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國兩制”政治構想的提出者和踐行者，鄧小平曾先後兩次明確講過政治交代。一次是在他退休前4個月與中央其他領導談話時，“我請你們把我的話帶給將要在新的領導機構裡面工作的每一個同志。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一次是在退休4年後，“實際上，這是個政治交代的東西。”這一次的政治交代，圍繞中國未來命運展開。對於香港問題，鄧小平也不乏進一步的設想和交代——我們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

從這一次中共處理香港“占中”運動的手法來看，確實比以往更加開放，也不負鄧公的政治交代。“占中”失控伊始，西方輿論更願意帶着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將這場發生在香港街頭的運動與“顏色革命”、“港版六四”關聯起來。焦躁不安的港府則一時亂了陣腳，不僅言語層面上強硬以對，更是在行動上以暴力驅散集會市民，罕見地出動了極具鎮壓標誌的催淚彈、胡椒噴霧等，這在香港甚為少見。但平心靜氣下比照而言，中央面對這一次可能沖淡國慶喜慶場面的運動，卻並未延續一貫簡單粗暴的做法。一方面，北京甫一開始就呈明了自己的立場和態度，即“一國兩制”是底線不容挑戰和突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從來都不是一句空話；另一方面，在“三個自信”武裝下的中共，不再懼怕學生，不再將示威遊行視作洪水猛獸，所以相應地也就不再需要類似於“四•二六社論”來占據輿論制高點。

不論如何，如今香港正逐漸步入“後占中時代”。為長遠計，北京除了棄簡單粗暴的做法外，必須在頂層設計上下工夫，這也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題中應有之意。北京必須思考，“一國兩制”深入的問題，也必須要思考，只要社會怨氣還在，類似的情況就還時有發生，像在旺角的堵路障礙物清理不到半天，18日凌晨又遭民眾集結占領，並衝擊警方防線，所以雙方都需要總結經驗，北京治港思路更亟須規範化。

習李各司其職接連表態

首先是中共如何讓“一國兩制”走向規範化。可以說，占中運動從始至終，中共始終將自己約束在了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框架內，並未有顯而易見的“越位”。如占中失控前，習近平在會見香港工商界專業界訪京團時，多次強調“一國兩制”對於中央和香港的重大意義。“辦好香港的事情，關鍵是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基本法權威。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沒有變，也不會變。”類似的表述，習近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招待會上的講話中得以重申，“不斷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符合國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澳門長遠利益。中央政府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

部分示威者死守旺角

就在習會見香港訪京團同一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向澳門特首崔世安頒發任命令時亦強調，中央政府將繼續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和基本法，不斷開拓“一國兩制”實踐的新里程。德國訪問時在回答記者提問有關香港事宜時李克強又再次重申，中國政府對港方針，沒有也不會有變化。如果說習近平近期公開講話只是提到了“一國兩制”，那麼李克強兩次就香港問題的表態，既談“一國兩制”，也有原本就應該與之捆綁出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則不失為一種有力補充，也表明北京在逐步讓“一國兩制”走向規範化的過程中，並沒有避讓“疑難雜症”，也無意於和稀泥，放手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跡象明顯。而李克強的這次就香港問題的表態，打破了長期只言“一國兩制”而避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禁區，政治風向標意味不容小覷。

與高層步調一致，中國外交部在香港各界要求梁振英下台的呼聲不斷高漲之際，被問到中央是否還信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時，發言人華春瑩給出的回答是，“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不屬於外交事務，建議問港澳辦。”簡單一句話，並非敷衍塞責，而是對香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充分尊重。

對港府來說，中央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至少可以放手一搏。倘若港府不作為、亂作為，北京則很難繼續保持緘默。期間，一度有消息稱習近平派副總理汪洋秘密南下處理香港事務，事後被證明不過是京城耳語，烏龍一場。隨後又有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透露，因為港府處理手法簡單粗暴，七常委緊急召開了一次內部會議，要求梁振英轉變應對策略——對示威者改用新策略，容許他們繼續示威，直至失去輿論支持。其中更為重要的一條底線是不能開槍，在守好這一底線的基礎上令公眾因為占中帶來不便而反對示威，迫使組織者中止運動。北京的這一舉動至少在短期內起到了顯著的效果，因為自此之後，態度強硬的港府“低了八度”，梁振英在會見記者時表示，警方防線只要不受衝擊，會抱持最大忍讓。但他也同時坦言，這種集結不能無限期持續下去，希望能夠以港人守法、務實而平和的一貫方式，交流政改事宜。

全面噤聲下的高層布局

其次是逐漸走向自信且意欲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共，不再懼怕學生，也不再將遊行示威視為洪水猛獸而不分青紅皂白以穩定壓倒一切的手段應對之。“占中”失控伊始，北京採取了全面噤聲的策略，不僅主流輿論場對發生在東方之珠的街頭運動充耳不聞，而且社交平台也設置了嚴密的信息封鎖鏈。彼時，外界一度揣測北京正在秘密布局治港事項，甚至有消息傳出中央不排除取消“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但是隨着國慶長假的到來，喉舌媒體開始密集報道，網絡場域的信息封鎖也得以有效紓緩。由此觀之，早前的全面噤聲，以及習近平在香港波濤洶湧時的冷眼靜觀，並非沒有想好怎麼做，而是希望讓“一國兩制”更加規範化的同時，藉由不表態倒逼港府妥善處理內部事務。

也正是因為高層未明確表態，故而喉舌媒體的報道才顯得凌亂而無主心骨。一方面，此次“占中”從開始到現在，《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並未刊發可比肩於“四·二六社論”規格的評論文章，當年刊發於黨報頭版核心位置的“四•二六社論”使用文革式的語言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造成對整個形勢的嚴重誤判，這一次，雖然“政治動亂”的字眼一度出現在黨報海外版望海樓的一篇文章中，但因為屬於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的言論，故而也並不能代表己方立場和觀點，更不能當做是高層意旨的一種外溢。另一方面，從黨報官媒連篇累牘刊發的評論文章來看，既有站穩法理制高點堅決擁護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普選決定的，也有以情致勝為香港主流民意喝彩的，也有抨擊美國等一些敵對勢力在推動占中擴大化上不遺餘力的……籠而統之，立論龐雜繁冗，有些論調甚至多次疊加出現，官媒這種缺乏主心骨的“廣撒網”，也恰恰說明了官方並未就香港事宜作出統一定性，這也給了香港政府充足的空間和自由度去放手處理。

從“六四”到占中，北京處理手法的變化有目共睹。比如在情況和信息掌握得不夠準確的情況下，沒有採取簡單粗暴的處理手法，而是把自己約束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框架內。當有軍方好戰派提議北京出動武警過境鎮壓時，官方也並未為之所動，而是靜觀其變。反倒是港府和香港警方反應過度，重拾大陸棄之不用的牙慧，導致占中一度滑向了本可以避免的深淵，愛國愛港隨之成了一句空洞乾癟的口號。這也是港府連同梁振英不得不反思的地方。當然，對於大陸而言，在運動失控伊始採取全面噤聲的做法，雖然可能是出於遏制謠言散播、避免輿情向不可控方向發展的初衷，但還是容易給人一種專制已成慣性、專制上癮的感覺，此為一大敗筆。

香港之於中國，始終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何況當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位置被撼動後，當港人弱者心態在一次又一次的陸港衝突中暴露無遺時，這種特殊性更需要中共正視和優待。北京與香港的關係，始終是“父母”與“孩子”的關係。以此關係為基礎，即便占中一度失控且引發了長達近20天的亂局，香港核心地段也不斷有刺耳的反對聲湧現，但是血濃於水的關係還是不會有任何改變。所以，對中央與港府來說，斷然不應該是港府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說的那樣，泛民在恐嚇中央，而中央則越嚇越堅定。或者如同陳佐洱說的那樣，如果香港控制不了局面，中央會採取霹靂手段。因為沒有哪個孩子會恐嚇家長，充其量只是鬧鬧小脾氣，刷刷存在感；也沒有哪個家長會以霹靂手段對待自己的孩子，充其量只是恨鐵不成鋼，哀其不幸怒其太爭。發生在香港的這場正在漸次平息的運動，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既然劍已出鞘，不妨各自退一步海闊天空。這種妥協策略，從始至終都是化解危機的最優選項。可惜，妥協要麼來得太晚，要麼遠遠不夠。對社會運動一方，對公權力一方，概莫能外。

經過幾輪情勢逆轉，香港占中開始再次走入低谷，進入後占中時代，然中共的反思卻不能就此隨之偃旗息鼓。時下，擺在中共面前的不得不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如果這次走上街頭的抗命運動不是區區幾萬人，而是幾十萬人或是幾百萬人，那麼中央是否還會坦然面對？是否還會堅定自己的立場，不將示威遊行當做洪水猛獸？發生在香港的這場占中運動，好比一場公民抗命的預演，暴露出一些街頭運動規律的同時，也無時無刻不再提醒着中共提早謀定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大局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如何早謀早定？中央守好底線，將己方規範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框架內只是很小的一步，對於香港問題，始終是一個頂層設計的問題。所以接下來要做的，既有來自頂層設計的定方針，以法治的精神讓香港問題規範化，也需要中央做好明確的切割和定性，也即哪些問題屬於香港“內部矛盾”，屬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範疇，哪些是需要中共插手參與的。做好清晰的定性，且通過這各種渠道讓這種定性深入港人之心，那麼或將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中央過度干預香港事務”的情況再度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