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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先生曾经谈及自己读过的中外名著。在以前的不同场合，他也几次提到自己欣赏的作家和他们的著作。于是有好事者替他总结了一张书单如下：

克雷洛夫（代表作《克雷洛夫寓言》）
普希金（代表作《普希金诗选》）
果戈里（代表作《死魂灵》《钦差大臣》）
莱蒙托夫（代表作《当代英雄》）
屠格涅夫（代表作《罗婷》《父与子》《贵族之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作《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
涅克拉索夫（代表作《大门前的沉思》《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车尔尼雪夫斯基（代表作《怎么办》）
列·托尔斯泰（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契诃夫（代表作《套中人》《小公务员之死》）
肖洛霍夫（代表作《静静的顿河》）
孟德斯鸠（代表作《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
伏尔泰（代表作《哲学通信》《老实人》）
卢梭（代表作《社会契约论》《忏悔录》）
狄德罗（编辑出版《百科全书》）
圣西门（代表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
傅立叶（代表作《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事业》）
萨特（代表作《存在与虚无》）
蒙田（代表作《蒙田随笔集》）
拉·封丹（代表作《拉·封丹寓言》）
莫里哀（代表作《伪君子》《悭吝人》）
司汤达（代表作《红与黑》）
巴尔扎克（代表作《人间喜剧》）
雨果（代表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
大仲马（代表作《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
乔治·桑（代表作《安蒂亚娜》）
福楼拜（代表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
小仲马（代表作《茶花女》）
莫泊桑（代表作《漂亮朋友》《羊脂球》）
罗曼·罗兰（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
拜伦（代表作《唐璜》）
雪莱（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西风颂》《致云雀》）
萧伯纳（代表作《华伦夫人的职业》）
狄更斯（代表作《雾都孤儿》《双城记》《远大前程》）
歌德（代表作《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
席勒（代表作《阴谋与爱情》）
海涅（代表作《诗歌集》《罗曼采罗》）
惠特曼（代表作《草叶集》）
马克·吐温（代表作《百万英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杰克·伦敦（代表作《野性的呼唤》《马丁·伊登》）
海明威（代表作《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

表中列出的作家当然都是习近平提过的，然而仍然有两点不明：其一，所谓“代表作”是开单者的意见还是习先生的看法？其二，习先生是不是读过这里列出的全部“代表作”？我没有时间去找习先生查证或者上网核实，姑且存疑。

除了这些外国名著以外，习先生读过的书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史记》、《春秋》、《诗经》、《礼记》、《管子》、《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苦难辉煌》、《百年佛缘》、《单向度的人》、《取经》等。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是当代学者杨朝明等主编的儒学研究专著；《苦难辉煌》是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将军撰写的中共奋斗史；《百年佛缘》是台湾星云大师的口述自传；《单向度的人》是美国人赫尔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揭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型极权主义特征的著作；而《取经》是农民作家贾大山所作的短篇小说。

通过这个书单可以看到，习近平确实读过不少书，相信他不会闹出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当作名著的笑话来。然而仔细看看这书目，又感觉茫然。书单里列出的19-20世纪的外国作家，不少人对急剧变化的社会感到无能为力，于是变得多愁善感而议论，而空想。譬如托翁的《复活》，我读了三分之二再也读不下去，就是因为里边的说教太多，让我感到沮丧。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自不必言，但一个大国领导人如果只看这些书，恐怕是不会得到治国安邦的良策的。习先生的“中国梦”是不是受了这些小说的影响，我不知道。

我以为，习近平先生应该多读些中外近、现代的史学和政治书籍，这正是他的书单所欠缺的。但是读了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要去掉书袋，要经过思考，做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公理人心的事情，这才是学以致用。当年有人看到斯大林的书架上竟然有制革工业的专著，便慨叹“斯大林同志博览群书”。毛主席更不必说，一张大床被书籍占了一半，《资治通鉴》通读了多遍。其实，即使书读得多，如果想歪了也照样坏事。苏联和中国的教训还少吗？

今天，我先给习先生推荐两部史学大作。

第一部是沈志华先生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这部三卷本的皇皇巨著，根据解密的大量前苏联档案，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方面揭示了苏联的兴衰过程。正是由于苏共坚持一党专政，产生日益脱离民众的腐败官僚集团和僵化的治国方针，导致苏联在经济和民族危机中最后崩溃。这套书于2009年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习近平先生如果能够看到这部书，也不至于说出“苏联解体，竟无一人是男儿”这样的蠢话来。

第二部书是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这部书的中译本早在1979年就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以后又数次重印，习近平也许看过，但他有没有领会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样，重读一遍还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应该好好读读该书的第八章“第三帝国的生活：1933年——1937年”。当年的纳粹政权以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意志为法律，迫害政治异见者、迫害教会、文化的纳粹化、对报刊、广播和电影的控制、以及纳粹洗脑教育等，在今天的中国似乎都能找到影子。

例如，纳粹德国于1933年成立所谓“德国文化协会”，其下有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广播、新闻和电影等七个协会。这些协会可以因“政治上不可靠”而开除或拒绝接受会员。一经纳粹领袖们决定，文学、艺术、报刊、广播、电影等都必须专门为纳粹政权的宣传目的和野蛮哲学服务，从而造成德国文化水准的“令人恶心的退化”。

书中有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渎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我相信，如果习近平读过这本书并且做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就不会贸然召开那个愚不可及的文艺座谈会。他难道不知道，他在会上列举的那些名著，没有一部是由于国王、总统或者总书记召开文艺座谈会而产生的？他难道不明白，他表扬的那两位所谓“网络作家”（周小平、花千芳），不过是中共愚民宣传的受害者，和纳粹德国那些被骗的人毫无二致？其实何止那两位“网络作家”，连习先生自己也深受几十年洗脑之害而不自知，这正是他的悲哀之处。更糟糕的是，在民众纷纷质疑这个“座谈会”和两位“正能量”的“网络作家”时，当局竟然下令封杀批评者的言论，而只许党媒大唱赞歌，让马屁精歌功颂德。难道习先生不懂得，互联网时代毕竟不同于纳粹时代，真相是难以掩盖的？

有人说：习近平先生开座谈会，一蠢；捧周小平，再蠢；封方舟子，三蠢。这话似乎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