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
2.艰难创业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它本质上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它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一方面，共产国际从苏联对中共进行遥控指挥，直接下命令；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又从苏联派一些人过来，直接当中共的领导人。这些从苏联派过来的人
呢，他们的权力来源是共产国际，对苏联言听计从，而且从思想上也认为苏联的那一套模式就是搞社会主义的标准，什么东西都要学习苏联。这些人呢，可以称之为
“国际派”。他们的代表，就是王明和博古。王明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长期在苏联对中共进行遥控指挥；博古是王明的同志，被派回中国当领导，负责执行王明的路线。
还有一批人，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能力也很强。这些人就是“本土派”，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毛泽东。
还有一批人，是“中间派”。他们也去苏联学习过，但是回国以后长期在一线工作，接触了很多的实际情况，思想上其实已经本土化了。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原来是在欧洲留学，接触过很多资本主义的东西，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了再去的苏联，不是王明博古那种没有被“污染”过的。像这个邓小平回国以后，先在上海干一些党务，基本上是跟着国际派走的。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去广西搞百色起义，慢慢的发现这个本土派的毛泽东在井冈山搞的很好，就跟着毛泽
东走了，后来还被国际派打成了“毛派头子”。
这种情况，就好像我们现在，一家美国的跨国公司跑到中国来开了一家分公司，独立法人，中方这边也有一些股份，但是美方控股，高管都要从美国那边派过来。王明博古这些人，就好像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已经彻底西化了，受到美国总部的重用；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就是外派留学生，被派到了美国总部进行过短期培训，然后再回国担任要职；毛泽东呢，就代表中方股东，为革命出了本钱的，但是股份比较少，没有发言权。
那个时候的苏联，就好比一个大财团。共产国际，就好像是它设立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或者说小微企业孵化器，专门在世界各国搞风投、支持新的共产党创业。中共这个共产国际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由于有财大气粗的苏联在后面砸钱，刚开始发展的很快，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几十个人发展到了好几万人。
但是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以后，就出问题了。这跟我们企业创业也是一样，刚开始你比较小，没人理你，你自己自生自灭。等你规模搞大了，大家就把你当成竞争对手
了，要跟你打价格战、要挖你的人才、在媒体上曝光你的负面新闻等等。当然那是革命战争时期，竞争对手的手段就比较直接了。国民党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发动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这个时候，本土派和国际派就出现了分裂。本土派的代表毛泽东带着军队上山打游击去了，国际派还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死守。
最后的结果，本土派在农村的根据地站住了脚跟，国际派在上海被国民党搞得没办法生存了，只能全部搬家到了毛泽东创建的江西革命根据地来。就好像我们现在有的企业，为了面子，跑到这个上海的陆家嘴、北京的CBD去租用最好的办公楼，但是这些地方写字楼的租金贵啊，风光了几年之后交不起房租了。然后大家一看：
诶，江西分公司的毛经理搞得还不错，圈了一块地在搞建设，虽然还都是些毛坯房，但好歹是有独立产权的，比较安稳，所以总部就干脆搬到江西办公去了。
总部这些人到了江西以后，还梦想着当年在CBD里边的好日子，天天想着要去围攻大城市、要搞正规军作战，说起来还有理论支持，就是学习俄国的十月革命，直接就去攻打圣彼得堡，然后就成功了。这跟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起了冲突。总部这帮人就仗着自己是领导，还有投资方兼大股东共产国际的支持，把毛泽东给免职了，自己直接指挥军队作战。结果几场仗打下来，把江西根据地的这点本钱也给打没了。没办法，只有变卖家产，跑路，打算跑到湖南去投奔找二六军团。
而且总部这帮人，心还忒狠，因为毛泽东当时有病，行动不太方便，他们就觉得这家伙反正不听话，带着还是个累赘，所以干脆把他留在江西，不带他去湖南了。
关键时刻，蒋介石帮了一个大忙。因为蒋介石这个人，比国际派那帮人识货，很早就看出来，上海那些马克思主义书呆子对他没有任何威胁，反倒是在江西农村闹革命的这些泥腿子威胁更大。所以天天在报纸上喊打喊杀，要坚决消灭朱毛红军。搞得包括全国各地的红军、地下党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以为朱德和毛泽东就是中共最高领袖。博古王明这些人大家都没听说过。这个时候，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间派就站了出来，坚决要求把毛泽东带上，因为要是留在江西，被国民党抓住了或者杀掉了，对士气影响太大。这是中间派第一次站出来支持本土派。其实这也说明，经历了从大革命到现在的各种失败，中间派已经开始动摇了，虽然在组织上还听国际派的指挥，在心理上已经开始倾向于本土派了。
长征开始以后，红军的逃跑路线很快就被蒋介石识破了，在西进路上布下重兵。国际派那帮人确实是缺乏实战经验，有点本钱的时候就天天琢磨着怎么去攻打大城市，
这叫“左倾冒险主义”；打输了开溜，马上就慌了，一根筋就想着赶紧到了湖南就安全了，一路狂奔，这叫“右倾逃跑主义”。在路上被蒋介石各种围追堵截，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这个时候中间派终于坐不住了，在遵义会议上，跟本土派的人联合起来，逼迫国际派把对红军的指挥权交了出来。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站出
来，率领红军搞兵变，把国际派那些人抓起来也是做得到的。因为输的实在是太惨了，你们这帮人在上海把自己的总部丢掉了，跑到江西来又把我们的根据地搞丢了，现在三万红军战士血染湘江，军队里边的那种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毛泽东是个野心家，直接煽动军队搞哗变夺权，一下子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后边就没有延安整风那些事儿了。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个书里边有个说法，就是毛泽东这个人很阴险，在党和军队中间搞两面派。对党内，就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军权来夺取党权；在军内，就说党指挥枪，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来压制那些军头。这个分析也是属于我们前面说的，用错误的逻辑来归纳正确的事实。毛泽东坚持党指挥枪是真的，而用军权来夺
取党权呢，只是借这个势，绝对不会坐实。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从来没有动用过军队来解决党内的政治对手。不管是在江西、在长征路上、延安整风、还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在江西，党中央让他交出军权他就交出军权，连续交了三次；在长征路上，眼睁睁的看着跟自己一起上井冈山的红军战士白白牺牲，他还是坚持要搞党内斗争。这是他作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原则，不是什么两面派，什么野心家。
我们做个对比：后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中央这边还没让张国焘交出兵权呢，也没让他的军队去打仗牺牲，他就坐不住了，仅仅是在北上还是南下的路线上有了分歧，就就要发动兵变来逮捕毛泽东张闻天这些人，然后自立中央。这才叫用军权来夺取党权，这才能叫两面派。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年国际派这帮人，不是跑到毛泽东的地盘，而是跑到张国焘的地盘去指手画脚，还要他把军权交出来，那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所以中共内部那么多牛人猛人，为什么大家都服毛泽东？除了他指挥打仗厉害、制定战略厉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些事情让大家看到，毛泽东这个人是确实把革命事业而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放在第一位的。自己创建的军队，在自己的打出来的地盘里边，一群把地盘搞丢了的“上级”跑过来，让他上他就上，让他下他就下，就这么搞了三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最神奇的是有一次，上海那个朝不保夕的中央开了个会，要罢免击败了蒋介石十几万军队的毛泽东，派了个职位很低的特派员过来传达命令，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连个书面文件都没有带，还把口信传错了，说要开除毛的党籍。毛泽东就马上卸任，交出党内军内一切权力，赋闲去了。这就叫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这种人来当领
导，大家才会服你；你下的命令，大家也会坚决执行，这叫以身作则。
3.摆平山头
所以遵义会议的结果，本土派重新掌握军权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妥协，国际派只是交出了军权。党内一把手张闻天还是国际派。中间派的周恩来被授予军事行动的最高决策权，毛泽东复出，成为周恩来的副手。由于周恩来不懂军事，而且也比较谦让，所以实际指挥权仍然归毛泽东。打了几次胜仗以后，毛泽东才成了军委主席，周恩来成了副主席，二人调换了一下位置，把这个关系理顺了。
毛泽东掌权以后，最终成功带领红军走到了陕北，并且站稳了脚跟。树立起了巨大的威信，通过这样的胜利，慢慢的成为了中共实际上的一把手。但是这个一把手的地
位不是很稳固，甚至不是很明显。最高领袖名义上还是张闻天，虽然他比较支持毛泽东，本人也没有争权的野心。但他背后的国际派在苏联的支持下仍然非常强大，
特别是1938年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回国以后，奉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对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进行干预，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放弃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有了苏联的支持，王明就对中央最高领导层进行改组，把自己从苏联带回来的康生和陈云两个人塞进了中央书记处。这样中央书记处就变成了王明、毛泽东、张闻天、
康生、陈云这么一个组合，国际派占了4个席位。本土派只有一个军权在握、实在干不掉的毛泽东。中间派因为曾经“倒戈”而受到惩罚，周恩来被踢出了中央书记处，一个位置也没有了。
所以《红太阳》一书的作者拿七大的人事安排来说事，说毛泽东任人唯亲，挑选对自己“臣服”的人进入领导班子，还找了那么多理由。我们跟王明比一下就知道了，毛泽东在七大的人事安排简直就是“和稀泥”：中央五大书记里面，中间派（周恩来）、国际派（任弼时）、本土派中的解放区（毛泽东）和白区（刘少奇）各个山
头的代表全都有。还有一个朱德，以前是国民党的将军，去过欧洲，去过苏联，周恩来介绍入的党，在井冈山跟毛泽东一起干革命，把毛泽东赶下台的事儿他也有份，长征途中又被安排去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工作，跟各方面都有些渊源，德高望重、脾气又好，但是又不代表某个具体的派系势力，因而成为各派力量的缓冲和调解
人。
对比王明和毛泽东所搭配的两份名单，我们就知道什么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要从完美无缺的角度来挑剔毛的用人，怎么说都有毛病；但你要是跟同时期的其它政治领袖比，你就会发现若论大公无私、任人唯贤、不计前嫌这些品质，真没人比得过毛。
王明当权，就专用国际派；蒋介石当权，就专用黄埔军校的嫡系；只有毛泽东当权，不管什么派别、什么山头的人，只要能干的、服从党的政治路线的，全都上。在军
队里也是，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司令林彪算是毛的嫡系，西北司令彭德怀是独立性很强的无派别人士，中原战区司令刘伯承是国际派，毛泽东在井冈山被整下去以后，
在前线指挥反围剿的就是他，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不心疼”也是骂的刘伯承；华东战区司令陈毅是中间派，跟周恩来邓小平他们一起留学法国回来的，算是周的铁
杆，但华东战区的实际指挥是粟裕，是长征开始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将领，刘少奇提拔上来的；华北战区是聂荣臻，在欧洲和黄埔军校期间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
所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的五大书记、军队的五大主力战将，是各个山头都有。为什么延安整风后的共产党这么团结？不说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有了领袖就号令统一了。国民党老蒋的领袖地位早确立了，号令也统一，问题是大家都阳奉阴违，打起仗来都是各顾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共产党有没有领袖，而是毛泽
东这个领袖起到了什么作用？
他的作用除了制定战略，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超越派系，公正对待党内军内的各种力量，没有偏私。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就特别抱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民党的军队
就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孟良崮战役，黄埔4期毕业生张灵甫率领的精锐74师快被围歼了，蒋介石天天发电报命令周边部队增援，除了黄伯韬的25师，其它部队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25师为什么要拼死相救呢？因为师长黄伯韬不是黄埔的嫡系，却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所以他就特别感恩，没有门户之见，真
的有为党国尽忠的决心。后来打淮海战役，三大兵团的统帅，只有黄伯韬不是黄埔嫡系，也只有他一个人最后战死沙场，另外两个黄埔出身的杜聿明和黄维都当了俘虏。后来蒋介石在黄伯韬的追悼会上还说，“如果我手下的将领都像黄伯韬这样，怎么会打不过共军？”他始终没有意识到：如果他对待各个非黄埔系的将领都像对待黄伯韬一样，他手下的将领才可能都跟黄伯韬一样。
——前面扯得有点远了，我们还是接着王明回国来说。他改组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安排，私心太重太明显，把本土派打压了不说，把中间派也彻底得罪了。而且他所执行的这种对国民党过分妥协的政策，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而失败了。但是王明背后有苏联的支持，大家暂时也拿他没办法。直到1941年苏德战
争爆发，苏联必须用全部精力投入对纳粹德国的作战，没有精力顾及中国了。毛泽东才抓住机会开始反击，发动了延安整风。
三、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
延安整风有四个层面，《红太阳是怎么样升起的》这本书只是片面放大了第二个层面。它的第一个层面是公开宣传的“整风”，反“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第二个层面是“整人”：本土派要打击国际派，团结中间派，夺取领导权。
第三个层面是“整军”，也就是纠正国际派和中间派奉行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确保中共对已经编入国民党军队序列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
当时党内高层有一大批人，包括周恩来在内，觉得一切要以抗日为重，军队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但是毛泽东脑子还比较清醒，首先是蒋介石指挥打仗水
平不行，正面战场抵抗不住日本的进攻，把中共这点本钱拿去打正面的阵地战，很快就会拼光的，国民党也很乐意这么做；其次是蒋介石随时有可能放弃抗战，以牺牲部分国土为代价换来和日本人联合剿灭共军，东三省就是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在统一战线中，中共的军队要独立作战，按照自己制定的游击战加运动战的方
针来打，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但不是服从他们的调遣。双方是合作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要对抗战以后才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兵加强思想教育，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不能把国民党当上级。
此外，延安整风还有第四个层面，这个层面才是最根本的，是“整党”。
要通过整风和整人，在组织上、思想上、路线方针上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实现中共的完全独立，最终完成从“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向一个完全属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过度。
这第四个层面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整风只进行到第二个、第三个层面，把国际派打倒了、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路线否定了就完。但是在党内那种把苏联当成上级，把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成是权威解释，把来自苏联的指示当成是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决定。那么就算这次打倒了王明，过几年党内如果再出现路线斗争，苏联又可以派个“钦差大臣”过来充当最终仲裁者。
而且，苏联这次派王明来干涉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跟以前的干涉有本质区别。以前的干涉出现错误，是因为苏联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但他们跟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为了中国共产党好。是好心办坏事。而这一次的干涉，是因为欧洲战场局势紧张，斯大林希望拉拢蒋介石政府抗日，解除日本在东北对苏联的威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让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交出军权。也就是说，所谓世界无产阶级的最高领袖斯大林，在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选择了前者。我们不能说斯大林这样的选择是错的，但肯定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的。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里面对这个事实轻描淡写，说是王明这个人能力不足，不能从苏联要到军事援助，所以毛泽东利用这种不满来攻击王明。这是很肤浅的。
这不是王明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斯大林的重大战略选择。抗战开始以后，苏联竟然大规模向国民党援助军火，而只向共产党提供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共内部戏称为，“军火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的整风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表面上是本土派向国际派夺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向苏联夺权。前者只需要高层斗争就能实现，后者则必须全面整党，所有党员都要接受这种思想意识的改造。
但是，这第三个和四个层面又不能挑明了说，因为只是追求独立，不是彻底退出统一战线，更不是要跟苏联决裂。日本人还是要打的，苏联的社会主义老大哥地位我们还是要承认的，以后需要帮忙的地方还很多。要给苏联，给斯大林留够面子，总不能直接说斯大林同志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吧。
所以，延安整风在表面上，说是整顿党风文风，看起来像是简单的思想教育工作。实际上，有两条线在暗中展开：
一是全面号召大家要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承认本土派的代表毛泽东在革命中的领袖地位，对以前的错误路线进行全面的批判和清算。让大家充分理解：苏联的指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盲目相信，更不能当成最高权威；
另一个，就是要严格审查抗战以来到延安或者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人员。这些人哪些是冲着共产主义来的，哪些是冲着抗日来的，哪些是国民党的特务，要搞清楚。
因为那个时候国共合作抗日嘛，很多人到延安来或者加入八路军，不是说我信仰共产主义，而是说我要参加抗战。这些人共产党也欢迎，但是具体态度要搞清楚，以
后跟国民党开战了才能区分什么样的人是可以依靠的。此外，由于共产党合法化了，很多以前被国民党抓起来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也给放出来了。这些人当中有谁
是坚持斗争的，哪些是屈服认输的，哪些是变节投降的，都必须要搞清楚。这个工程非常浩大，当时又没有个人档案管理系统，身份证户口本也都没有，只能是你自己写材料，再加上各方面的人给你写证明，互相对照看看有没有撒谎……这中间出现很多差错，很多人觉得自己很无辜，受了很大的委屈，是不可避免的。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作者，就利用这种延安整风的口号和实际做法的差异，大量考证了那些被冤枉的案件，然后扣到毛泽东头上：你看你，口头喊的是整顿学风文风，实际上大搞个人崇拜，对不相信你个人崇拜的人搞政治审查、政治迫害。你要想掌权我们理解，那打倒王明这些人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还要批倒斗臭，把下边的人也搞这么惨？
按照这个逻辑，那毛泽东当然是个坏人，是个大阴谋家、权力狂。但是延安整风实际上要同时完成两大战略任务：
第一，让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本土化政党；
第二，保证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为即将到来的国共战争做好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在战场上死去，还有更多的普通百姓“辗转死于沟壑”。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所要做的事，是扭转乾坤。从这个角度来看，则毛泽东发动这场整风运动，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改造和审查，其严厉程度并不过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