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Intel到Zynga: 如何構建企業社會責任指標CSRI？

昨天，我們終於完成了英特爾人權對話系列的最後一次會議。由於對話歷時三、四個月之久（要等待公司各部門的反饋），有一些外部專家沒能自始至終參與，也有一些人因為所代表組織的性質（如聯合國全球協定UN Global Compact官員）沒有積極諫言，Sklar律師和我這兩個“始作俑者”從“英特爾人權原則”、“員工規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遣詞造句、privacy by design（開發設計時就考慮到隱私因素）等、到推動中國從列寧主義一黨專政向社會民主主義模式轉型的“社會創新”這樣的長期戰略，講得比較多，不知道英特爾最終如何修訂人權政策。總的來說，我個人覺得英特爾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已經比別的公司走在前面，對於是否繼續介入新的政策的實施，不準備再施加壓力。我更關注如何進一步推廣經驗，幫助別的公司。自然地，我開始建立一個計量加實地調查的社會模型，給每個公開上市的公司評定其企業社會責任指標CSRI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英特爾CSRI大致會在A與B之間。

與老牌的英特爾帝國相比，Zynga是一家去年剛上市的網上“社會遊戲”公司，主要依賴上個月剛上市的Facebook臉書公司的用戶帳號收款，但發展迅猛，2007年成立以來，已經有近3千員工、十億美元營業額，成為這個行業的主角。不過，與臉書類似，它的股票一蹶不振（其中的一個原因是CEO的貪婪），今天召開首次股東大會，以6.05收場（最高時達到15.91）。

我提前趕到舊金山市中心的Marriot Marquis旅店會場，辦理登記後在麥克風邊上的位子坐下，迅速瀏覽會議規則，感受到公司的緊張。大約有五十來名股東和二十來名公司人員出席，主持會議的秘書長一方面強調會議的程序有效，同時儘快宣布正式會議結束，才讓股東提問。我第一個發言，指出剛才CEO介紹公司的國際發展（28種語言、18種貨幣等），公司的2011年報告也比較客觀地列舉了“擴展國際市場面臨的政治等風險”（13頁）、“數據隱私”擔憂（17頁）、“個人信息”管制（18頁）、“中國政府不容許臉書進入中國”（19頁）等人權、社會課題，卻沒有一個公共或社會政策部門來應對這方面的複雜挑戰。現有的“任命與企業治理委員會”實際上只管任命、挑選董事會。秘書長簡短地回覆說公司有人負責政府關係。我表示願意以自己的經驗幫助公司，會後再直接交換意見。後來又有四個股東就臉書和股價下跌提問，基本上被財務長用專業性詞彙打發掉了。其實，公司的股份被分為ABC三級，而C級專為CEO（創始人）一個人設計擁有，比備受批判的新聞集團、谷歌的AB二級股份結構更不合理，可惜我已經沒有權利再提問了。

會後，我像以往那樣，在大廳里端着飲料慢慢品嘗，觀察董事會成員們如何表現。他們沒有一個人過來與股東交流。看來，他們有點心虛。我走過去，準備去與秘書長交換名片，卻被一位女士攔住，把我介紹給另一個男士。他是VP of Customer Service顧客服務副總，級別和職能都不合適。他說會轉達我的電子郵件提議。在進一步計算之前，我感到Zynga的CSRI大致在C和D之間。

自從我1992年得到“經驗社會學與社會調查法”專業的學位卻被日本和中國政府趕出由金錢和權力控制的“學術界”以來，已經對美國、日本、中國的二十幾家公司的社會政策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親身調查，積累了足夠的社會數據。我創建中國社會學的理想並沒有被1989年當代中日關係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完全葬送，現在，通過政策比較，設立企業社會責任指標，把全球化局勢下的公司治理納入普遍的全球性的社會政策框架，是繼續對美日同盟的案例分析，把公共政策研究確立為一門社會科學的又一個嘗試。我也期待與世界上類似的機構（如UN Global Compact）交流、合作，以“全球社會契約”的方式共同解決全球性的人權、債務、失業、環境、戰爭等問題。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2年6月8日]