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發展到現在，已經成了一個死結，要解開這個死結，就必須各自退讓一步。民主如果不就其教義，而就其現實運作而言，核心就在於妥協，爭議的雙方尋求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點”，達成妥協，成為實施民主的起點，以後再一步一步擴大民主的範疇。這雖然不是很理想，但至少是一個開頭。有了開頭，就有將來繼續前進的基礎。

香港占中抗議

“占中”到目前的局面，可能是各方都不樂於看到、也沒有料到的。雖然之前“占中”三子、學聯和香港泛民已就這場運動做了很多規劃和沙盤推演，但現實永遠比想象複雜和精彩，一個小小的意外就可以打亂原先部署好的一切。港府和北京中央政府雖然為“占中”準備了各種預案，但演變成目前這個樣子，也是始料未及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方面和“占中”方面都誤判了對方。

從北京來看，它以為香港市民重實利，不會為了“民主”這種虛的東西持久抗爭，再加上香港回歸十幾年了，陸港兩地聯繫日益密切，一旦全國人大作出關於香港普選的決定，也只會有部分市民和學生抗爭一下。因此，北京方面是完全按照內地的思維模式來看待“占中”和香港市民的，把香港當作一個和內地城市來處理。沒有認識到，香港與內地截然不同，是在完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是由英國文化塑造出的一個異類。英國對香港150多年的殖民統治，在把香港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大都市時，也徹底地改造這個城市和它的市民，香港擁有比內地多得多的自由、法治和公民文化。尤其是後者，是內地絕大多數民眾所欠缺的。

但香港人雖重實利，卻絲毫不影響他們對公共事務、公德和公益的關注與積極參與。比如，每年6月初在維多利亞公園對天安門事件的紀念活動，在香港是一件大事，但在內地，則只有很少人關心。這當然與內地過去殘酷的政治運動和無情打壓有關，它使得民眾只關心自己的私事，若與己無關，則只作看客，甚至即使與己有關，也希望別人出頭，自己最多成為一個跟隨者。但多數香港市民不是這樣，他們沒有內地殘酷的政治環境下的生存經驗，也不會體會到內地人對於政治萎靡的精神狀態。他們的公共情懷是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自然滋生的，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成為社會公民，關心公共事務和社會福祉，參與公共生活，遇見不平要抗爭，這種成熟的公民文化是內地沒有的。

然而北京對此沒有很好的認知，以為兩地雖然制度不同，但有着相同的文化血脈，遂用管制內地人的那套手段和辦法來看待香港人。

北京對香港的另一誤判，是用施捨的方式來對待香港人對民主的追求。白皮書所說的中央給予香港多少自治權，香港就有多少自治權，這話並沒有錯。但這並不等於中央就應該用一種施捨的姿態來給予香港權力。在中央已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情況下，當香港人有能力實行民主時，北京理應加以鼓勵，而不是設置障礙。在這裡，不能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沒有給予香港民主做擋箭牌。港英政府沒有給香港人民主權利，當然是不對的，北京收回香港，理應對這種做法予以糾正，而不是錯上加錯。

再說，如果總是以過去的標準來要求現在，社會就不會有進步了。香港也不是一回歸就提出普選行政長官的要求，而是在回歸15年後才有了這種行動。從香港市民的角度來看，民主意味着一種實實在在的政治權利，它是內生的，而不是靠誰賦予的。所以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自然的要求和過程，並非強北京所難。但北京出於家長心態，強調民主只能由中央賦予，不能索取，否則就犯忌。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對民主的理解有差異，導致事態越發不可收拾。

北京對香港的第三個誤判，是把香港描述成國外反華勢力推行顏色革命、顛覆內地制度的基地。在北京看來，國外反華勢力總是“亡我之心不死”，總要找各種茬和中國過意不去。北京對內地嚴防死守，但擔心反華勢力通過開放的香港滲透到內地，“禍港亂中”。

這種自己鼓譟起來的反華思維，實際上是一直沒有徹底消失的階級鬥爭的翻版。在這種鬥爭哲學看來，凡不合我意的要求，哪怕在旁人看來十分正常和正當，也可定是受到了旁人幕後指使，懷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尤其前些年香港50萬人大遊行迫使《23條》立法擱置後，北京更懷疑香港民主派事事與北京過不去，現在的“占中”則進一步坐實了香港反對派同國外反華勢力相勾結的看法。既如此，怎麼能放開普選，萬一香港市民真選出一個反共反中的特首，那香港還是中國的香港嗎？所以，北京對香港反對派的不放心，實質是對香港市民的不放心，對香港市民的不放心。

不過，北京固然低估了香港的公民文化，輕視“占中”運動所體現的公民抗命決心，但誤判並非僅北京一方。“占中”發起者、參與者以及泛民來說，也對北京存在誤判。

誤判之一，是沒有認識北京政權的本質，從一開始就低估了北京的決心，以為在持續的公民抗命下，北京會讓步甚至會屈服。

誤判之二，是香港“占中”者和泛民沒有從北京的立場去看待香港普選問題，把香港普選僅看成香港事務。在北京看來，香港普選決非香港一地之事，而是國家大事，需要從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來統籌考量。北京擔心，一旦允許香港普選，可能會刺激內地興起一波爭民權的社會運動。內地人會從香港市民的抗爭中看到，只要抗爭時間足夠長、規模足夠大，中央就會妥協。何況，在“阿拉伯之春”時，內地確也出現過短暫的“茉莉花行動”予以響應。這都會讓北京警惕香港“占中”帶給內地的蝴蝶效應。人大否決香港民主派提出的普選方案，恰是出於這點考慮。

誤判之三，是“占中”者和民主派沒有認識到，北京把對特首的任命權看作是一項體現國家主權的事情，而非僅僅像前者認為的那樣，是屬於香港內部事務的單純治權問題。從北京看來，中央政府對香港管得很少，能夠體現主權的所謂外交和國防對香港而言基本處於休眠狀態，派不上用場。而根據基本法規定，立法權和終審權都不在北京，北京能夠施加影響的，就是特首的任命，以及在一些涉及內地的事務上的具體政策安排，比如自由行、“雙非”孕婦等問題。而在這些問題上，北京常常採取對香港讓利的立場。這使得北京和大部分內地民眾認為，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只是紙面上的，能夠抓住的，也只剩對特首的任命了，而它是主權的一個組成部分。

“占中”者和泛民對北京的誤判，導致他們在爭取普選的過程中，在策略上出現了失誤。首先是目標過於分散，將普選與為25年前的天安門事件平反、內地民主化等在北京看來非常忌諱的問題雜糅在一起，這無疑會使北京懷疑香港民主派爭普選的用心，對泛民產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北京曾邀請泛民北上諮詢政改方案，但一些泛民對北京方面說了刺激的話，還有泛民攜帶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旗子，被北京拒絕入關。這只會引起北京的不快，完全沒必要。

其次，“占中”發起者要求人大撤銷“決定”並道歉、梁振英下台，在北京看來也是不可接受的。人大若一遇抗議就撤銷“決議”，那北京以後還有什麼權威可言？提出不可接受的目標和要求，會讓北京認為“占中”者要挾中央政府，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此外，運動發展到現在，“占中”者遲遲不撤離香港的主幹道，進一步強化了北京對“占中”者和泛民的成見。

現在雙方都不退讓，陷入僵局，後果殊難預料。北京目前的策略是，靜觀其變，同時提高輿論批判的聲調，並利用“占中”日久給市民生活帶來的不便和損害，鼓動市民反“占中”。《人民日報》現在已公開把矛頭對準西方，指責這是港版顏色革命，目的就是要顛覆現政權、唯西方馬首是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將“占中”定性為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這都是在為以後可能的武力清場做鋪墊。

但北京目前對“占中”的強硬用語，主要還不是說給香港聽的，而是說給內地民眾聽的，為武力清場贏取內地民眾支持。在這一輪輿論戰中，就對內地民眾的影響而言，應該說北京已經打贏了。北京已經成功將一場本來是爭民主的公民抗命運動，置換成“反中亂港”，對抗中央政府的非法活動，這使得多數內地民眾，包括一些贊同民主者，也開始對“占中”持否定態度。

事情最後會演化到哪一步，無法預料，但北京在APEC會議召開前，應會儘量保持克制，因為它顯然不想讓“占中”成為話題，令自己難堪。不過，在APEC會議後，若“占中”者還不撤離，北京有可能以恢復秩序與法律的名義武力清場。只要清場時不出現流血事件，國際社會的反應就不會太激烈。就算出現了流血事件，但只要內地民眾支持，它也無懼外界制裁。但對香港民主來說，這一拖就不知將拖到何時，未來還需從頭再來。

事態至此，雙方必須在無解中找出解來，首先是各自都退讓一步。“占中”者不妨先從街頭撤走。他們的這場公民抗命已經展現出追求民主的道德正義，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相信北京通過這一回較量，也認識到了香港市民的意志。考慮到“占中”本身在程序上也是違法的，它越是曠日持久，道義優勢就越會流失。

北京方面，則應當同意在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裡劃出一定比例，例如拿出三分之一的名額，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舉。雖然最後選上的特首一定還是北京屬意的人選，但事實也擴大了民主的範圍。從長期來看，則很有必要修改《基本法》，重新界定中央與香港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