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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習近平先生曾經談及自己讀過的中外名著。在以前的不同場合，他也幾次提到自己欣賞的作家和他們的著作。於是有好事者替他總結了一張書單如下：

克雷洛夫（代表作《克雷洛夫寓言》）
普希金（代表作《普希金詩選》）
果戈里（代表作《死魂靈》《欽差大臣》）
萊蒙托夫（代表作《當代英雄》）
屠格涅夫（代表作《羅婷》《父與子》《貴族之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作《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
涅克拉索夫（代表作《大門前的沉思》《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
車爾尼雪夫斯基（代表作《怎麼辦》）
列·托爾斯泰（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
契訶夫（代表作《套中人》《小公務員之死》）
肖洛霍夫（代表作《靜靜的頓河》）
孟德斯鳩（代表作《波斯人信札》《論法的精神》）
伏爾泰（代表作《哲學通信》《老實人》）
盧梭（代表作《社會契約論》《懺悔錄》）
狄德羅（編輯出版《百科全書》）
聖西門（代表作《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
傅立葉（代表作《新的工業世界和社會事業》）
薩特（代表作《存在與虛無》）
蒙田（代表作《蒙田隨筆集》）
拉·封丹（代表作《拉·封丹寓言》）
莫里哀（代表作《偽君子》《慳吝人》）
司湯達（代表作《紅與黑》）
巴爾扎克（代表作《人間喜劇》）
雨果（代表作《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九三年》）
大仲馬（代表作《三個火槍手》《基督山伯爵》）
喬治·桑（代表作《安蒂亞娜》）
福樓拜（代表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
小仲馬（代表作《茶花女》）
莫泊桑（代表作《漂亮朋友》《羊脂球》）
羅曼·羅蘭（代表作《約翰·克利斯朵夫》）
拜倫（代表作《唐璜》）
雪萊（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西風頌》《致雲雀》）
蕭伯納（代表作《華倫夫人的職業》）
狄更斯（代表作《霧都孤兒》《雙城記》《遠大前程》）
歌德（代表作《少年維特的煩惱》《浮士德》）
席勒（代表作《陰謀與愛情》）
海涅（代表作《詩歌集》《羅曼采羅》）
惠特曼（代表作《草葉集》）
馬克·吐溫（代表作《百萬英鎊》《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傑克·倫敦（代表作《野性的呼喚》《馬丁·伊登》）
海明威（代表作《老人與海》《永別了，武器》）

表中列出的作家當然都是習近平提過的，然而仍然有兩點不明：其一，所謂“代表作”是開單者的意見還是習先生的看法？其二，習先生是不是讀過這裡列出的全部“代表作”？我沒有時間去找習先生查證或者上網核實，姑且存疑。

除了這些外國名著以外，習先生讀過的書還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史記》、《春秋》、《詩經》、《禮記》、《管子》、《孔子家語通解》、《論語詮解》、《苦難輝煌》、《百年佛緣》、《單向度的人》、《取經》等。

這裡需要說明一下：《孔子家語通解》和《論語詮解》是當代學者楊朝明等主編的儒學研究專著；《苦難輝煌》是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將軍撰寫的中共奮鬥史；《百年佛緣》是台灣星雲大師的口述自傳；《單向度的人》是美國人赫爾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揭示當代發達工業社會型極權主義特徵的著作；而《取經》是農民作家賈大山所作的短篇小說。

通過這個書單可以看到，習近平確實讀過不少書，相信他不會鬧出把《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當作名著的笑話來。然而仔細看看這書目，又感覺茫然。書單裡列出的19-20世紀的外國作家，不少人對急劇變化的社會感到無能為力，於是變得多愁善感而議論，而空想。譬如托翁的《復活》，我讀了三分之二再也讀不下去，就是因為裡邊的說教太多，讓我感到沮喪。這些作品的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自不必言，但一個大國領導人如果只看這些書，恐怕是不會得到治國安邦的良策的。習先生的“中國夢”是不是受了這些小說的影響，我不知道。

我以為，習近平先生應該多讀些中外近、現代的史學和政治書籍，這正是他的書單所欠缺的。但是讀了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要去掉書袋，要經過思考，做順應歷史潮流、符合公理人心的事情，這才是學以致用。當年有人看到斯大林的書架上竟然有製革工業的專著，便慨嘆“斯大林同志博覽群書”。毛主席更不必說，一張大床被書籍占了一半，《資治通鑑》通讀了多遍。其實，即使書讀得多，如果想歪了也照樣壞事。蘇聯和中國的教訓還少嗎？

今天，我先給習先生推薦兩部史學大作。

第一部是沈志華先生主編的《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17-1991）》。這部三卷本的皇皇巨著，根據解密的大量前蘇聯檔案，從政治、經濟、軍事、民族、文化等方面揭示了蘇聯的興衰過程。正是由於蘇共堅持一黨專政，產生日益脫離民眾的腐敗官僚集團和僵化的治國方針，導致蘇聯在經濟和民族危機中最後崩潰。這套書於2009年8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習近平先生如果能夠看到這部書，也不至於說出“蘇聯解體，竟無一人是男兒”這樣的蠢話來。

第二部書是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名著《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這部書的中譯本早在1979年就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以後又數次重印，習近平也許看過，但他有沒有領會這本書的現實意義，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樣，重讀一遍還是有好處的，特別是應該好好讀讀該書的第八章“第三帝國的生活：1933年——1937年”。當年的納粹政權以希特勒和納粹黨的意志為法律，迫害政治異見者、迫害教會、文化的納粹化、對報刊、廣播和電影的控制、以及納粹洗腦教育等，在今天的中國似乎都能找到影子。

例如，納粹德國於1933年成立所謂“德國文化協會”，其下有文學、美術、音樂、戲劇、廣播、新聞和電影等七個協會。這些協會可以因“政治上不可靠”而開除或拒絕接受會員。一經納粹領袖們決定，文學、藝術、報刊、廣播、電影等都必須專門為納粹政權的宣傳目的和野蠻哲學服務，從而造成德國文化水準的“令人噁心的退化”。

書中有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在一個極權國家裡，一個人是多麼容易聽信說假話的和受檢查的報刊和廣播啊……儘管我有很多機會知道事實真相，儘管我根本就不信任從納粹方面來的消息，但是多年來一再聽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報道，自會使人留下一種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沒有在極權國家國家裡住過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個政權的不斷的有用意的宣傳的可怕影響，有多麼困難。在一個德國家庭里，或者在辦公室里，或者有時候在一家飯館裡、啤酒館裡、咖啡館裡，跟一個陌生人的偶然交談中，我常常會從看來是受過教育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裡聽到最蠻橫武斷的主張。顯然，他們是在重複他們從廣播中聽到或者從報紙上看到的荒唐意見。有時候聽到這種胡說八道忍不住也照樣要說說自己的意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看到一種極為懷疑的眼色，一種默然震驚的神情，好像你褻瀆了上帝一樣。於是你就會了解到，想要跟一個頭腦已經變了樣的人接觸，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認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爾悍然不顧事實地所說的那樣。”

我相信，如果習近平讀過這本書並且做過一番深思熟慮，他就不會貿然召開那個愚不可及的文藝座談會。他難道不知道，他在會上列舉的那些名著，沒有一部是由於國王、總統或者總書記召開文藝座談會而產生的？他難道不明白，他表揚的那兩位所謂“網絡作家”（周小平、花千芳），不過是中共愚民宣傳的受害者，和納粹德國那些被騙的人毫無二致？其實何止那兩位“網絡作家”，連習先生自己也深受幾十年洗腦之害而不自知，這正是他的悲哀之處。更糟糕的是，在民眾紛紛質疑這個“座談會”和兩位“正能量”的“網絡作家”時，當局竟然下令封殺批評者的言論，而只許黨媒大唱讚歌，讓馬屁精歌功頌德。難道習先生不懂得，互聯網時代畢竟不同於納粹時代，真相是難以掩蓋的？

有人說：習近平先生開座談會，一蠢；捧周小平，再蠢；封方舟子，三蠢。這話似乎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