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死结，要解开这个死结，就必须各自退让一步。民主如果不就其教义，而就其现实运作而言，核心就在于妥协，争议的双方寻求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点”，达成妥协，成为实施民主的起点，以后再一步一步扩大民主的范畴。这虽然不是很理想，但至少是一个开头。有了开头，就有将来继续前进的基础。

香港占中抗议

“占中”到目前的局面，可能是各方都不乐于看到、也没有料到的。虽然之前“占中”三子、学联和香港泛民已就这场运动做了很多规划和沙盘推演，但现实永远比想象复杂和精彩，一个小小的意外就可以打乱原先部署好的一切。港府和北京中央政府虽然为“占中”准备了各种预案，但演变成目前这个样子，也是始料未及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方面和“占中”方面都误判了对方。

从北京来看，它以为香港市民重实利，不会为了“民主”这种虚的东西持久抗争，再加上香港回归十几年了，陆港两地联系日益密切，一旦全国人大作出关于香港普选的决定，也只会有部分市民和学生抗争一下。因此，北京方面是完全按照内地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占中”和香港市民的，把香港当作一个和内地城市来处理。没有认识到，香港与内地截然不同，是在完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由英国文化塑造出的一个异类。英国对香港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在把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大都市时，也彻底地改造这个城市和它的市民，香港拥有比内地多得多的自由、法治和公民文化。尤其是后者，是内地绝大多数民众所欠缺的。

但香港人虽重实利，却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公共事务、公德和公益的关注与积极参与。比如，每年6月初在维多利亚公园对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活动，在香港是一件大事，但在内地，则只有很少人关心。这当然与内地过去残酷的政治运动和无情打压有关，它使得民众只关心自己的私事，若与己无关，则只作看客，甚至即使与己有关，也希望别人出头，自己最多成为一个跟随者。但多数香港市民不是这样，他们没有内地残酷的政治环境下的生存经验，也不会体会到内地人对于政治萎靡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公共情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滋生的，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成为社会公民，关心公共事务和社会福祉，参与公共生活，遇见不平要抗争，这种成熟的公民文化是内地没有的。

然而北京对此没有很好的认知，以为两地虽然制度不同，但有着相同的文化血脉，遂用管制内地人的那套手段和办法来看待香港人。

北京对香港的另一误判，是用施舍的方式来对待香港人对民主的追求。白皮书所说的中央给予香港多少自治权，香港就有多少自治权，这话并没有错。但这并不等于中央就应该用一种施舍的姿态来给予香港权力。在中央已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权的情况下，当香港人有能力实行民主时，北京理应加以鼓励，而不是设置障碍。在这里，不能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没有给予香港民主做挡箭牌。港英政府没有给香港人民主权利，当然是不对的，北京收回香港，理应对这种做法予以纠正，而不是错上加错。

再说，如果总是以过去的标准来要求现在，社会就不会有进步了。香港也不是一回归就提出普选行政长官的要求，而是在回归15年后才有了这种行动。从香港市民的角度来看，民主意味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利，它是内生的，而不是靠谁赋予的。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要求和过程，并非强北京所难。但北京出于家长心态，强调民主只能由中央赋予，不能索取，否则就犯忌。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对民主的理解有差异，导致事态越发不可收拾。

北京对香港的第三个误判，是把香港描述成国外反华势力推行颜色革命、颠覆内地制度的基地。在北京看来，国外反华势力总是“亡我之心不死”，总要找各种茬和中国过意不去。北京对内地严防死守，但担心反华势力通过开放的香港渗透到内地，“祸港乱中”。

这种自己鼓噪起来的反华思维，实际上是一直没有彻底消失的阶级斗争的翻版。在这种斗争哲学看来，凡不合我意的要求，哪怕在旁人看来十分正常和正当，也可定是受到了旁人幕后指使，怀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尤其前些年香港50万人大游行迫使《23条》立法搁置后，北京更怀疑香港民主派事事与北京过不去，现在的“占中”则进一步坐实了香港反对派同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的看法。既如此，怎么能放开普选，万一香港市民真选出一个反共反中的特首，那香港还是中国的香港吗？所以，北京对香港反对派的不放心，实质是对香港市民的不放心，对香港市民的不放心。

不过，北京固然低估了香港的公民文化，轻视“占中”运动所体现的公民抗命决心，但误判并非仅北京一方。“占中”发起者、参与者以及泛民来说，也对北京存在误判。

误判之一，是没有认识北京政权的本质，从一开始就低估了北京的决心，以为在持续的公民抗命下，北京会让步甚至会屈服。

误判之二，是香港“占中”者和泛民没有从北京的立场去看待香港普选问题，把香港普选仅看成香港事务。在北京看来，香港普选决非香港一地之事，而是国家大事，需要从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来统筹考量。北京担心，一旦允许香港普选，可能会刺激内地兴起一波争民权的社会运动。内地人会从香港市民的抗争中看到，只要抗争时间足够长、规模足够大，中央就会妥协。何况，在“阿拉伯之春”时，内地确也出现过短暂的“茉莉花行动”予以响应。这都会让北京警惕香港“占中”带给内地的蝴蝶效应。人大否决香港民主派提出的普选方案，恰是出于这点考虑。

误判之三，是“占中”者和民主派没有认识到，北京把对特首的任命权看作是一项体现国家主权的事情，而非仅仅像前者认为的那样，是属于香港内部事务的单纯治权问题。从北京看来，中央政府对香港管得很少，能够体现主权的所谓外交和国防对香港而言基本处于休眠状态，派不上用场。而根据基本法规定，立法权和终审权都不在北京，北京能够施加影响的，就是特首的任命，以及在一些涉及内地的事务上的具体政策安排，比如自由行、“双非”孕妇等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北京常常采取对香港让利的立场。这使得北京和大部分内地民众认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只是纸面上的，能够抓住的，也只剩对特首的任命了，而它是主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占中”者和泛民对北京的误判，导致他们在争取普选的过程中，在策略上出现了失误。首先是目标过于分散，将普选与为2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内地民主化等在北京看来非常忌讳的问题杂糅在一起，这无疑会使北京怀疑香港民主派争普选的用心，对泛民产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北京曾邀请泛民北上咨询政改方案，但一些泛民对北京方面说了刺激的话，还有泛民携带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旗子，被北京拒绝入关。这只会引起北京的不快，完全没必要。

其次，“占中”发起者要求人大撤销“决定”并道歉、梁振英下台，在北京看来也是不可接受的。人大若一遇抗议就撤销“决议”，那北京以后还有什么权威可言？提出不可接受的目标和要求，会让北京认为“占中”者要挟中央政府，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此外，运动发展到现在，“占中”者迟迟不撤离香港的主干道，进一步强化了北京对“占中”者和泛民的成见。

现在双方都不退让，陷入僵局，后果殊难预料。北京目前的策略是，静观其变，同时提高舆论批判的声调，并利用“占中”日久给市民生活带来的不便和损害，鼓动市民反“占中”。《人民日报》现在已公开把矛头对准西方，指责这是港版颜色革命，目的就是要颠覆现政权、唯西方马首是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将“占中”定性为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这都是在为以后可能的武力清场做铺垫。

但北京目前对“占中”的强硬用语，主要还不是说给香港听的，而是说给内地民众听的，为武力清场赢取内地民众支持。在这一轮舆论战中，就对内地民众的影响而言，应该说北京已经打赢了。北京已经成功将一场本来是争民主的公民抗命运动，置换成“反中乱港”，对抗中央政府的非法活动，这使得多数内地民众，包括一些赞同民主者，也开始对“占中”持否定态度。

事情最后会演化到哪一步，无法预料，但北京在APEC会议召开前，应会尽量保持克制，因为它显然不想让“占中”成为话题，令自己难堪。不过，在APEC会议后，若“占中”者还不撤离，北京有可能以恢复秩序与法律的名义武力清场。只要清场时不出现流血事件，国际社会的反应就不会太激烈。就算出现了流血事件，但只要内地民众支持，它也无惧外界制裁。但对香港民主来说，这一拖就不知将拖到何时，未来还需从头再来。

事态至此，双方必须在无解中找出解来，首先是各自都退让一步。“占中”者不妨先从街头撤走。他们的这场公民抗命已经展现出追求民主的道德正义，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相信北京通过这一回较量，也认识到了香港市民的意志。考虑到“占中”本身在程序上也是违法的，它越是旷日持久，道义优势就越会流失。

北京方面，则应当同意在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里划出一定比例，例如拿出三分之一的名额，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选举。虽然最后选上的特首一定还是北京属意的人选，但事实也扩大了民主的范围。从长期来看，则很有必要修改《基本法》，重新界定中央与香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