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的关键特征就是独立性和批评性。所以他们与权力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对立。当然权力集团对知识分子也会采取不信任和排斥的态度（如果不是镇压的话）。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往往是通过社会政策实现的，也就是需要权力的合作。所以他们对权力有着爱恨交加的态度。而且每一个知识分子，在如何对待权力这个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选择。

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看法也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一般崇尚“开明”，“关注弱者”的政治理念，而民主和自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民间参与政治最活跃的一个群体，也得益于一个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环境。反过来，民主政治的健康运作也需要知识分子的存在与参与。但是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平等”，也就是每个人拥有同样的参与社会运作的权利，不管其知识和教育的多少。这与知识分子的精英理念是矛盾的。在知识分子看来，他们拥有治理社会的最好方法，所以应该有最大的发言权。而他们压制其他声音的行为是对民主制度的一种损害。

前面说到，知识分子崇尚前卫，希望在思想上远离主流群体。但他们又需要主流群体，不仅作为他们的资助者，而且作为他们的听众。所以知识分子既追求孤立，又害怕孤立。而既坚持前卫立场又能接触群众的一个方法，就是发动革命。这时候，知识分子就以群众领袖的角色出现，而不再是孤立的独语者了。所以，政治上的激进可能是刻在知识分子的基因之中的。

正是因为这些矛盾性，我们很难简单地给某一个知识分子贴上“体制内”，“体制外”，“民主”，“反民主”，“精英派”，“草根派”等标签，而需要理解影响到他们行为的多种需求。而这些矛盾性，也是对知识分子完整人格的一个考验。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能经受住这个考验。

５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自由派？

上两节分析了知识分子的一些共性。他们虽然大多数是学者，但由于公共空间与学术界的环境和优势规则都不同，他们在这两个场合的表现也不同。我们不能单纯由他们的学术资格来判断其公众言论的可信性。另外，他们的理念和需求中具有种种两面性，这也使他们的行为显示复杂多样的一面。对他们的认识也需要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

了解了知识分子的定义和行为特征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政治倾向。

通常的印象是：知识分子都是自由派或倾向于自由派。这常常被用来证明自由派更加理性。但事实上也有一些大师级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活跃的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这里引用了他们的学术地位，因为他们的公共言论也是在经济领域）。今天，大学里公开宣传保守派理念的知识分子很少了。但还是有几个保守派的思想库，为一批不那么知名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平台。在电视和无线电节目中也有一批颇有影响力的保守派主持人。

不管怎样，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自由派，这是事实。他们也自称进步派（progressive），隐含着主张社会的变革和改善。其实这有点名不符实。最近几十年来的很多社会进步，如全球化和信息革命，都不是“进步派”领导和推动的。当这些“意料之外”的社会变革发生时，知识分子通常是站在批评，反对的一方。

为什么知识分子有如此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呢？通常的解释是：知识分子是开明的（enlightened）。所以他们自然地采取更为理性，更为正义的立场，而这就是自由派的立场。但是，有很多教育程度很高，智力能力也很高的人是保守派，如银行家，律师，医生等。对此的解释是：这些人出于自己的利益反对政府干预和财富再分配。

在这里，我们提出另一种解释：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与他们的基本思想方法有关。

索维尔提出了一个“两种世界观”的理论，还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一种世界观认为，一个完美的世界是可能的，只是需要一个好的设计。所以要解决现在的社会问题，就要大规模地按照新设计来改革。当然，这些人自认为已经掌握了那个完美设计，所以可以来主导这个大变革。索维尔称这种世界观为“救世主”世界观（anointed）。另一种世界观认为：完美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每个问题的解决都会带来代价。所以世界的改善是不断的局部优化和权衡的结果，而不是整体的改变。而这种局部改善只有利益相关者才能进行，而不能依靠外来力量。这种世界观被称为悲剧世界观。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批评现状，推动改革。显然具有救世主心态的人更有动力成为知识分子。而同样的心态也导致了他们在经济上偏爱政府干预和中央计划；在社会问题上自居道德高地，偏好道德判断而不屑于了解每个人具体的行为环境；在法律问题上提倡“司法行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也就是放手按照今天的社会需要来修改对法律的解释。这些倾向加起来，那就是自由派的立场了。相比之下，具有悲剧世界观的人则对权力和“总设计师”之类的角色充满怀疑。他们更注重个人层面上的努力，注重小的，渐进的改进。所以他们更认同保守派的立场。同时也因为这种世界观，他们很可能更愿意担任技术专家和经理那类工作，而对成为知识分子不感兴趣。

除了世界观以外，还有一个“知识观”的问题。这是哈耶克在１９４０年代为了反对计划经济而提出的。哈耶克指出，世界上存在两种知识。一种是“科学知识”或“专业知识”。这主要是各个专业的理论和基本技术。这种知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而且能以逻辑的方式组织起来，以教科书，论文专著等形式传播。另一种是“具体知识”。这包括对于一个具体情形的知识（例如一个特定街区的商店和顾客组成），和一个具体实践的经验（例如在一个特定的山谷里种大豆，或从一个特定的银行分行取得商业贷款）。这种具体知识，只有在那个具体情形操作的人才会掌握，也只对他们才有用，所以不可能大规模传播。专业知识是集中式的。一个大学或一个管理机构（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搜罗所有的专家，来掌握所有的专业知识。而具体知识则是分散在亿万人那里，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可能掌握全部具体知识。

哈耶克的这个说法被索维尔用来说明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如果我们认为专业知识更重要，那么我们就会认为社会应该由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们来管理。决策过程应该是自上而下的集中式，而最顶端自然就是那些教育程度最高，最“睿智”的精英们了。而如果我们更看重具体知识的话，就会认为中央型的管理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建立适当的市场体系而把决定权留给那亿万个具体操作者。所以这两种“知识观”影响了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而知识分子的训练和职业基本是在学校，而不是在生产实践中。所以他们自然更注重书本知识也就是专业知识，而低估具体知识的价值。这也让他们更为倾向于自由派立场。而保守派即使持同样的理念，也主张分散型的决策过程。例如在社会救济，教育经费等问题上他们除了主张减小政府介入程度外，也主张直接把经费分到州里，让更底层的政府来决定如何使用。

除了世界观与知识观外，教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教育系统中自由派占多数，他们对年轻人的影响也就比保守派更大。目前有些教育方法更迹近洗脑。例如，鼓励中小学生就种族，环保，同性恋婚姻等复杂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展现给他们两方面的论点论据教他们如何思考分析。结果就是他们接受“政治正确”的现成结论，而完全没有学会如何独立思考。而且上面所说的“救世主”世界观和专业知识观对年轻人也有自然的吸引力。只有离开了学校，多经历世事后，保守主义的立场才变得值得考虑。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中自由派居多的事实并不一定说明谁更理性，而是在几个层面“自选择”的结果。

谈谈美国公知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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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美国公知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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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美国公知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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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美国公知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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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知识分子的两面性

５ 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自由派？

４知识分子的两面性

５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自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