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道德性评判观察瘾君子的消费行为，不容置疑的是，吸食毒品是一类最具快感的消费。从毒品贩卖者的角度看，嗜毒成癖的吸食者是最忠诚的消费者。一般商品的买卖和消费，脱离不了需求曲线的约束。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反过来，价格的些微下降就会引起消费欲望的亢进和购买量的增加。但是，毒品消费是一种完全无弹性的需求，无论价格涨落，产生生理和精神依赖的毒品购买者不可能舍此而他求，毒品需求曲线也就顶天立地（垂直）。

经济学教科书采用的案例，有弹性的商品比比皆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如交通、米、油、盐等商品，价格波动时，需求变动不大；首饰、旅游等非生活必需品，价格弹性大，价格的小幅调整，会引起需求的大幅震荡。而垂直的需求曲线通常是一种纯理论化的极端，缺乏案例支持，发现并引用毒品消费佐证经济学说，也是作者对经济学研究所作的“边际贡献”。

80年代初，在天津上大学。那个时期，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准都在温饱线上。下馆子吃饭，还是比较少见的。有一次，几个人在一家稍有档次的饭店吃饭，点菜要酒，“挥霍”了一番。结了账出门，班长说：饭菜的确不错，可是吃饭的快乐难以补偿失去金钱的痛苦。

同学聚而小酌在“理性经济人”看来是一次标准的交易行为，消费者付出金钱，享用饭菜和餐馆所提供的服务。如果菜色诱人、服务周到，消费者和饭店老板一定皆大欢喜。这种“双赢”交易，美国前商务部长布朗解释的最妙：自由贸易就和男女之间的“零距离接触”一样，会给交易双方带来快感。把这句不太君子的话作为逻辑初始点推论下去，显然，自觉自愿的消费行为都充满了快感。

有些心情郁闷的小资女人，发泄不满、调整心情的方法是到超级市场、百货店、专卖场疯狂购物，眼光所及的心爱之物，统统搬到自己家里。花钱如流水的快感，可以抵消所有莫名其妙的烦恼。男人的情形也差不多，呼朋唤友，啸聚酒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身体腾云驾雾的时候，原来的不快也就渐渐远去了。如梁实秋先生所言，一顿美味大餐，可以改变一个男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

消费的快感不限于色香味形对感觉器官的刺激，更高层次的快感来自邻人艳羡的目光。咖啡色皮肤的性感女郎在巴黎的大街上招摇过市，行人的每一束目光都胜过地中海阳光的抚慰。女人见面的问候常常是：“嘿，你这件衣服真漂亮，哪儿买的？”，原本花了冤枉钱懊恼不已的女人会因此忘乎所以。穿连衣裙的女人会不自觉地旋转，带钻石项链的女人脖颈一定特别的长。菲律宾前总统夫人马科斯有3000双鞋子，这些鞋子的功用不是保护和修饰脚趾的，而是满足马科斯夫人“心理快感”的不可缺少的道具。

有一个手机广告，记不清是哪一个牌子的。画面是一个很时尚的男青年，买了一款“又小又炫”的手机，透过玻璃窗向同伴展示，兴奋之情，难以自持。这个广告重在一个“炫”字，男青年的“爆发”心态一览无遗。中国手机用户远远超过美国，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几乎人手一个，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在街上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我的大学同学从美国回来，令他惊讶的是，他的兄弟姐妹都有手机，我们这些国内的“土鳖”也无一例外，唯独他自己没有，而他在美国是摩托罗拉的高级职员。

美国人手机拥有量不如中国，问题不在手机价格高低和月费多少上，而是一个心理满足和价值观问题。在中国大陆人看来，手机是炫耀富有不可缺少的物件，通信功能倒在其次，就象故意在街头花钱擦皮鞋，500米距离也打的士一样，是一种极庸俗的小市民心态。再说，美国的公用电话亭遍布大街小巷，花二十五美分，随便你打多少时间，有这么方便的公共设施，手机实在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身外之物。

不过，要是一味地“咒骂”国人的小市民心态，实际上是偏激的，也不公平。因为，至少在20年前，消费并不是一件自主的事情，每个人可以住多大的房子，吃什么食品，到哪里娱乐，都是清清楚楚写在纸上，凭票供应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友谊商店门前，总有人耐心等待兑换外汇券，为的是在“专供商店”买到不允许国民消费的稀罕之物。能够进入友谊商店购物，不仅是“物质文明”水平的提升，也是显耀身份地位的一种特殊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人拥有手机的心态，或许是被压抑太久的一种消费欲望的释放，进一步，也是追求人格平等的适当宣泄。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都厉行“等级分明”的战时消费方式。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短缺经济，于是就有专门供应外宾的“友谊商店”，可以买到市场上买不到的东西。反过来，有机会出国的外事人员也在海外市场“大肆采购”。所谓大肆不是指数量庞大（那时中国人的消费能力非常有限，外事人员也不例外），而是中国人对于食品近乎扫荡的购物习惯。三年困难时期，出国人员在国外买食品相当普遍，随着匮乏越来越严重，此风日盛，包括级别相当高的领导都如此，以至传出把黄油放在箱子里到家化了弄脏衣服的笑话。逐渐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默契，代表团互访时，东道主会“发”给客人零用钱，并安排到友谊商店购物，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外事日程。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享有在“友邦”购物的自由，在1961年—1962年间，上面规定一条纪律，临时出国人员在国外不得购买食物，以免造成“不良国际影响”，大约饿死是小，面子是大吧。

回头看看有“礼仪之邦”美名的5000年中国历史，不难发现，“等级消费”并不是20世纪的新发明。孔夫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层意思是每个阶级的人应恪守本分，另一层的意思是消费水平也不能逾越等级。“天子驾六乘”，是说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使用六匹马拉的马车，“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一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这是出行；“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候皆方百里，伯七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这是天地；还有关于房屋、衣服、仪仗以及傧妃妻妾等各式各样的礼志。尤为“可贵”的是，韩非子在理论上阐述了如果在财富分配和消费上不严格体现等级原则，将导致亡国的后果。“人臣太贵，必异主位；人臣太富，君主之败也”，“父兄大臣禄秩过功，章服侵等，宫室供养太侈，而人主弗禁，则臣心无穷，臣心无穷者，可亡也。”

历史上各个王朝都有一整套典章制度，史籍上大多作了记载，唐宋以来各朝更是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具体资料。但人们如果稍稍翻阅一下史书，不难看到：正史中不厌其祥地叙述什么身分的人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衣帽用什么料子、什么颜色、多大尺寸、用什么装饰；仪仗队有多少人，排什么队伍，手里拿什么东西，每件东西什么尺寸这一类近于“无聊”的内容，可见，“等级消费”并不是无关痛痒的琐碎玩艺，而是关乎伦纪纲常的重大制度。

苛求古人理解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虽然近于荒谬，但是，以儒教为国教的“文明古国”始终坚持压抑个人的消费欲望却是不争的事实，“灭人欲，存天理”，程朱之辈更是将儒道发挥到了极限。人类为满足和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欲求，是经济增长的永续动力。倘若世人放弃了世俗的享乐追求，社会经济活动也就失去了活力，仿佛百尺方塘而无源头活水，必然是死水一潭。传统中国重农桑轻工商，不仅商业活动位列“士农工商”之末流，经商之人还在人格上受到上至朝廷下至黎民百姓的侮辱，比如刘邦即位第二年“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之”，后来又禁止商人入朝为官；西晋时期规定商人必须头戴白巾，上书姓名以及经营范围，且穿鞋必须一黑一白，工商业者不得穿锦绣；直到朱元璋还禁止商旅着娟。换句话说，工商业者就是富甲天下，锦衣玉食也“名不正言不顺”，除非有皇帝钦赐的乌纱帽，才能“奉旨消费”。

“等级消费”之不公平显而易见，可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皇帝老子也不例外，反倒在另一个极端彰显了公平。历史学家葛健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一文中，说道这样一件事。一次，唐德宗在深秋时节到御苑打猎，感到天气寒冷，就对左右大臣说：“九月份（农历）还穿夹衣，二月份还穿皮袍，与气候不相称，我想都提前一个月，你们看怎么样？”左右一致赞成，叩头感谢皇上的关怀。第二天，德宗命翰林院讨论，准备发诏书。丞相李吉甫认为这是圣人上顺天时，下合民情的好主意，应该编为法律，向全国公布执行。可是有一位李相程却抬出了吓人的理由坚决反对：《月令》规定到十月份才能穿皮衣。《月令》是玄宗皇帝制定的，绝对不能改变。德宗只得收回成命。当然，德宗并不是真的不能在九月里穿皮衣，他要真穿了，也不见得有李相程这样的人来找麻烦，问题是不能公开改变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如果整个社会数千万人都遵循清晰透明的“等级制”消费，也不是什么坏到彻底的制度。真正的麻烦在于，既然是上面颁行“等级消费”的标准，那么，一个容易或者说必然出现的结局是，社会财富总是集中地被少数人“消费”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再加上大批皇室成员、贵族、文武大臣、地主和商人，国家的财政收入基本上被这些人消耗尽了。秦始皇修了长城，修阿旁宫，再修兵马俑，又建秦始皇陵，究竟花费了多少银两已经无法统计。但是，西汉王朝却留下一项惊人的数据，即朝廷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是用于修建皇帝陵墓的。在位５４年的汉武帝修了５３年的茂陵，陪葬品多得入不了土。他不仅带走金银财宝，而且还放进１９０种“鸟兽鱼鳖牛马虎豹”，足以设立一个地下动物园。西汉末年赤眉军打开茂陵羡门，数万士兵搬了几十天，陵中的陪葬品还没有搬走一半。直到三百年后的西晋，陵中的珠玉还没有盗完。

“等级消费”的初衷是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分层消费结构，如果采取顺其自然的“不干预政策”，“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市场自然选择的结局——“看不见的手”会将整个社会的消费体系送入正确的轨道中。可是，设计和实现这一目标，完全是皇权和皇权代理人随意干预的结果，皇权至高无上，皇权的代理人无处不在，“完美的制度设计”在现实环境中映射为断裂的双层消费结构——上层的统治阶级应有尽有，而下层民众则一贫如洗。“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种状况的最真实描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厚重的中产阶级的恶果是，上层毫无节制地聚敛财富、挥霍钱财，下层民众百般忍耐，苦苦熬煎，一旦突破某一个临界点，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鲤鱼打挺”翻个身，庞大的帝国就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以双层消费结构透视传统中国是很有解释力的。许多表面上并无关联的现象，都隐含着双层消费结构这一内在逻辑。比如，历史上中国的工商业一直处于幼稚状态，除去上文所述工商业者受到歧视和抑制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最广大的民众极度贫困，生活水准仅限于维持生命和种族的延续，而没有余力购买其他消费品。进而，工匠、艺人、手工业者、小作坊主也因为产品销售范围狭窄，技术难以更新，成本难以降低，规模难以扩大，只能以达官贵人、皇室成员、豪门望族为主要消费对象。《大宅门》里的百草厅，专门供奉皇室和老佛爷用药，所谓的经营秘籍就是花银子搞定老眼昏花专横跋扈的宦官，“买断”宫廷御药的专营权。这样的老字号，不可避免地要与“权力”缔结“姻缘”，官商一气，在所难免。官商（这里官商的内涵，是指专门为官僚阶层服务的商家）是不讲成本的，因为皇帝不缺钱；官商是没有竞争压力的，因为一旦遇到竞争对手，可以借“刀”杀人；官商必然与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互为表里，独霸市场。我看《大宅门》全剧，除了作为陪衬出现的“群众演员”，没有见到一个到南记抓药的平民百姓。实际上，“大宅门式”的企业也不需要赚下层民众的钱，它们与皇亲国戚之间如胶似漆地相互供养着，远离大众的日子，过得也不错。

四合院式的大宅门，在北京也已经成了“文化遗产”，日渐稀少。可是，“大宅门式”企业，在我们这个以历史悠久著称的国家，却随处可见。长春一汽1955年建厂时，亚洲最大，同时期的日本汽车公司，与一汽相比，顶多算是手工作坊。40余年后，国内市场上出售的小轿车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然是天价。某归国博士说：我买得起汽车，但我不买，我觉得购买国产轿车是对我的强奸。哈哈哈！如果以两性关系看待交易行为，那么，处于优势的一方强迫另一方接受质次价高的商品的作法无异于强奸——因为这种交易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我们的家用轿车、IT产品、通信产品、电讯服务、民航机票等等，远高于国际通行价格，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忍受，忍受电信、民航这些垄断淫威下的强奸犯。

一般而言，被强奸是没有快感的，可是，有些人变态，在强奸中享受快感。职务消费就是这一类型。看看天价的汽车、天价的手机、豪华的酒店、歌厅舞厅以及所有老百姓不敢涉足的高消费场所，都有人“痛”并“快乐着”。“痛”的是人民，他们被强奸——买单，“快乐着”的少数人，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经理享受着快感。XO初到中国市场的时候，忧心忡忡，担心自己的高价位“曲高和寡”，可是，一年之后，负责中国大陆营销的总经理就喜笑颜开，连说没想到中国的市场如此潜力无限。其实，真正的奥妙在于，对于大多数公款消费者来说，“强奸也有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