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0年春知青下乡，1978年春上大学，在老家某公社曙光大队第四生产队当了整整8年农民，这期间，曙光大队第四生产队共换了三任队长。

从理论上讲，队长是要经生产队全体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的。不只是队长要选举产生，生产队的会计，保管，贫协主席，妇联主任等职务也要经过民主选举产生。

生产队的队长其实是个苦差事，出工不比别人干得少，还要操很多心，得罪很多人。

够格当队长的人，除了精明强干，各种农活拿得起放得下之外，还需要生产队大多数社员的拥护和支持。

笔者所在的第四生产队一百多号人，虽然同是一个姓，但同姓之中也分房头，谁家跟谁家比较亲，谁跟谁共那一代的爹爹，我们下乡知青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搞得清楚。

其实三任队长，都是大房头、大家族的人出任的。我下乡那一年的在任队长，是后头住的楚生，家有亲兄弟七个；下一任队长，是前头住的其华，家有亲兄弟六个。大房头的人出任队长，人多拳头多，不服也不行。如果小房头的人出任队长，人少力量小，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想当队长也当不好。

笔者也曾参加过选队长的会。

记得那是一个不能出工的下雨天，钟声忽然响了，“当当当……”，是老队长楚生在敲钟，钟是一尺多长的一段铁轨，用铁丝系着挂在生产队仓库的屋檐上，老队长扯着喉咙喊：“开会了，改选队长啦！能出工的都要来，不能来的，一户派一个代表，一点钟准时开会，迟到要扣工分的啊！”

老队长喊得兴高采烈的，给人的感觉是他此时的心情好极了，暗示他当队长受尽煎熬，终于盼到了卸担子的这一天。

老队长其实并不老，也就三十多岁，但他当了三年的队长了，有社员私下议论，说他利用职权损公肥私。有油水的好事就给自家兄弟做，累事苦事就给别人干。

队长定的开会时间是不能算数的，农民开会，七点开会八点到，九点正式做报告。拖上三、两个小时不算稀奇。

敲钟过后，我又在家呆了一个多小时，其实我当时心情也很激动，换队长算是件大事，我也很想知道老队长是不是真的不想干了，新队长将由谁来出任。

我戴着斗笠走到仓库时，大队书记、大队长带着几个大队干部已经先到了。生产队选队长，是不能脱离党的领导的。

大队长主持会议，宣布开会。首先传达中央文件，然后读人民日报社论，接着由书记做报告，先讲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后从全国讲到省，由省讲到行署，讲到县，区，公社，曙光大队再到第四生产队，同样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书记拉拉杂杂讲了半个小时，开会的社员也到得差不多了，此时想来的都来了，不想来的拿刀去逼他也不会来。

于是书记话锋一转说道，“听说楚生不想当队长了？我觉得他这个队长当得不错，建议他继续当下去。”

楚生就急扯白脸地地站起来说，“不行，不行，再干就要死人了。”

楚生的意思是说他老婆跟他闹离婚，这次队长辞不脱，她就上吊寻死。楚生说这话已经说了一年多了，来开会的人都知道。

书记就说：“闹离婚不好，上吊寻死更不好，那楚生就先休息休息吧。社员们议一议，我们大家选个新队长出来。”

没有人出声，此前还在会场上吵吵闹闹的小孩子和叽叽喳喳的妇女也都安静了下来。

前头住的其华就说，“不用换队长了，楚生干得蛮好的。”

大队长就说：“其华，你就不要客气了，我看你当队长就挺合适的。”

大队书记也说：“我们支部也是这个意见，社员群众同意不同意啊？”

后头住的与楚生一个房头的人和前头住的与其华一个房头的人都不说话。

反而是那些小房头的社员三言两语的说：

“行啊。”

“谁干都行。”

“同意，有什么不同意的。”

大队书记就说：“既然没有不同意见，这事就这么定了，我宣布，其华同志正式当选我曙光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

大队书记的话还没说完，老队长楚生的老婆银香就站起身来冷冷地说：“当家三年狗也嫌，当了三年队长，人都得罪完了！”

说完这句话，银香扬长而去。

银香平日总是闹着不要他男人当队长，如今她男人真不当队长了，她又有气。

大队书记、大队长及其它大队干部们就有些尴尬，我也是，她这是骂我们大家是狗呢。

新队长由书记提名，就几个社员附合了一下，这就算是完成了选举，也难怪银香有气。

书记提名前，肯定与其华谈过话，不然其华不会说还是让楚生继续干，他这是谦让。

这过程一般社员都不知道，我是肯定不知道的。

我作为社员，我来开会选队长，我既没有推荐侯选人，也没有投票，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我甚至一句话都没有说。

中国的所谓选举，大都是这样的，有其名，无其实。大家也都习惯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谁当队长，社员还是社员；谁当队长，都得累死累活修地球。

岁月如流水，一切都淡忘了，只有银香的这句话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当家三年狗也嫌。”

别看银香是一个乡下女人，她说出话来就像是一个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