占中”失控伊始，北京采取了全面噤声的策略，不仅主流舆论场对发生在东方之珠的街头运动充耳不闻，而且社交平台也设置了严密的信息封锁链。彼时，外界一度揣测北京正在秘密布局治港事项，甚至有消息传出中央不排除取消“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但是随着国庆长假的到来，喉舌媒体开始密集报道，网络场域的信息封锁也得以有效纾缓。由此观之，早前的全面噤声，以及习近平在香港波涛汹涌时的冷眼静观，并非没有想好怎么做，而是希望让“一国两制”更加规范化的同时，借由不表态倒逼港府妥善处理内部事务。

也正是因为高层未明确表态，故而喉舌媒体的报道才显得凌乱而无主心骨。一方面，此次“占中”从开始到现在，《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并未刊发可比肩于“四·二六社论”规格的评论文章，当年刊发于党报头版核心位置的“四•二六社论”使用文革式的语言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造成对整个形势的严重误判，这一次，虽然“政治动乱”的字眼一度出现在党报海外版望海楼的一篇文章中，但因为属于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的言论，故而也并不能代表己方立场和观点，更不能当做是高层意旨的一种外溢。另一方面，从党报官媒连篇累牍刊发的评论文章来看，既有站稳法理制高点坚决拥护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普选决定的，也有以情致胜为香港主流民意喝彩的，也有抨击美国等一些敌对势力在推动占中扩大化上不遗余力的……笼而统之，立论庞杂繁冗，有些论调甚至多次叠加出现，官媒这种缺乏主心骨的“广撒网”，也恰恰说明了官方并未就香港事宜作出统一定性，这也给了香港政府充足的空间和自由度去放手处理。

从“六四”到占中，北京处理手法的变化有目共睹。比如在情况和信息掌握得不够准确的情况下，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理手法，而是把自己约束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当有军方好战派提议北京出动武警过境镇压时，官方也并未为之所动，而是静观其变。反倒是港府和香港警方反应过度，重拾大陆弃之不用的牙慧，导致占中一度滑向了本可以避免的深渊，爱国爱港随之成了一句空洞干瘪的口号。这也是港府连同梁振英不得不反思的地方。当然，对于大陆而言，在运动失控伊始采取全面噤声的做法，虽然可能是出于遏制谣言散播、避免舆情向不可控方向发展的初衷，但还是容易给人一种专制已成惯性、专制上瘾的感觉，此为一大败笔。

香港之于中国，始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何况当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位置被撼动后，当港人弱者心态在一次又一次的陆港冲突中暴露无遗时，这种特殊性更需要中共正视和优待。北京与香港的关系，始终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以此关系为基础，即便占中一度失控且引发了长达近20天的乱局，香港核心地段也不断有刺耳的反对声涌现，但是血浓于水的关系还是不会有任何改变。所以，对中央与港府来说，断然不应该是港府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说的那样，泛民在恐吓中央，而中央则越吓越坚定。或者如同陈佐洱说的那样，如果香港控制不了局面，中央会采取霹雳手段。因为没有哪个孩子会恐吓家长，充其量只是闹闹小脾气，刷刷存在感；也没有哪个家长会以霹雳手段对待自己的孩子，充其量只是恨铁不成钢，哀其不幸怒其太争。发生在香港的这场正在渐次平息的运动，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既然剑已出鞘，不妨各自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种妥协策略，从始至终都是化解危机的最优选项。可惜，妥协要么来得太晚，要么远远不够。对社会运动一方，对公权力一方，概莫能外。

经过几轮情势逆转，香港占中开始再次走入低谷，进入后占中时代，然中共的反思却不能就此随之偃旗息鼓。时下，摆在中共面前的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次走上街头的抗命运动不是区区几万人，而是几十万人或是几百万人，那么中央是否还会坦然面对？是否还会坚定自己的立场，不将示威游行当做洪水猛兽？发生在香港的这场占中运动，好比一场公民抗命的预演，暴露出一些街头运动规律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中共提早谋定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大局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如何早谋早定？中央守好底线，将己方规范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只是很小的一步，对于香港问题，始终是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所以接下来要做的，既有来自顶层设计的定方针，以法治的精神让香港问题规范化，也需要中央做好明确的切割和定性，也即哪些问题属于香港“内部矛盾”，属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范畴，哪些是需要中共插手参与的。做好清晰的定性，且通过这各种渠道让这种定性深入港人之心，那么或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中央过度干预香港事务”的情况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