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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干柴汽油，冒出了几个敢玩火的人 |
| | 中国最富的阶层，最富有的官僚集团，仍然会习惯性地认为自己还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阶级斗争”的魔鬼真又从瓶子里放出来了，必然意味著底层造反的动荡时代再次到来。“专政”的铁拳该打击哪个？最富有的人呢，还是最不听话的人？如果不听话的人是穷人，该怎么办？
◆高伐林
曾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主席的英国科学家亚瑟·艾丁顿，讲述过一个寓言：有个人使用一张网眼为3英寸的渔网来研究海洋生物。在接二连三、重复了N次捕捞起标本之后，他慎重地得出了研究结论：所有海洋生物的身长都不小于3英寸。
这个寓言告诉了我们：用什么网眼的渔网，决定了能捕捞到什么样的鱼。
打捞历史时，各人都有自己的一张渔网，像鲁迅笔下的狂人，渔网的网眼是“吃人”；其他人，有的网眼是“革命”，有的网眼是“民主”，还有“科技进步”“个性解放”“文化交融”，乃至“弱肉强食”“礼崩乐坏”……
毛泽东自用的渔网，网眼是“权谋”——余英时教授曾评价：毛“熟读历史，但是完全不相信历史上有什么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权谋机诈一类的东西”、“满眼看去只见到‘脏唐臭汉’”。
但这样一张渔网，毛泽东只能自用，哪能示人？作为领袖，为了统一思想和舆论，他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用一个统一型号的渔网，网眼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语录）
“坚持专政不输理”？
这张渔网，传到了21世纪中国红色翰林院的掌门人王伟光手中。王院长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说：“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万万不可取消，必须坚持、巩固、强大。”
若蒙上刊登的刊物名称和时间，可以说它出自1960年代初的《红旗》，也可以说它出自1970年代中期的《学习与批判》。唯一的区别，只是将“无产阶级专政”改成“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在哪里？“民主”在哪里？他端出的还是一篇半个世纪前的旧稿。或许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历经百年而弥新？
这篇文章立刻被《环球时报》等多家官媒转发，社科院自己的《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密集刊文，力撑其掌门人：《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经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正义的事业》、《人民民主专政与改革开放相辅相成》、《人民民主专政不可须臾离开》……
值得一提的是，10月11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等社团在京举办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座谈会，同一天《红旗文稿》刊出其会长刘润为的《依法治国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点明了这一波“阶级斗争”“专政”攻势的矛头所向：那就是“法治”。“法治”要求一切人包括最高执政集团，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视同仁，这位前《求是》的副总编却说，“如果用法治来否定、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就上了‘普世价值’的当，那法治就会变味，其结果是既得利益者即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占尽便宜，而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吃亏。”
多么熟悉的思路和语言！像不像48年前毛泽东亲笔批改过的“五一六通知”：“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明白了：中共中央宣布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从王伟光到刘润为，他们抢先发表这些言论，就是要影响和牵制这届全会即将讨论的议题、即将做出的决议。
两条道路之争
当今中国有没有阶级？当然有，甚至可以说，阶级分野之深刻、之鲜明，在中国算得上史无前例。
比如，彭博社报导，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70名最富有代表2011年的财富净值，就超过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全部535名议员、美国总统及其内阁成员、九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财富净值的总和！全国人大名副其实地成了“富翁俱乐部”——凡稍微了解一点中国政情的人都知道，人大不过只是橡皮图章，远非权力中枢，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国务院及内阁成员，若将家族财产公开，胡润中国百富榜必将立即大幅改写。
中国研究机构的说法又如何？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高达0.73，1％最富有家庭拥有全中国三分之一财富，25％最贫困家庭拥有财富总量仅1％左右。另一说法，中国亿万富翁逾九成是高干子弟。这不是阶级又是什么？
阶级存在，必然有阶级矛盾和冲突——若处理不当，激烈起来，也可以说“阶级斗争”。中国的劳资纠纷、征地、罢工、群体性事件，不都是阶级冲突？就是眼下的香港占中，也能让人看到阶级冲突的影子。而中国民众要求官员从上到下公布财产，以各种方式揭露权钱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可以说是当前中国阶级矛盾的焦点之一。
阶级和阶级矛盾存在，是大家的共识。问题是怎么对待、怎么解决？
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更尖锐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据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研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虽然存在严重问题，但阶级分野和冲突并不突出，远不如今天这样矛盾尖锐。然而中共创立，立即开始推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毛泽东是中共推动阶级斗争最坚决、最彻底的领导人，也是把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和中国帝王驾驭术融合得最好的革命领袖。在毛泽东眼中，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对中国的农民问题、劳工问题等等所有社会问题，他一概寄希望于通过阶级斗争夺得政权、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得到解决。“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翻身得解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了中国革命的主旋律。毛泽东从60年代初期开始，更逐步将阶级斗争当成“纲”，以此掀起社会更对立、更动荡的系列政治运动。
一生犯过很多错误的孙中山，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倒是难得地头脑冷静。他在最走投无路的1921年12月与苏俄专使马林在桂林见面，虽然对其介绍的苏俄革命和红军建设很有兴趣，但明确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孙中山看来，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不是推动人类文明的动力，相反，阶级斗争破坏人类文明，“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
孙中山这种态度引起列宁震怒和严辞批判，此前列宁发表火药味甚浓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就明确指出必须“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分野，正是后来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之间龃龉不断，最终你死我活的根本原因之一，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两条道路之争。
其结果，我们今天都看到了。信奉阶级斗争学说的共产党击败了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的国民党；随后这套学说却将掌了权的共产党引向惨败，将整个中国——除了国民党统治的台湾——都拖入了旷世浩劫。
阶级斗争学说遗祸深远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今天看来实在是大谬不然；经过列宁的再创造，再加以毛泽东“有中国特色”的发挥，更推到了让马克思也瞠目结舌的地步。
其一，它无限扩大了阶级分析的范围。阶级划分仅仅是观察视角之一、多种网眼的渔网之一，不能仅凭它去打捞丰富多彩、不断发展的全部世界。对人群的划分方式还有多种：国家、民族、肤色、宗教信仰、财产甚至性别。人类历史上各种冲突，国与国之间战争与吞并，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战争，无论次数、规模，还是持续性、灾难性，都盖过了奴隶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工人暴动。远了不说，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怎么能纳入阶级斗争的“网眼”？
其二，它恶性刺激了阶级对抗的烈度。在阶级斗争理论持有者看来，人类社会只要有贫富差距，就必然互相敌视、相互厮杀不已，暴力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其实，社会是对立统一体。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之争、利多利少之争，斗争不是唯一主题，有斗争也有合作。几个世纪以来，经过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多次博弈、磨合，国际上和各国国内，穷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底线被抬高；统治阶层也调整策略，倡导“双赢”。阶级矛盾虽然存在，但并非定要走向斗争，而往往是可以在法律框架下寻求解决的。借用薄熙来和汪洋的“蛋糕之争”的比喻，如何切蛋糕的争执虽然不可避免，但弱势一方总还有蛋糕可吃，随著蛋糕做大，甚至还有盼头。用著名左派评论家冼岩的话来说，这才是一个社会“可持续的正常状态”，而当初的“野蛮资本主义”，其实属于非正常状态。
其三，最严重、最深远的恶果是，它最大化地释放人性恶。阶级斗争理论在各国革命实践中，无不打开潘多拉的盒子，结合本土的负面民族素质，激发了激烈、残暴的兽性。在苏联和中国，夺走了数千万人生命，在朝鲜、柬埔寨、阿富汗、越南、东欧和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千百万人受难。
就中国而言，这种理论指导之下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短短三五十年时间，就颠覆了数千年建设、积累起来的文化传统。掌权者用阶级斗争的烈焰将民众锻造成寒光凛凛的利刃，对穷人、社会底层人士、边缘人士赋予自豪和自信的“天然”资本，暴行成为民众的理直气壮的集体行为，尤其是成为青少年的时尚仪式。任何人，只要被宣判为“阶级敌人”，民众便获得了对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教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的许可令。天天、月月、年年如此灌输“仇恨入心要发芽”，在精神上仇恨就确实发芽、抽条、长叶，绽开血腥的“恶之花”。中国人被阶级斗争理论蛊惑而“大义灭亲”，出现难以计数的子女揭发父母，夫妻相互告发，学生批斗老师，群众侮辱殴打甚至虐杀同事、邻居的事例，道德伦理毁灭殆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均为毛泽东语录），而“对人民的残忍”，自然就意味著自己成了敌人，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那么，惟恐被逐出“自己人”群体、被打入另册，这种恐惧心理，就驱使著人们对被认定的“阶级敌人”加倍残忍。
玩火者自焚
共产党人夺权之后，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化，原本意义上的“剥夺者”已经被剥夺了；后来中共又建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确立了公有制，国内所有人，私人都没有了生产资料，那么自然也就没有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又怎么可能“长期存在”？毛泽东晚年遇到这样的难题，只好“另辟蹊径”：既然难以从经济上划阶级，于是他老人家强词夺理地改从思想上、政治上划，一直到划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
冷藏多年的“阶级斗争”“专政”学说再次出笼，表明了中共当前左右为难的困境。一方面，中共是以阶级斗争起家的，无论成功夺权有多少内外因素，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动员，都肯定是不能忽视的关键。那么，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红色政权历届继承人，都不能放弃这一理论，必须强调“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但另一方面，他们只有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才能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自江泽民不得不提出“三个代表”始，让本应归属资产阶级的民营企业家入党，执政理论已陷入自我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今天如果要强调阶级斗争，那就非得划分阶级、弄清阵线不可，否则敌我友岂不搅成一锅粥？但中国现在除了下岗工人和失去土地、四处打工的农民，还有哪些人敢说自己是“无产阶级”？中国学者张鸣不无讽刺地说过：“这个国家最富的阶层，最富有的官僚集团，仍然会习惯性地认为自己依旧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如今统治中国的衮衮诸公，包括王伟光、刘润为，纵然会复述中共党章冠冕堂皇的定义说党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但他们敢大言不惭地拍胸脯称自己就是“无产阶级”吗？公布自己财产并讲清来源，如何？
这是许多人的疑问：阶级斗争的魔鬼真又从瓶子里放出来了，“专政”的铁拳该打击哪个？最富有的人呢，还是最不听话的人？如果不听话的人是穷人，该怎么办？
这个社会到处都已经是一堆堆的干柴和汽油桶，王伟光、刘润为们却敢划火柴！莫非真的忘了那句古话：玩火者自焚？
（此文为节选，全文原载《新史记》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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