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势浩大的香港“占中”运动进入尾声，有关“占中”是香港版“颜色革命”的说法反而开始成为国内某些民粹主义媒体和部分官员的惯用热词。2014年10月14日，前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在北京会见传媒时表示，“占中”行动是港版颜色革命，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最近也对“占中”做了如此定性。颇为蹊跷的是，早在“占中”爆发之初，就已经有西方媒体将“占中”演绎为“雨伞革命”，当时官媒政客还为之愤怒，痛批西方媒体将“占中”定性为“革命”，认为西媒居心不良，撩拨香港人心，激化陆港矛盾。然而，才短短十几天工夫，“占中”运动还未完全平息，包括陈佐洱、张晓明等在内的重要官员智囊和部分媒体就被西媒“攻陷”，遭西方“敌对势力”同化，开始和着西媒定性的“革命”基调起舞，导致本来趋于缓和的香港局势突然升级，这实在是充满了吊诡和讽刺。也许他们以为将“占中”定义为“港版颜色革命”便可以撇清责任，为自己的无能找台阶下。可是，一旦香港发生“颜色革命”，则更是他们失职的体现。

事实上，香港之所以从曾经的国际商业化大都市演化成今天高度泛政治化的城市，香港社会在贫富分化和经济民生凋敝的困境下之所以不断撕裂，“占中”运动之所以爆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在于像张晓明和陈佐洱这样的治港官员和所谓“智囊”。是他们的官僚主义和太上皇心态，是他们对香港政治社会的误判，是他们对香港的肤浅的认识，一步步地将香港推向了今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本来最应检讨反思之人，却无视过错，继续发表着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这种火上浇油的做法，只会让更多港人愤怒，使局势更加复杂，这怎么能是关心香港前途的理性中人和中央政府所乐意看到的呢？看来，恢复及坚持理性不仅是对香港社会的要求，也是对内地官员与涉港机构的要求。

“占中”是香港年轻人为争取2017年特首普选所发起的一场学生运动，因为学生们的自制和冷静，特别是后期愿意和港府透过谈判解决问题，已经被激进派等定义为“左胶”。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的网络用语中，“左胶”指的是抱持左倾思想，行为“不讲理”的人。他们往往推崇切格瓦拉等社会主义代表性人物，认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建立的理想社会，方可体现出平等公义及人类的终极幸福。试问这样一批人，又怎么会拥抱西方式的“革命”并试图暴力夺权呢？纵观这场占中运动，过程中固然存在失控的情况，但总体上井然有序，也体现了港人的高素质。假若连如此温和的社会运动都要无端被扣上“革命”的帽子，不禁令人怀疑像张晓明和陈佐洱这样经验丰富的治港官员是否真的清楚到底什么是“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高级官员的他们是否真的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对于“革命”的详细解释？况且，“占中”之所以存在失控情况，除了学生们年轻、缺乏经验、容易被利用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梁振英的催泪弹起了激发民怨的坏作用，以及某些中方官员与社团暗中搞鬼，策划某些“反占中”力量造成两派对立，以至于局势到现在还未彻底平息。殊不知，学联一再强调“占中”不是革命，接二连三提出撤场。同时，绝大多数港人也不愿看到因为“占中”导致两败俱伤，而这真正说明“占中”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场“革命”。然而，一些官员基于自己的利益欺上瞒下，对于学联所释放出的诚意视而不见，将一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运动歪曲为“颜色革命”，导致事态一直得不到有效缓解，这种畸形的政治斗争心态实属不智。

学生们发起“占中”，具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尽管香港经济、民生的凋敝与贫富差距、普选方案和政改决议不能反映香港政治版图变动已经让学生们感到没有自由呼吸的政治空间，但是学生们也从来就没有想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对抗港府或中央，只是后来因为警方施放催泪弹才导致事态突然升级，抗议者用雨伞遮挡，才被西媒哗众取宠般称之为“雨伞革命”。学生在集会期间既没有抢店砸窗，也没有烧车打人，他们愿意对话，愿意让出通道，甚至自己清理垃圾。而作为中央政府管治香港的重量级官员和重要智囊，怎么就这样随波逐浪，堕入西方陷阱，以西人意识形态化的“革命”观点为“占中”定性呢？难道这些官员媒体，也如当初他们抨击的西方媒体那样居心不良，撩拨香港人心，激化陆港矛盾吗？更进一步说，难道他们内心希望香港发生“颜色革命”吗？如果不希望，那为何抱着斗争思维不放？是否在给自身治港的失误寻找借口？

不久前，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发表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声称国内外的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到处都是故纸堆中的斗争思维，与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与发展”的国内外趋势、“和谐社会”、“第五个现代化”严重不符。如今，将港人的社会运动扣上“颜色革命”的帽子，无疑是陈腐斗争思维的延续，只会加重更多人的不安。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习近平在庆祝政协会议成立65周年上所提出的“有事好商量”，更不可能不知道当下中国更多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对矛盾，可是依旧抛出滑稽不堪的“颜色革命”，实在匪夷所思。

或许这些人认为自己的言行是“忠心护主”，将会获得中央的嘉许，甚至还有人将他们的观点与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访俄时对香港局势的表态相联系。其实不然，这种做法是对汪洋本意的严重曲解。10月11日，汪洋在俄罗斯访问期间指出，西方国家目前正支持香港反对派，试图在香港发动所谓“颜色革命”。不错，汪洋确实提到“颜色革命”，可是不能忽略的是，汪洋所指的是西方的“试图”，既未明确指出“占中”是颜色革命，更没有说一腔热血的学生们是“敌对势力”。而且汪洋之所以说出这句话，背后或许有深层次考虑，毕竟他所面对的是与西方国家关系微妙的俄罗斯，故借“颜色革命”来为中俄合作作铺垫。当然，西方确实有人试图在香港搞乱局势，十分希望产生“颜色革命”的效果。但这仅仅局限于激进派、无政府主义者、外国势力等一小撮人，根本代表不了也左右不了绝大多数“占中”参与者的想法，更不是香港主流民意的观点。可是，某些治港官员和媒体却非要“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不仅不正确理解汪洋的观点，相反还将学生们的行为上纲上线到“颜色革命”，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其到底是何用心？所以，中央应该严格区分小撮人的激进观点与正统“占中”阵营提出的合理诉求，绝不能被陈佐洱等人的观点所误导。

张晓明作为现任“中联办”主任，陈佐洱作为前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按说两人都应深知香港人心及西方媒体操作规律，应明白这场学生运动的直接原因和深层次原因，应看到学生们在抗议期间的自制冷静以及妥协精神，应知道中央的要求是尽快通过法治和沟通方式让这场“占中”运动尽快平息，怎么可能就这样跟随西方的口水，在运动已经趋向平息的时候，再用这样荒诞的恶词来激化矛盾，用西媒已经用烂了的、也已经被中共批透了的“革命”二字来为之定性呢？

对于香港这场“占中”运动，为了帮助人们理性认识运动的性质和介入香港的所谓“外部势力”，多维新闻网在《“占中”阴霾下的“造鬼运动”》一文中曾经指出：将“外部势力”作为替罪羊是官僚意识作祟，是推卸责任，所谓“疑心生暗鬼”，“外鬼”并不可怕，盲目“疑心”才是病根，会使“鬼”影得以放大。文章认为，香港已经回归17年，港人已经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生活了近五分之一世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涉港官员还将“占中”性质随意定义为“革命”，将“占中”的主体责任归咎为“外部势力”鼓动，这不是等于否定自己17年的治港努力吗？几个外国人，几个过时的老顽固，几个扯着殖民旗的狂徒，就可以轻易搞得香港几百万人跟着跑，搞得实力和自信都蒸蒸日上的中国如临大敌，这是在长他人的威风，还是在灭自己的志气？这样的老调重弹，除了招致普遍指责，再度激化陆港矛盾之外，究竟还能产生什么积极效果？ 

颇为讽刺的是，由陈佐洱担任会长的全国港澳研究会，本应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港澳研究机构，理当深入香港社会，在全面了解香港事务的前途下，为中央提供有价值的治港研究和政策建议。然而，陈佐洱居然在香港回归17年的背景下，轻率地抛出港版“颜色革命”的说法，不免令人对这个研究会的学术功底和政策建议价值充满狐疑。不难想象，如果中央真采取了这样的建议，香港的未来依旧会仍然无解，香港的经济民生和政治裂痕也仍然会是一盘死棋。这显然并非中央政府所乐见，也绝非720万香港市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