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回国: 父亲墓前的牵牛花开了

今年回去给父亲和奶奶扫墓，没有像以往那样请阿訇念经。2011年阿訇一面念经一面接手机的事给我印象太坏了。我学马嫂家给父母扫墓的做法，带了两大瓶清水和一块抹布，给父亲和奶奶的墓碑好好清洗了一番。多日雨后阳光灿烂，父亲墓前的牵牛花开了。牵牛花朴实平常很平民，是最常见的野花。阳光下的牵牛花显得十分的美丽。

我没有在母亲现居所和父亲一起生活过的任何印象。2001年回国看望病重的父亲时，这是刚刚迁入的新房，而父亲当时住在医院里，一个月后父亲在医院病逝。这间房子里，明显留有父亲痕迹的物件之一就是父亲用过的这只带有缺口的碗。母亲在父亲过世以后，一直保留着这只父亲用过的碗，每次回国母亲总是坚持要我坐她旁边，用这只碗吃饭。

父亲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9年，参加共党地下党，那年他18岁。从18岁到他80岁过世，一共当了62年的共产党员。在人类社会曾经有过的各种党派政治组织中，从来没有一个组织像共产党那样，频繁不断地发动一波又一波极其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自己人狠整自己人。父亲是幸运的，虽然当了62年的共产党员，除了文革中受到短暂冲击，大部分时间都能在历次政治运动风浪中全身而退, 在这个绞肉机中幸存下来。马嫂至今还记得，父亲对她谈论起大跃进时的经历，用九死一生来形容。1956年，包括父亲在内的省里十来个地下党知识分子出身的厅级干部，以需要锻炼改造为由，被从昆明下放到云南地方各县去当县委书记。大跃进后1961 年父亲被上调回昆明工作时，只有父亲一人政治上存活，其他人都被打倒。我清楚记得父亲谈到这段经历时，搬着手指头一个一个数: “xxx，x x x单位下放去的，最后被开除党籍。xxx，x x x单位下放的，最后被撤职察办..........。除了我全完蛋了，险啊！” 文革中父亲被短暂批斗过，也做过喷气式飞机，挨过打，但没有被扣发工资，而且很早就解放出来到三线工作了。那个时候，被扣工资和没有扣工资生活差别可是很大的。沙甸事件是父亲经历过的另一个大风浪，因为父亲敏感的少数民族干部身份，稍有不慎，就可能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地，父亲也是有惊无险过了那个十分惊险的关口。

父亲在世时常给我讲他在政治上的两条生存之道。第一条是对贯彻上面的路线政策不可太落后掉在最后，也不可太积极，冲在前面。比如大跃进时各县搞评比，父亲当书记的县总是拿蓝旗(中游)，而拿了白旗(下游)的县委书记，一开始因为下游就被打倒，而拿红旗(上游)的县委书记开始得意一时，当大跃进恶果显现，大量人口被饿死时，立刻成为替罪羊被打倒。另一条自保之道是跟人不可太紧，对自己的上级要保持一定距离，跟人太紧，你可能一时得到提拔重用，但党内斗争？变幻莫测，你的上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倒台。按照党内斗争规律，一个人倒台总会牵连一批人，你因为跟他太紧，很可能成为某某集团一分子，跟着被打倒。也正是因为父亲的这两条自保之道，父亲的从政之路既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落，比较平安，而平安就是福。母亲听人背后议论父亲滑头，但从我们家庭孩子的利益看，父亲是伟大的。父亲后面有我们这一大家子，他如果被打倒，我们几个孩子在政治上生活上教育上，都可能受到很大影响。父亲有个老同事，文革中被打倒成叛徒走资派，被关押起来。当时文革上山下乡，知青是要按照单位下去。她父亲被关押没有了单位，母亲没有工作也没有单位，这样就连下乡都无门了。到处找门路下乡想当知青都当不了，悲愤之中，一气之下，走上吃药自杀的不归路。一个可以在如此残酷争斗环境中，给子女提供一个稳定正常生活的父亲就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从这点来说，我们4个孩子每次走到父亲墓前都应该大声说一声：谢谢您, 父亲！

父亲虽然”滑头“，但他有时又很勇敢，不势利，讲情讲义。

大跃进中，父亲所在县一个县委书记郭叔叔因为执行上级总路线大跃进的路线政策，造成了县里不少人饿死，这时地委就把他当成替罪羊，开会要开除他的党籍。父亲当时因为主持修建水库，没有负责县里工作，他也被地委召回到县里参加表决开除郭叔叔党籍的会。父亲和郭叔叔虽然出身背景不同，他是北方南下干部，父亲是云南地下党，但两个人关系一直不错。父亲回忆此事时，这样对我说，当着地委来人的面，“举手表决时，老子就不举手。我心想饿死人还不是你们给逼出来的，饿死人了，就知道狠整下面干部，你们没有责任？。”在那个时代那种场合，敢于不举手直接对抗上级旨意，是需要一定勇气的。郭叔叔以后为此事很敬重父亲。

朱阿姨今年89岁了，她是父亲1943年发展的地下党员。她入党后不久受父亲指派，考入云南大学医学院读书，投身学生运动。以后又被派到云南某地区参加游击战争，解放后成为那个地区医院第一任院长。1956年反右运动中，朱阿姨因为给地委某领导提意见，”你从来没有到我们医院来过，你唯一来的一次是因为你老婆住院“，就被打成右派，发配到一个铁工厂去劳动改造，做苦工背煤。1979后朱阿姨才被落实政策，恢复级别待遇。她给母亲讲过她当右派时和父亲的一次接触。有一次她听说父亲从省里下来了，住在地委招待所，就到地委招待所门口等着见父亲。看见父亲从会议室出来，她就大声叫父亲的名字。父亲看到她，马上迎过去热情打招呼，把她叫到一边，仔细听她讲述情况。陪同父亲的地委干部很奇怪，父亲怎么和这个当地著名大右派有那么多话可说。她对母亲回忆说，当时人人对她避之唯恐不及，本来认识的熟人，街上打招呼都不理，可父亲毫不避嫌，和她见面，还仔细听她关于自己冤屈的陈述，虽然父亲也帮不上她什么忙，但父亲可以在那么多人面前不回避她，听她的陈述，这点就很难得。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父亲讲情义又是有原则的，有些时候表现得不近人情。

国内在80年代实行离休制度后，有不少人到处找人写证明，想把自己入党时间往前提，因为离休和退休差别很大。

父亲有个高中同学，也是好朋友，高中毕业后参加国军空军。49年时驾机起义，从台湾飞回大陆，加入共军空军。49年开国大典阅兵仪式中，刚刚组建的共军空军14架战斗机轰炸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接受检阅，他是其中一架轰炸机的机组人员。以后他因为起义人员身份，被从空军赶出，到了北京一所中学教物理课。1979年后，对他落实了政策，享受离休师级干部待遇。父亲每次到北京，都一定会到他家去拜访他，我在北京时，也时常去他家玩，和他家几个孩子都很熟。大约在90年代，他太太给父亲来过一封信，请求父亲为他写个材料，证明他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就和父亲一起组织过读书会，参加共党活动，想以此把他参加革命的时间从解放战争转变成抗战时期，在离休制度下，这两个时间的待遇是不同的。父亲婉拒了她的要求。

母亲有个表弟，曾经参加过地下党，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死了，因为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他无法找到证明他入过党的证明人。父亲曾是他入党介绍人的上线，母亲的表姐（我们称为姨妈），找到父亲请求帮忙写个证明她弟弟在49年前某个时期就加入共党的材料，父亲也婉拒了。父亲说我知道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共产党，是我的下线，但我不知道这个入党介绍人的下线是什么情况，我不能乱写。母亲的表姐，直到现在和母亲提起此事还在怨父亲不帮忙。

这两件事，父亲做顺水人情帮帮忙应该没什么风险，满足一下朋友亲戚的要求，历史的事也不容易查证，父亲写的东西也还是有一定权威性，有关单位承认接受否是另外一回事，但父亲没有做，他绝不造一丝一毫的假，为此得罪了朋友亲戚，这就是父亲的本色。

离开父亲墓地沿着下山路台阶往外走，距离出口5米左右，右手路边突然窜出一条小青蛇快速朝出口处移动，它抢在我之前赶到出口处的右侧，直立身体，张开嘴巴，吐着信子，注视着我，仿佛在为我送行。我本来想给它拍个照，但又怕它咬我，和它对视了一眼，就迅速走出了出口。此事有点怪，我来坟山有近20次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蛇。小妹姐姐她们也来过多次，也从来没有遇到蛇。奶奶坟所在那个区域，是比较老的墓地，因为年代久远，上坟的人也比较少，几乎没有道路，完全是从荒草丛中穿过，才可以到达。可我在那些荒草中走过也没有遇到过蛇。父亲这边修建得很好，有一级一级的台阶进出，居然遇到了蛇。怪事！而且这蛇动作也很怪。如果是我惊扰了它，它应该朝路边的草丛里钻，不应该顺着下台阶的路边朝前窜。窜到出口处也不躲到草丛中去，而是停在出口处，等着我到来，好像是送我出墓园。听人说蛇是通灵的，想不明白它要给我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回家后对母亲讲起此事，母亲说可能是下了好几天雨，今天出太阳了，蛇跑出来晒太阳吧。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