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的博客空间，向各位朋友推荐一篇爱国人士都不喜欢的文章，《西方文明为何崛起？》这篇文章也回答了格丘山博脑中对人种差异的疑问。文章作者：尼尔. 菲格森。

西方文明为什么崛起？

拉塞勒斯的疑问

当肯尼斯·克拉克在他以“文明”命名的电视系列片中定义文明时，他向观众确实地表明了：他所说的文明指西方文明，其中又以从中世纪到19世纪的西欧艺术和建筑为主。在他给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13部影片中，第一部以礼貌但又毫不含糊的姿态藐视拜占庭帝国的拉文纳、凯尔特人生活的赫布里底群岛、海盗挪威，甚至查理曼大帝出生的亚琛。以克拉克对文明这个词的定义看，从罗马帝国崩溃到12世纪文艺复兴之间的黑暗时代，根本就不符合文明时代的标准。文明从沙特尔大教堂的兴建(未完全竣工便于1260年举行了落成典礼)而重焕生机，到他自己生活的曼哈顿摩天大楼直冲云霄的时代，又渐渐有了衰退的迹象。

克拉克这部极为成功的电视系列片首次在英国播放时，我才5岁，这个节目为英语世界的一代人定义了何为文明。那是卢瓦尔河城堡，是佛罗伦萨的宫殿，是西斯廷教堂，也是凡尔赛。从荷兰共和国崇尚的庄严肃穆的建筑内部，到巴洛克热情洋溢的建筑外观，克拉克以一名艺术史学家的身份娓娓道来，将其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音乐和文学不时穿插进来，政治甚至经济素材也偶尔被援引。但很明显，克拉克所言的文明本质是高度的视觉文化。他的主人翁是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杜勒、特纳和德拉克洛瓦。

基于均衡的原则，电视台在该系列片的名称中添加了“个人观点”这样的子标题。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观点的言外之意——在某种程度上说，基督教以前的时代和东方是不开化的——即便从1969年看，这样的看法也值得怀疑。然而，此后40年又过去了，社会越发难以认同克拉克的观点，无论那是否为个人观点(而他略带优越感的令人讨厌的态度，就更没人接受了)。在本书中，我将提出更有相对性的、更宽泛的看法，我的目标是抛开那趾高气扬的架势，以务实的态度展开探索。我所谓的文明不仅涉及建筑飞拱，还体现在排水管道上(不要认为后者没有前者重要)，因为没有高效的公共排水管道，河流和水井就会成为霍乱弧菌的温床，城市也会因之变成死亡陷阱。无须辩护的是，我对艺术作品的文化价值与对艺术作品的价格一样感兴趣。在我看来，文明不仅涵盖少数一流艺廊中的作品，还包括比这多得多的内容。文明是高度成熟的人类组织。文明所涵盖的绘画、雕塑、建筑领域的成就，固然吸引眼球，引人注目，但是，如果我们对创造文明、发展发明、资助推动文明——及保留文明供我们顶礼膜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缺乏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们也难以理解文明的含义。

“civilization”(文明)是个法语词，1752年法国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首次使用，4年后，法国大革命之父维克多·里凯特米拉波侯爵首次在出版物中使用该词。正如本节前面所述，塞缪尔·约翰逊倾向于“civility”，而不会接受“civilization”这个派生新词。对约翰逊而言，如果“野蛮”有反义词，那么他在伦敦如此惬意地享受的城市生活(虽然有时也缺乏教养)便是了。一种文明，正如该词词源所表明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所以从很多方面看，城市正是本书的主人翁。但是城市的法律(民事或其他)与其城墙一样重要，城市的体系和惯例——其居民的生活方式(民间或其他)——与其宫殿一样重要。文明涉及艺术家的顶楼，更关乎科学家的实验室。文明涉及风景画，更离不开土地所有制形式。文明的高低不仅仅是以美学成就来衡量的，而且，毫无疑问更为重要的是，还以其居民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来判断。生活质量问题涉及诸多方面，不是所有方面都可以容易地加以量化。我们或许可以推测15世纪时全球各地居民的人均收入，或推测出他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但他们的舒适度又如何呢?清洁度、幸福度呢?他们拥有多少衣服?他们每天得工作多少小时?他们用工资能买回什么样的食物?艺术品本身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关线索，但无法就此类问题给出答案。

然而，很明显，一个城市不足以成就人类文明。文明是唯一的、最大的人类组织，虽然没有帝国的组织程度高，但比一个帝国版图更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文明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在应对获取食宿、抵御外敌时所作出的行为反应，但它也包含了文化习俗的特征，该文化特征常常但不一定表现为宗教形式，常常但又并不一定为共同语言。文明为数不多，但并非相隔千山万水。卡罗尔·奎格利列举过10000年来的几十种文明。在现代世界之前，阿达·博兹曼只发现了5种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马图·梅尔克总共列举了12种文明，其中有7种已消失(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其中5种延续至今(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什穆埃尔·埃森施塔特列举了6种文明，包括犹太文明。这几种文明像它们各自与其周边环境相互影响一样互动演进，构成了推动历史变革的最重要原因。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时最引人关注的是，尽管外部因素繁多，但真正的文明似乎可以长时期保持自我的本色。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言：“事实上，文明是所有历史中最为悠久的……一种文明……可以历经经济或社会的频繁变化而持久不衰。”

西方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

如果身处1411年，你可以环游全球，那么你极有可能为东方文明的生活方式而感叹。当时，明朝的紫禁城正在施工建设，同时，重新开启和改善大运河的项目已经启动：在近东地区，奥斯曼正在对康斯坦丁堡实施合围，并最终于1453年攻克了这个城市。拜占庭帝国正在苟延残喘。1405年，枭雄帖木儿(跛子帖木儿)已清除了来自中亚的嗜杀游牧民族经常性的威胁——这是文明的对立面。对于中国明朝的永乐皇帝和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二世而言，未来是光明的。

相比较而言，1411年的西欧可能会让你惊讶：难以忍受的落后状态，正从猖獗的黑死病瘟疫中逐渐恢复。1347~1351年，黑死病一路向东泛滥，导致了人口规模的减半。而且，西欧仍然饱受恶劣的卫生条件之害，战争似乎永无停息之日。在英国，麻风病国王亨利四世谋杀时运不佳的理查二世得手，推翻了他的统治，成功地坐上了国王宝座。法国陷于内战，勃艮第公爵的追随者和被谋杀的奥尔良公爵的追随者相互大开杀戒。英法百年大战正要重启战火。西欧其他不得消停的王国，如阿拉贡、卡斯提尔、纳瓦拉、葡萄牙、苏格兰，情形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穆斯林仍然统治着格拉纳达。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在被英国海盗劫持后，还被关押在英格兰的监狱里。事实上，当时欧洲最繁荣的地区是意大利北部的城邦：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锡耶纳和威尼斯。至于15世纪的北美洲，倘若与中美和南美的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文明——神殿高耸，道路向天际延伸——相比，那完全是混乱无序的蛮荒时代。在结束你的环球之旅后，如果此前你还认为西方可能会在接下来长达500年中主导世界，那么在此刻，这种观念会被逐渐抛弃——那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幻想罢了。

然而，幻想成了现实。

基于某种原因，从15世纪末期开始，西欧的那些小城市在从拉丁语(还有一点希腊语)借来那些不纯的语言，以拿撒勒居住的犹太人的教义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并从东方数学、天文学和科技中汲取知识后，催生了一种文明，而这种文明不仅能征服伟大的东方帝国，使非洲、美洲和澳大拉西亚屈服，而且能使遍及全球的民族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的成功，与其说是通过血与剑，不如说是语言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也有人对上述观点持有异议，他们认为，所有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平等的，西方不能自认为自己占支配地位，比如具有欧亚大陆东部所没有的优势。但是，我们可以论证，这种相对主义观点是荒唐可笑的。此前没有文明曾取得过犹如西方主导世界这样的统治地位。1500年，欧洲未来的帝国列强占据的世界陆地面积不足5%，人口至多只占全球人口规模的16%。到1913年时，11个欧洲帝国控制的版图及其人口规模接近所有陆地面积及总人口的3/5，而且其经济总产值在全球经济总产值的占比接近3/4(达到令人惊叹的74%)。英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接近印度人的两倍。西方更高的生活水准即体现在更好的食物上，农业劳动者的情形也一样;也反映在更高的身材上，即使普通士兵和罪犯也不例外。我们已经看到，文明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以这个标准衡量，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1500年，就我们能得出的最佳结论看，全球最大的城市是北京，人口规模达60万~70万。当时全球最大的10个城市中，只有一个(巴黎)是欧洲城市，其人口规模少于20万。然而，到1990年，情形发生了惊人的大逆转。那时全球最大的10大城市中，只有一个城市在亚洲，那就是东京。伦敦当时的人口规模为650万，是全球超级大城市。西方主导世界的情形也没有以逐渐衰落及欧洲帝国的崩溃而收场。美国的崛起见证了东西方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到1990年时，普通美国人比普通中国人富裕73倍。

此外，日益明显的事实是，在20世纪下半叶，东方社会要想缩小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唯一的方式便是效仿日本，部分采用(虽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体制和运作模式。结果，西方文明便逐渐成为一种模版，世界其他地方都渴望以其方式实施组织管理。可以肯定，在1945年前，全球存在多种发展模式——如果利用计算机知识打个比方，即操作系统——可供非西方社会采用。但是最有吸引力的模式都起源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苏维埃共产主义。

毫无疑问，紧跟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也探讨过以亚洲经济模式应对危机的办法。但是，就连最热心的文化相对论者也未建议，我们该回到中国明朝时代的体制。当前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倡导者之间的争论，说到底，是可识别的西方思想派别之间的争论：亚当·斯密的追随者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信徒，还有少数仍然坚持追随卡尔·马克思的忠诚死硬派之间的争论。这3个人的出生地——克科底、牛津和特里尔，不言自明地说明了问题。在实践中，世界大部分地区现在都已融入西方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如斯密所提出的，市场确定大多数的价格，决定货物的流动和劳动分工，但政府扮演了一种接近于凯恩斯所设想的角色：出手干预市场，试图平缓商业周期、减少收入不平等。

对于非经济体制而言，则没有值得争论的。在全球各地，大学机制都在向西方标准靠拢。医疗科学组织管理方式一样，从秘密研发直到第一线的健康护理莫不如此。如今大多数人都接受了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所揭示的伟大科学真理，即使不认同这些真理，他们在发现流感或支气管炎的症状时，也会急切地寻求西药的治疗。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在持续抵制西方营销和消费模式的侵入及西方生活方式本身。越来越多的人吃的是西方食物，穿的是西式服装，住的西方风格的居所。就连西方所特有的工作方式——每周工作五到六天，朝九晚五，每年享受两到三个星期的假期——也渐渐成为通行的模式。同时，西方传教士竭尽全力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信仰，已为1/3的全球人口所接受，并在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产生了可观的效果。甚至连西方所开创的无神论思想，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每过一年，就有更多的人像我们这样购物、学习，像我们这样保持(或不顾)健康、祈祷(或不祈祷)。汉堡、本生灯、邦迪、棒球帽和《圣经》：不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无法轻而易举地避开这些。只有政治体制领域才存在巨大的全球差异。

所以说，提出西方文明的崛起是耶稣之后第二个千年的下半叶唯一最重要的历史现象的，既不是“欧洲中心论”，也不是(与之对立的)“东方中心论”。这是不言自明的观点，而此中的难题在于这是如何发生的。在15世纪后，西欧文明实力超过了从外面看来更具优势的东方帝国，此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很明显，仅靠西斯廷大教堂之美是没法给予充分解释的。

这个问题表象的回答是(如果不叫赘述的话)，西方以其帝国主义扩张性统治了全球。如今，对于很多人而言，提到欧洲帝国列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仍然情绪激动，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论及罪行，这显然是事实，而且，本书也并没有剔除这些内容。同样明显的是，不同的殖民形式——通过殖民地还是强取豪夺，导致的长期后果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从历史角度看，帝国并不能就西方统治世界给出充分的解释。在被马列主义所谴责的帝国主义出现很久以前，世界上就存在过很多帝国。事实上，16世纪见证了大量的亚洲帝国崛起，实力显著提升，版图大面积扩张。同时，查理五世所构想的版图从西班牙直到低地国家的大哈布斯堡帝国的扩张事业失败后，欧洲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宗教改革引发了一个多世纪的围绕宗教开展的战争。

对于16世纪的旅行者而言，他们几乎无法忽略其所见证的与西欧截然不同的情形。除了安娜卡利亚、埃及、阿老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和也门，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版图范围延伸至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并于1529年兵临维也纳城门。更靠近东方的地区，阿拔斯一世统治下的萨法维帝国(1587~1629年)将版图从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一路扩张，直到坎大哈;而从德里到孟加拉的印度北部则在伟大的莫卧尔皇帝阿克巴(1556~1620年)的统治之下。中国明朝有了长城的保护，似乎格外安全、平静。在万历皇帝(1572~1620年)宫殿觐见的西方来访者，几乎没人会预见到，在万历皇帝死后不到30年，这个王朝就倾覆了。弗兰德外交使节——将郁金香从土耳其移植到荷兰的那个人——在自己撰写的从16世纪5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开始记叙的传记中，曾忐忑不安地将西方四分五裂的状态与奥斯曼帝国“巨大的财富”作了一番比较。

不错，16世纪时，西方在海外的活动紧张而繁忙。但是，对于伟大的东方帝国而言，葡萄牙和荷兰船员的所作所为似乎恰好是文明承载者的对立面;如果说得难听些，那么他们纯粹是威胁着“中部王国”的最新出现的野蛮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比倭寇散发的味道更恶臭。然而，除了印度纺织品和中国陶瓷品的上乘质量外，亚洲还有什么让西方人着迷呢?

直到1683年，奥斯曼麾下的一支军队兵临维也纳——当时是哈布斯堡帝国的首府——城下，并坚持要求该城的人投降且皈依伊斯兰教。仅在围攻解除之后，基督教世界才开始通过朝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巴尔干半岛，慢慢地削弱奥斯曼在中欧和东欧的势力，而且，所有欧洲帝国都是在很多年后才能与东方帝国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的。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局面在其他地方形成的时间甚至更晚。南北美洲之间的物质差距，直到19世纪才牢固地建立，而非洲大多数地区，除了少数几条海岸线外，也是直到20世纪早期才被欧洲人所征服。

如果西方主导世界的现象没法用这种滥用的老提法来解释，那么，这纯粹是——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好运使然吗?导致东西大分流发生的，是欧亚大陆西方板块的地理或气候吗?西方人难道得到了命运的眷顾，因而能跌跌撞撞地穿过最适合栽种富含热量的蔗糖的加勒比群岛?难道说“新世界”为欧洲提供了中国所没有的“鬼地”?难道仅仅是墨菲法则在发生作用，使中国的煤炭储藏比欧洲的难以挖掘和运输?抑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掉进“高度平衡陷阱”，难以自拔，认为耕作者有能力为规模巨大的人口提供生存所需的足够粮食?还有人认为，英国之所以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其恶劣的卫生条件和疾病导致大多数英国人的寿命很短，结果富裕群体和有进取心的少数便具备了传播其基因的更好机遇，果真如此吗?

不朽的英国词典编纂者塞缪尔·约翰逊对西方主导世界的所有可能的解释都持反对观点。在于1759年出版的《拉塞勒斯王子的故事》中，他笔下的拉塞勒斯王子如此问道：

欧洲人……为何能如此强大?他们为什么能如此轻易地踏足于亚洲和非洲，进行贸易或征服?亚洲人和非洲人为什么不能入侵他们的海岸线，在他们的港口设立殖民地，将法令加诸他们的王室?让他们回家的风同样可以将我们带向哪里。

哲学家埃米莱科是如此回答的：

先生，他们比我们更强大，因为他们更博学;知识将永远驾驭无知，如人类支配其他动物一样。但是，对于他们的知识为什么多于我们的问题，除了无以解释的上帝意志赐予外，我不知道能给出什么其他原因。

如果知识能给人们提供航行船舰、挖掘矿藏、发射枪炮和治疗疾病的更佳方式，那么知识的确就是力量。但在事实上，这是西方人比其他人博学的原因吗?或许，1759年之前，情形确实如此;1650年后大约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科技革新几乎全起源于西方。那么1500年时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科技、印度数学和阿拉伯天文学数世纪来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

那么，难道是更模糊的文化差异为西方人提供了必要素质，使之跳跃前进，将其对手抛在身后?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论点。这种论点有多种变体，如中世纪英国人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从英国农民的遗嘱，到地中海商人的账簿，再到皇宫礼仪准则，凡此种种都成了史学家寻求证据的来源。戴维·兰德斯在所著的《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中提出了文化方面的原因。他认为，西欧在推动独立探究知识、发展科学验证方法、展开理性研究并加以传播方面处于世界前列。然而，他也承认，要使这种模式兴盛繁荣，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金融中介及良好的政府。情形越发明显：其关键在于机制。

毫无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说，机制也是文化的产物。但是，因为机制固定了一套标准，机制通常使文化保持自我本色，决定着文化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行为，而非相反。

在1500年，欧亚大陆东西两边几乎不存在真正深刻的差异，对此，当今很多史学家都会认同。两地都较早地采用了农业、市场交换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体制，但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机制差异。在中国，统一的大帝国根基一直在加强，而欧洲的政治却始终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在《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 and Steel)一书中，贾德·戴蒙阐释了欧亚大陆始终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但是，直到他撰写论文《如何致富》(1999年)，才给出了欧亚大陆一边领先于另一边这个问题的原因。他的答案是，在欧亚大陆平原上，统一的东方帝国妨碍了创新，而在河流遍布、多山的欧亚大陆西部，多个君主和城邦则进行着富有创意的竞争和沟通。

这个答案值得注意。不过，还不充分。只要看看标题为“战争的苦难”的铜版画就有大致概念了。这是洛林地区艺术家雅克·卡洛于17世纪30年代所出版的铜版画，似乎是在提醒世界其他地区宗教冲突的危险所在。17世纪上半叶，欧洲小国内部及之间的竞争是灾难性的，不仅使中欧大片地区的人口剧烈减少，还将不列颠群岛拖入了长期的、消耗实力的冲突中，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政治分裂通常就具有这种效应。如果对此持怀疑态度，问问前南斯拉夫的居民就知道了。毫无疑问，竞争肯定是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中所不能不提到的，但竞争不是全部内容。

在本书中，我想阐释的是，致使西方与东方地位截然相反的因素——全球霸权的主要原因——在于6种可确认的结合了体制及相关理念和行为的全新结合体。基于简明阐释的考虑，我在以下6个标题中予以概括：

1.竞争

2.科学

3.财产权

4.医学

5.消费社会

6.工作伦理

以当今计算机化语言来讲，在欧亚大陆的西方，少部分人口之所以能在500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中统治全球，是因为有6种杀手级应用程序在运转。

现在，在你愤怒提笔写信驳斥我，认为我忽略了西方主导全球原因的某些至关重要的因素——比如资本主义或民主(或就此而论，枪炮、微生物和钢铁)——之前，请阅读以下给出的简明扼要的定义：

1.竞争——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分散，既给主权国家又给资本主义制度搭建了发射台。

2.科学——研究、理解并最终改造自然世界的方法(此外还有其他原因)，使西方具备了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大军事优势。

3.财产权——以法治作为保护私人业主，并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的方式，为最为稳定的代议制政府提供了基础。

4.医学——有了科学的这种分支，使西方社会(之后又使其殖民地)在医疗卫生和人口预期寿命方面有了重大提升。

5.消费社会——在这种物质生活模式中，生产、购买服装和其他消费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种模式，工业革命将无法持续开展。

6.工作伦理——从基督新教(还有其他来源)发展而来的活动模式和道德框架，为程序1至程序5所创建的存在潜在不稳的动态社会提供了黏合剂。

请别误解，这不是又一个能自圆其说的“西方胜利论”。我想阐释的是，西方之所以征服、殖民如此广阔的世界其他地区，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具有的优势，西方劲敌偶然的劣势也是一大原因。比如，17世纪40年代，中国明朝治下，财政和货币发生危机，气候变化，传染病大肆传播，民不聊生，农民揭竿而起，明朝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这一切与西方无关。同样，奥斯曼帝国政治和军力上的式微更多是因为内部问题，而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在南美情形逐渐恶化之际，北美的政治体制却在蓬勃发展;但是，西蒙·玻利瓦尔没能在拉丁美洲创建美利坚合众国却不是那些外国佬(gringo)的错误。

关键问题在于，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是体制性的。西方赶超了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不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西欧都存在更强的竞争力。澳大利亚、普鲁士甚至还有俄国，政府管理和军事效率日益上升，因为催生科学革命的网络是在基督教世界中出现的，而不是在伊斯兰世界中。北美洲以前的殖民地比南美洲的殖民地干得好多了，其原因在于，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建立了一整套与南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的截然不同的财产权和政治代议体系。(北方实施的是“开放的秩序”，而不是以满足追逐租金的极少数精英利益的封闭式秩序。)欧洲帝国之所以能渗透非洲，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马克沁机枪，还因为他们研制出非洲人也难以抵抗的热带疾病的疫苗。

同样，西方更早进行的工业化反映了其体制上的优势：早在蒸汽动力或工厂体系到来并传播之前，不列颠群岛就有发展为大众消费社会的可能性。即便当工业技术几乎可为全球国家所采用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事实上，其差距还进一步拉大了。欧洲人或北美人配备了全标准化的棉纺和织布机，因而也就能以更高的生产效率工作，他们的资本家雇主也能更迅速地积累财富，这是其东方对手所无法企及的。对公共卫生和公众教育的投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在缺乏此类投资的地方，人们仍然过着贫穷的生活。本书的主旨便是探讨这些差异：为什么存在，又为什么如此重要?

截至目前，我或多或少都是在随意地使用“西方”和“东方”这样的词。问题是，我所说的“西方文明”究竟指什么，或到底在哪里呢?战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白种新教徒男性，在某种意义上本能地将西方(也称为“自由世界”)的范围限制于相对狭窄的走廊——(毫无疑问)起始于伦敦，经来克星敦、马萨诸塞，又(可能)从斯特拉斯堡到旧金山。1945年，从战场上开始，西方的第一语言便是英语，其次是结结巴巴咳出来的法语。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欧洲融合成功完成后，西方俱乐部的规模日益扩大。低地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和西班牙都属于西方，而由于我们持续地享受着古希腊哲学带给我们的恩泽，再加上近期希腊从欧盟欠下的更多的债务，希腊当然也属于西方的一员，尽管希腊后来才皈依东正教。

关于西方文明的另一个困惑是，四分五裂似乎是其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2000年来临之初，很多美国评论人因为“逐渐变宽的大西洋”——“冷战”时期将美国和西欧同盟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价值观正日益破裂——而牢骚满腹。在亨利·基辛格担任美国国务卿时，当美国政治家希望与欧洲对话时，他该给谁打电话的问题如果比以前更明确了的话，那么，如今谁代表西方文明拿起话筒沟通的问题则更难回答了。然而，美国和“老欧洲“之间目前的裂痕，与过去它们在宗教、意识形态，甚至在文明本身的意义上的鸿沟相比，其程度还较轻，关系还算和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声称自己是为更高层次的文化而战，是为了抗击俗气的、强调物质主义的英法文明(文化与文明的区分是由包括托马斯·曼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内的学者所作出的)。但是，德国在战争第一阶段焚烧鲁汶大学图书馆并即刻处死比利时平民的做法，是难以调和这两种文明的。而英国宣传者反过来将德国人贬为为文明社会所不容的“野蛮人”，并将这场战争称为获取自由奖章的“捍卫文明的大战”。如今，我们对“西方”整体文明的探讨，比在1918年时探讨来得更有意义吗?

而且，西方文明似乎也对自身失去了信心。从1963年斯坦福大学开始，不断有知名大学停止为大学在校生开设经典的“西方文明”历史课程。中学也一样，西方崛起的宏大历史也逐渐遭遇冷落。“得益于”教育学者以“新历史”之名提升“历史技能”而非灌输知识的狂热，再加上教学大纲改革流程所造成的预期之外的后果，太多的英国中学生中学毕业时，竟然只知道一些毫无关联的西方历史片段：亨利八世和希特勒，还了解一点儿有关小马丁·路德金的历史。针对一所知名英国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展开的调查表明，只有34%的学生知道(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英国君主是谁;只有31%的人知道布尔战争的地点；只有16%的人知道指挥滑铁卢战役的英军指挥官是谁(认为是尼尔森而非威灵顿的人数比例比知道的多一倍)；而且，只有11%的人能说出19世纪的任何一个英国首相的名字。在对11~18岁的英国少年所进行的类似调查中，17%的人认为克伦威尔参加了黑斯廷斯战役，有25%的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哪个世纪搞错了。此外，在说英语的世界，认为他们该学习的是其他而非自己的文化的人大有人在。1977年随航海家宇宙飞行器被送往外太空的音乐样本，特别录制了27支音乐，其中仅10首出自西方作曲家之手，其中，不仅包括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还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查克·贝里和盲人威利·约翰逊。大英博物馆馆长于2010年主持了“从100件物品中”看世界历史的节目，那100件物品中仅有30多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